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学沛是新中国成立后继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之后农村题材小说高手。在“十七年”中他在文坛的名声比浩然、王汶石还大。他离休后出版的《吉学沛近作选》，分两个系列，一是农村生活题材，二是老年生活题材。吉学沛写离退休干部回到家之后，由与同事与上下级打交道，变为与家庭成员厮守在一起，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矛盾、冲撞、流变、整合，常常是一台台不演之演的戏剧，颇有新意。2008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吉学沛文集》，一、二卷为小说，三卷为散文。他1961年12月5日写于襄阳县委会的短篇小说《两个队长》入选《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5月出版）。
我是1978年认识吉学沛的，《长江文艺》第十期发表了我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老队长和少主任》，学沛同志在第十一期上发表评论《漫谈生活——兼论罗维扬的短篇小说（老队长和少主任）》。我调入湖北省文联，他和周韶华都起了作用。在《今古传奇》当编辑时，学沛同志是我们的编委、顾问，住处也不远，来往比较多，编辑部有争议的稿子我曾送他看过，还编发过他的短篇小说新作《李连陞轶事》。如今他已年过八十，前些时我去看他，实在令人伤感：须发全白，浑身消瘦，什么病都有，什么病也说不清，夜里睡不着，白天又躺在沙发上打盹，郁闷不堪，萎靡不振。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买回来后一直没用过，前几年我就劝他写文学回忆录，他不想写，我又劝他弄一个文学年谱，他也没有心情。我只能说，学沛同志，好好过，慢慢来，身体会渐渐好起来的。
有一次，学沛同志对我讲起1966年春夏之交，参加第三次亚非作家会议的情形，我闻所未闻，除了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外，还有“文革”前夕在京西宾馆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我劝他写出来，学沛同志不为所动，坚持不写。谈起1961年他在襄阳蹲点深入生活时，长江文艺出版社年轻的小说编辑田中全，带着他发表作品的报刊剪贴本子和所编目录，虔诚地去征求他的意见，要为他出版小说集，而现在作家的短篇作品出集子得去求出版社，得掏钱，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明显看出，学沛同志早已感到新时期像他这样的老作家地位的跌落。
我曾为学沛同志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以退为进，以闲养文》，一篇是《变与不变皆求真》，还为他编撰过一副对联：
一面小白旗的风波，两个队长，三个书记，四个读书人；中原大解放之感召，师从赵柳，跨越豫鄂，农村小说家。
三镇犹留“下河”声
吴奚如去世后，蔡明川从六号楼搬进他住的高知别墅，那时蔡明川是省作协党组成员，副厅级。住高知别墅还是讲级别、讲身份、讲地位的。并不像现在，谁有钱谁就可以买别墅住豪宅。其实这高知别墅，还不如华西村农民的住宅，也不如好多地方农民盖的新房子，但建成时在全国文艺界还少见。
我是1974年冬，从竹山到黄石十五冶招待所参加《湖北文艺》编辑部所举办的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而认识蔡明川的，他给我们讲辅导课，大家都喊他蔡老师，便一直延续下来。这不是一种礼节性的称呼，而是他真能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1994年9月中旬，我从十堰搞发行回到省文联，从《湖北日报》上看到刘益善悼念蔡明川老师的文章，大吃一惊：他怎么这样快就去世了呢？他住院时，我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在文联办公楼前的路上，碰见了他。问他怎么不住院了呢，他说，放疗很难受，也不起多大作用，回到家里休息还自在些。我看他身体依然是瘦，精神尚好，以为说是癌症纯属误诊，过一段时间就会康复的，就说，若感到不舒服，还是得去医院里住着，治疗方便一些。没想到这次邂逅竟是永别。
蔡明川是一位严谨的编辑，在《长江文艺》执编三十多年，编发了多篇有影响的优秀小说；同时又是一位实力雄厚的作家，以苏群为笔名发表作品，1965年出版过小说集《连根树》，新时期出版了《大别山人》、《风雨编辑窗》、《孤岛就要沉没》、《圈套与花环》四部长篇小说，《圈套和花环》获得了湖北省政府的屈原文艺奖。在编辑和创作两个领域里都取得了如此重大成就，在湖北文学界可谓首屈一指。
1978年秋季，我的短篇小说《老队长和少主任》在《长江文艺》发表后，成了刊物联系的重点业余作者，编辑部对我的期望值比较高，在艺术上没有突破的稿子就不发表。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有一次我参加另外一个刊物的笔会后路过武汉，到《长江文艺》编辑部，找到蔡老师诉说苦衷。那是在紫阳路215号一栋小楼的楼上，正是中午休息的时候。蔡老师递给我一杯开水，说：“这个玻璃杯子，看起来很漂亮，也很硬，它却经不起摔打，一碰就破，一砸就碎。搞创作的人，不能像这玻璃杯子，要有韧性，要经得起摔打，受得住磨炼，才有可能成器。才发表了几篇作品就认为了不起，一提意见就跳起来，一退稿就泄气，不从自己作品里找原因，不从主观上努力，一味地责怪编辑，愤愤不平，恐怕不利于自己的长进。”这席话语重心长，使我警醒。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弄文学的人，一要坚忍，二要认真，三要韧长，不因为别人改变了而悲观的。”回到竹山后，我把这段话的意思，概括为“坚忍认真韧长不悲观”九个字，写信请周韶华同志写了一个条幅，挂在房间里。每看到这幅字，我就想起蔡老师的那番谈创作的话。蔡老师是一个“坚忍，认真，韧长”
的人，是我学习的榜样。
1984年从竹山县调入省文联以后，我与蔡老师的来往密切多了，时不时找他谈一谈创作和编辑工作，得到了不少开导和启发。我本只想当一名普通编辑，可省文联党组要我当作品组组长，后来又要我当副主编。我去找蔡老师请教如何处理创作与编辑的关系。他说：“编辑和创作，在时间和精力上不能说一点矛盾也没有，但并非水火不容，处理得好，还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关键在于你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好，编辑工作干得出色，创作也可以长进。精神状态不好，不思进取，怕吃苦，编辑工作搞不好，创作也出不了成果。有的人是双丰收，有的人是什么收获也没有。当编辑也是可以混日子的。”他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为此，我保持了一种顽强奋进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编辑工作舍得卖力，多想点子；业余创作坚持不懈，见缝插针，每年也能发表几万到上十万字的作品。无非是比别人多干点少玩点就是了。我的农民兄弟说得好，力气去了有来的，何必蓄着不用呢。
蔡老师不止一次对我说，别人不愿干的事，他愿干，并且还要干好。这话现在当然不行时了，被人认为是冒傻气。别人不愿干的事，肯定是苦差事，难办的事，吃力不讨好的事，溜都溜不赢，为什么还要去干呢？蔡老师在小说中也赞美忠诚、正直的人格，鞭笞卑劣的投机者。这番话也许正是注脚。弄文学的人，可能还得有点傻气，傻正是一种痴迷状态，也是一种执着追求。蔡老师去世后，我前面十号楼住的女作家汪芳（方方）搬进去了他所住的高知别墅，蔡夫人搬回了六号楼。
2009年蔡夫人去世的第二天，我和妻子一起去悼念，耳畔似乎传来蔡老师1955年下放到东西湖蔬菜大队劳动时天不亮就拉着粪车进城，沿街喊“下河”（倒马桶）的声音，眼前似乎浮现出蔡夫人将姚雪垠送的旧衣服改作他小孩穿的情景，心里回味着在堵河岸边全家躺在草地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蔡老师的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所受的教益。
最近听说方方也快从蔡老师曾住过的那栋高知别墅搬走了。华中科技大学要调她去当文学院院长，那边已发了调令，这边却不放行，虽说作协主席只是个虚职，但党组还是舍不得她这块金字招牌。
儒雅风流唱林路
音乐家林路所住的高知别墅离我家最近，我站在住房后门外的阳台上，可以看见他的家。可惜我一直没与他打过交道，我楼下的同事张守元倒是他家的常客。林路离休后常常玩玩麻将，张守元在音协工作过，又都是武汉人，与他熟，便是他常邀的牌友。
林路1913年出生于汉阳，曾用笔名卜斯水、安挽之等。他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组织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桂林、衡阳、长沙、昆明、武汉举行三人音乐会及个人音乐会。1940年至1950年在桂林、昆明、武汉组织指挥《黄河大合唱》，并担任《黄河颂》独唱。1943年在桂林编辑了《袖珍音乐辞典》、《抗战二部合唱歌曲集》。新中国成立后，林路在武汉历任中南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副校长，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副院长、院长，主编过《长江歌声》和《音乐丛刊》。由武汉音乐学院调入湖北省文联，任文联副主席，是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理事。2001年他去世时，我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任教，2002年回到省文联才听说。林路享年88岁，是米寿。
他生前常穿尼料对襟衫，戴一顶紫红色的顶上有个小尾巴的罗宋帽，那似乎是老年艺术家的标志，林路一派儒雅风流。
楹联诗词数东成
林路的隔壁住省文联的党组副书记陈东成同志。
我是1982年春天在古城襄阳认识东成同志的。那时，《长江文艺》编辑部在襄阳军分区招待所举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学习班，我是竹山县文化局的创作干部，应邀与会写作；东成同志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被请去参加笔会，给大家讲话。最初的印象是，这位领导平易近人，不摆架子，跟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也谈得来。后来我在《今古传奇》编辑部工作，他从省委宣传部调来文联当党组副书记、执行副主席，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多次交道，感到东成同志是一位忠实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好领导，是个正派、直爽、忠厚、踏实的好同志，也是一位信得过的值得交往的好朋友。他的身体不大好，一直带病坚持工作，直到1994年年底省文联领导换届，他才退了下来。
东成同志小时候读过私塾，解放后由中学而升到华中师院中文系深造，爱好古典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功力比较深厚。他曾留校教过古典文学，写过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新诗。在他担负文艺界领导期间，主要是组织文艺家进行创作和研究，做联络、协调和服务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则是业余的事情，只是抽空写写字，编编书，作点旧诗词，对一些对子。积累起来，也有不少收获。他出过三本书，一本是荆楚民间对联故事选萃《唯楚有才》(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一本是诗词集《心灵的轨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一本则是《陈东成自书诗、联、文选集》(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他的书法、诗词、对联作品中，流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有继承，也有创新；有洋溢着新时期以来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生活和文艺战线所发生的变化，记录了我省文艺界前进的足迹，也流露出他对此由衷的喜悦和真诚的赞美之情。
东成同志的诗词不少是歌颂党的领导和祖国大好形势的，也有一些记游诗和咏物诗，还有怀旧、抒情之作。我比较喜欢他的一些咏物诗，如《七律·梧桐赞》：“经春历夏复秋冬，荫庇人间岁岁同。不与梨花争艳丽，羞同岸柳计纤纤。炎张翠盖生凉意，冷卸金裘化暖风。大道两厢长肃立，送迎车马过如龙。”表面上写的是梧桐，其实是赞颂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也是他自身人格的写照。还有一首《七律·哭天成兄》的悼唁诗：“惊鸿忽报我兄亡，一曲悲歌痛断肠。叹汝辛劳遭病厄，愧余无力免灾殃。可怜孤冢伤残月，难耐荒丘对夕阳。遥望故乡人不见，盈盈泪雨洒长江。”这首诗写得情真意切，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堪称佳作。
东成同志还是一位楹联专家，他退休后担任湖北省楹联学会的会长，以后又担任中国楹联协会的副会长。他广泛团结全省楹联作家和爱好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很有影响的对联活动。他有一副关于对联的对联写得很有分量：
对称平衡，阴阳互补，正反相生，是自然美，也是艺术美。序天地风云，绘声绘色；写人生哀乐，荡气回肠。顺对、逆对、连环对，对对骊语骈词，珠联璧合；副副诗情画意，悦目赏心。分明艺苑奇葩，岂是雕虫小技？
联绵迭宕，日月交移，山川辉映，为造物师，亦为文字师。论古今得失，入理入情；辨时代兴衰，振聋发聩。谜联、趣联、格言联，联联警语名言，玉振金声；字字玄机妙理，提神醒脑。无愧中华瑰宝，堪当济世雄文。
这不仅是一副对仗工稳、声韵和谐、气势贯通，文采斐然的优秀长联，而且是论述对联的艺术特征和教化功能的言简意赅的超浓缩论文，胜过某些关于对联的长篇大论。
《今古传奇》从创刊，到后来的发展，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注、支持和帮助。
当办刊顺利时，他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当遇到困难时，他鼓励我们要“临危不惧”。
1991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悟出“今古传奇”这个刊名倒过来也是讲得通的，便拟了一个上联，今古传奇奇传古今(后面还有七个字，我已忘记了)拿去向他请教，并谈了庆祝创刊十周年开展征联活动的设想。他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既是一个有意义的对联活动，对宣传刊物也会起到很大作用。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叫我去，已把上联延续成二十七字的长联，“今古传奇奇传古今古往今来传不尽中华儿女奇闻奇事奇情奇志”。我们两次举办征联活动，都是用的这个上联。在评选工作中，他花费了不少心血，还处理了一些应征者的来信。我们是十分感激的。戊辰春日，东成同志送了我一幅字，写的是清人郑板桥的题自画竹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这二十八字，充满着艺术辩证法，阐明了写与思、繁与简、生与熟的辩证关系，总结了艺术家走向成熟的规律，让我与他共勉。
2005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我的《中华对联写作》一书，送给东成同志指教，他大加赞赏，向省楹联学会会员推荐，有不少人闻讯邮购，东成同志还给我送来聘书，聘我为省楹学会的顾问，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
2007年春天文联组织离退休干部旅游，从少林寺回武汉的路上，没有导游了，大家比着讲笑话，有人点名要东成同志讲一个。他当过文联的党组副书记、执行副主席，是个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人，能讲什么笑话呢？他讲的能让人笑吗？我们心存疑虑地听着。他说：
一个挑灯笼的，跟一个挑夜壶的，冬天的一个早晨，在一座独木桥上相遇了，挑灯笼的要到河西去，挑夜壶的要到河东去，头顶头、脚对脚地对抗着，都想赶早集去卖货。二人互不相让，于是在桥上斗起狠来，斗什么狠呢？没动手，没动脚，只动嘴，就是对对子。
挑夜壶的出句是鄙薄挑灯笼的：篾扎的，纸糊的，经不得风，淋不得雨，鬼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