上海，被笼罩在一层神秘而透明的光辉里，各式各样的建筑物都把最细致的轮廓，以不常见的清晰度显露出来。这一切告诉人们，炎夏悄悄地溜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秋高气爽季节已经到来。
周伟龙的总指挥部与所属的淞沪行动总队，同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海格路丁香花园左侧不远的、一座用青砖砌成的高墙围着的两层楼房里。因此，平日总指挥部除了一个直属侦破连和一个直属警卫连，没有别的武装。这里除了两层楼的主房以外，还有临时用竹木黄泥为材料建成的几座平房，作为营房、军火库、车库和厨房。总指挥部设在第二楼，各个门楣上钉着写有“总指挥办公室”、“秘书部”、“侦破部”、“警卫部”、“联络部”、“行动部”等字样的木牌。只有靠东头三间房子的门楣上没有木牌，那是周伟龙的会客室、卧室和餐厅。
九月十七日上午九点左右，周伟龙由姨太太朱俐玲陪伴吸了两杆鸦片烟，顿觉精力充沛。他今年四十二岁，中等身材，由于贪色和嗜好鸦片烟，脸上的肌肉少肤色黄，望着他那两只下陷的眼睛，使人想起暗森森的湖沼，那里面似乎盛载着无穷的思想，使人无法看透它，也无法深入地走进周伟龙的思想领域。昨天傍晚时，周伟龙看了《中华日报》上那则杨卓夫率部投靠汪精卫的报道，又气又急，一夜没有睡好。现在吸过鸦片烟，加之早餐喝了两杯酒，似乎什么苦闷和烦恼都忘却了。他吹熄搁在床上的茶油灯，浑身轻松地从床上坐起来，从朱俐玲手中接过浓茶，喝了一口，在嘴里漱了好一阵，才咕噜咽下去，然后舒展一下两条胳膊，穿上军装，嘴里低声哼着谁也听不懂的无名小调，准备去总指挥办公室处理公务。
他正要走，秘书主任曹浩生来了，轻轻报告说：“周总指挥！杨卓夫来了，他要求见您哩！”
周伟龙像一只惊弓之鸟，满脸恐怖，他的一颗心陡然提到嗓子眼里，久久没有落到实处。顿时，许多一时理不清的问题，乱麻似的塞进脑海。是的，已经叛变的杨卓夫，干什么来了？他好一阵才镇静过来，问道：
“杨卓夫现在哪里？与他一道来的有几个人？”
“报告总指挥！”曹浩生说，“他是独自一人来的，我让他在一楼接待室休息。”
“我不见他！当然，想到他跟我几年的交情，也不打算逮捕他！戴局长要追查，我承担责任。请曹主任通知杨卓夫，要他赶快离开这里。”周伟龙的眼睛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他只说“交情”，因为他过去在军统，如今在忠义救国军的上下左右，都隐瞒了自己与杨卓夫的亲表兄弟关系。
这也是一种处世之道。周伟龙这么一遮掩，他对杨卓夫的褒扬，提升，包庇，就成为公事，公心，公道了。
可不是！曹浩生听周伟龙这么一说，对他肃然起敬，认为他是个勇于承担责任，宽宏大量的好长官。他以为周伟龙在气头上，就委婉地劝说道：“我的意见，杨卓夫既然已经来了，总指挥不妨接见他，看他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是的，杨卓夫绝不会无缘无故来。”朱俐玲沉思着说，“他是总指挥的老部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想必是对忠义救国军有利他才敢来。”于是，周伟龙在他的会客室单独接见杨卓夫。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你这个败类，一枪未开，就把我的四千人枪丢得干干净净，又投靠了汪兆铭汉奸集团，竟然还有脸来见我！”周伟龙连招呼都没有打，也没有请杨卓夫坐下，就放连珠炮似的骂开了！
“我实在对不起周总指挥和戴局长！”杨卓夫垂首立正站在周伟龙面前。他见隔壁秘书部有人，没有称“表哥”。杨卓夫连骂带说，把责任统统推到廖汉章身上，又说了说他那个假投降的设想，然后显得痛苦而又懊悔地说：“只怪我看错了人，用错了人，让廖汉章当了侦破连长！”
“我也看错了你，用错了你，不该让你当了苏常行动总队队长！”周伟龙越说越生气，七窍已经冒烟了，“亏你杨卓夫还有脸面活在人世上！要是我周伟龙，早就投河自尽了！”他的声音很高昂，有意让隔壁的下属们听清楚。
“如果我真的死了，就没有人来给你送信了！”杨卓夫喃喃地低语着。“送什么信？”周伟龙一阵愣怔，意识到将有个严肃的问题摆在自己面前，心情是沉沉的，但声音是轻轻的。杨卓夫从贴胸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向前迈出三步，把信递给端坐在皮沙发上的周伟龙，自己也找个座位坐下来。
周伟龙双手抖索着拆开信封，又用抖索着的心阅读信的内容。他看完信，心中无限痛苦，泪水一串串流下来，大有要哭个昏天黑地之势。他真想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他也被恐怖笼罩着，感到自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完了。
猛地，周伟龙像头发怒的雄狮那样暴跳起来，伸手给杨卓夫几记清脆的耳光，咬牙切齿地骂道：“要不是你为了讨好汪兆铭集团，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父母的详细地址！”当然，声音仍然是轻轻的。
“不是我……”杨卓夫申辩说。
“不论你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反正我信不过你！你滚，你滚，你赶快离开这里！”周伟龙没等杨卓夫把话说完，又把嗓子提高了，说罢冲出门去，径直来到他的卧室。
“总指挥，周总指挥！你听我把话说完！”杨卓夫边喊边跟上去，他自然明白事情已经涉及到机密问题，周伟龙有意调换房间，因为他的卧室距离秘书部有三间房子。杨卓夫走了几步，觉得嘴里有股咸腥味，张口一吐，殷红红的。他摸着被打破内壁的腮帮子，来到周伟龙面前，嘴里那咸腥味又冒出来，又吐了两口。
朱俐玲见了，送来一杯清水让杨卓夫漱漱口，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卧室。
“表哥！你听我说，舅父舅母的住址是唐惠民说出来的。”杨卓夫压低声音说，“唐惠民与重庆的秘密联系已经败露了，他为了表功，把两位老人的住址告诉周佛海。这是我去南京前五天的事，汪兆铭他们早就把眼睛盯着你了。”
杨卓夫说的全是谎言。原来，十四日上午，汪精卫和周佛海接见杨卓夫和刘淑珊时，杨卓夫一反常态，没等汪精卫开口，就主动提出瓦解忠义救国军的问题。他说周伟龙的总指挥部与淞沪行动总队在一起，身边有五千部队，在总指挥部很难把周伟龙抓到手，他说周伟龙很孝顺父母，可以派人去上海北郊杨木汇周伟龙父母的临时住址，花钱买通在周家做勤杂工的男佣人，让他给周伟龙报信，说周伟龙的父亲患了重病，把周伟龙骗到杨木汇去。因为周伟龙每次去杨木汇看望父母都在晚上十二点左右，每次的随从卫兵只有十来个人，很好对付。汪精卫想了想，认为与其这样做，还不如派人把周伟龙的父母抓到南京，迫使周伟龙的父亲给周伟龙写信，让周伟龙乖乖地来南京。
昨天下午五点，周伟龙的父母就被抓来南京，为了不让周家的男佣人给周伟龙报信，也一道被抓来了。周伟龙的父亲原是一位教经馆的私塾先生，虽然年过古稀，但身体还很硬朗，他想到自己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事，显得很坦然。周伟龙的母亲则不然，她患支气管炎，身体虚弱，老是咳嗽，又一个劲地哭。晚饭后，汪精卫和周佛海由杨卓夫陪同接见了两个老人，经过近一个小时巧言令色地劝说，周母也不哭了，周老先生高兴地用半文半白的文笔给儿子写信。
伟龙吾儿：汝阅读此函，切勿自相惊扰。余与汝母平安无恙，且受诸多之优待，岂不饮醇自醉乎！尤南京政府首脑耳提面命，以春风风人之言词诲人，余刻骨铭心矣！兹修书数行，望汝速来金陵，与中日和平运动诸领袖面晤，共商救亡图存之大计。能如愿，实乃吾儿之大幸，周氏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愿汝念余老牛舐犊之情，效近悦远来之士，立即启程。是嘱。
父示
九月十六夜
周伟龙将信连读两遍，文风笔迹确是父亲所写。他读完信，虽然感到有片刻的安慰，但转瞬即逝，留下的是如同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在他的思想感情中，信中的词句只有“老牛舐犊”四个字最能打动他的心。他想起自己在父亲设立的私塾学堂读书时，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九口，很少吃荤菜，但每餐都让他吃几片肉或一个鸡蛋，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考上初中时，家里付不起学费，父亲只好把朋友送的一件羊皮袄卖掉，母亲把娘家陪嫁的一只立拒卖掉，才把学费凑足，他想起自己考上息烽特工人员训练班时没有路费，父亲向五里外的一个财主借钱被狗咬伤左腿，摘几片树叶，扯几根茅草，将伤口胡乱地包扎一下，撑根树桠枝赶回家，把钱往他手里一塞，就昏倒在地上……周伟龙感到自己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蕴藏着父母的一片深情，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父母的血液，而且是父母受贫困生活折磨的珍贵无比的血液。
周伟龙越想越痛苦，随即又陷于重重矛盾中。一忽儿，他感到对不起父母，他们只因为养育了他这个儿子，才受到这次恐吓和委屈；一忽儿，他又感到问心无愧，自从自己拿薪俸以来，在经济上尽可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要。他时而感到父亲受了骗，在信中写了那些糊涂话，实在不应该；时而又感到父亲在种种恫吓和威胁下写的信，是出于不得已，可以原谅。他极不愿意去南京，但又巴不得马上见到受软禁的父母亲。他十分害怕与汪精卫见面，但又很想早点知道汪精卫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总之，周伟龙失魂落魄，思绪纷繁，心乱如麻。他缓缓起身走向杨卓夫，声音颤抖地说：“你必须向我说真话，我父母亲真的安全无恙？”“一点不假，表哥！”杨卓夫正经地说，“汪兆铭和周佛海要我与他们一道去看望了舅父舅母，他们的确对两位老人很热情，生活也安排得很周到。”
“汪兆铭他们对我父母说了些什么？”周伟龙想摸摸底。
“就是舅父在信中说的，他们先对两个老人说了一通和平救国的道理，夸赞老人生了你这个能干有为的好儿子，希望舅父给你写信，请你去南京共商救国救民大计。”杨卓夫的屁股已坐在汪精卫一边，把汪精卫和周佛海对两个老人说的一番笼络人心的话隐去了。
“你向他们假投降之后，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周伟龙又问。
“让我当了军委委员和副军长。”杨卓夫又隐去了汪精卫将刘淑珊赏赐给他做姨太太的事。
“他们给了你这么大的官，你还想回来？”周伟龙将信将疑地望着杨卓夫。
“因为我感到对不起表哥和戴局长，因为我羞与他们为伍。”杨卓夫口是心非地说。
“嗯。”周伟龙沉思一会，“唐惠民的事是怎么败露的？”
“具体情况不知道，只知道他天天接受审讯。”杨卓夫有几分心虚，但表面上很镇静。
“你必须对我说真话，汪兆铭他们要我去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周伟龙感到可怕，惶恐不安地问。他的语气里表现出迷路人面向过来人的那种赤诚。
“你是我的亲表哥，我可以推心置腹地说说自己的想法。”杨卓夫也语意恳切，“他们要你去南京的目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劝你率部队投靠他们，二是签订君子协定，今后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是前者，我不依从怎么办？”周伟龙越接触实际越惶恐不安。
“也与我一样，先来个假投降。”杨卓夫说。
周伟龙陷于沉思。他为了使父母获得自由，很想去南京一趟。但是，想到自己对戴笠的忠诚，自己对忠义救国军花费的心血，想到戴笠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在忠义救国军的地位，尽管实权操在戴笠手里，终究是个使人羡慕的总指挥官！他这么想着，又犹豫了。
“卓夫你先返回南京，我，去不去南京，或者什么时候去南京，让我多方面想一想，多方面权衡权衡再定。”他感到左右为难。
“不！我是专程来接你的，小轿车停在哥伦比亚路一〇八号门口。”杨卓夫急了，“我返回南京后，舅父舅母见你没有听他们的告诫，他们将是怎样一种痛苦和难过，可想而知，如果你坚持不去南京，可以断言，你将永远见不到你的父母亲，岂不遗憾一辈子！”
古往今来，忠与孝，总是矛盾的一对。“忠孝两全”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在忠与孝发生冲突时，不是尽忠舍孝，就是尽孝舍忠。凡是有资格在忠与孝之间做出选择的人物，都懂得不论大至精忠报国，小至忠于某项事业，都是忠远远大于孝。然而，认识与行动往往是两码事，许多人却做出了抱恨终生的选择。
“行！我与你一道去南京。不过，还得稍微等一等。”周伟龙心灵的钟摆在微微颤动，“一来我必须给戴局长发个密电，向他报告你的假投降和唐惠民的问题，二来我外出总得找个借口，使下边的人不产生任何怀疑才是。”
在周伟龙与杨卓夫面晤的同时，陈公博和李励庄夫妇携带人参、川贝和一批糖食水果，来到周伟龙父母的住地，看望两位老人。因为李励庄的父亲与周老先生是堂表兄弟，又是青年时代的同窗，双方一见面，房间里洋溢着亲热而融洽的欢乐气氛。
“昨天傍晚表伯父和表伯母来南京时，我和陈先生都外出有事去了，没有及时赶来看望两位老人，很抱歉。”李励庄显得十分亲切，“这是一斤人参，送给两位老人补补身子，这是半斤四川出产的贝母，听说表伯母老咳嗽，临时请人上药店购买，几乎走遍了南京城，才买到这么一点点。”
周母见陈公博夫妇这么关心她的病情，激动地说：“你们听谁说我老是咳嗽？”没等对方回答又忙不迭地说，“哎呀！如今到处打仗，我托好几个亲戚朋友买川贝都没有买到，你们一下子就给我买来了半斤，太感谢了，好，好，我这病有救了，实在太感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