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矢中的，挑灯笼的气得只吭，不好反驳，但岂能示弱，便反唇相讥，攻击他的夜壶：
泥捏的，火烧的，装不得油，灌不得酒，屌用！
大家越想越笑，几个风骚的女同胞笑得最响，大概是老领导口中听出那个字搔住了她们的笑神经吧。
笑过之后，东成同志说，这不是我的创作，而是民间故事家刘德培讲给我听的。
这叫口头联，也是口语联，对仗很工整。他在位时大概不会讲这个段子吧，尽管它并不“很黄很暴力”。
斯文·舞文·骆文
陈东成往上一栋高知别墅住着骆文和他夫人王淑耘。
文联大院的人，湖北文学界中的人，一直叫他“骆文同志”，尽管他当过很长时间的主席、书记，我几乎没听见过谁叫他骆主席、骆书记的。
骆文同志的资格老，是当年延安文艺界中人，地道的“老延安”，有年纪念延座讲话时，他写过文章，说当时毛主席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外，还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做过关于文艺的讲话，并且在讲话中提出，要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骆文的歌词《纺棉花》、《三头黄牛一头马》就是他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成果。2003年10月15日在他的追悼会上，不是哀乐低回，而是《纺棉花》的旋律荡漾。
我认识骆文同志，是1979年在《长江文艺》编辑部于省二招举办的创作学习班上，而接触他却是五年之后的春节前夕，我奉命跟人一起去给当时的文联党组副书记、作协主席的骆文送礼，礼物不算重，仅一条毛毯和两册期刊合订本，他收下了合订本的期刊，毛毯被他坚决地回绝了。未完成送礼任务，却使我认识了“老延安”的老八路作风。1994年我有幸到延安圣地朝拜，给他带回两塑料袋（两斤）金灿灿的延安小米，他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对延安有感情。
我与骆文的最后一面，是2003年“非典”时期。我去东亭邮局发信，他从邮局发信转来，在那条小街上遇着了，谈起写作计划来，他告诉我，即将奔赴延安，重访圣地，重温历史，准备写作反映当年延安文艺界、延安整风的长篇小说。我说，那可比写《桦树皮上的情书》难度更大，写波兰的历史小说，虚构还是写实，一般人难以分辨，而写当年延安整风，写实不好完全写实，虚构也不能肆意虚构。他说，是有难度，但有信心，已做好准备，延安那边也安排好了，“非典”一旦解禁，便可起程，我祝他取得更大的胜利。
没过几天，他送给我《桦树皮上的情书》上、下册，里面夹着用毛笔书写的一纸短简：“维扬同志：我以为小说已送给你了，经查赠书单，并无阁下大名，兹补赠上，十分歉疚。文安/骆文/二十二日。”是哪个月呢？大概是“非典”后期的某月吧。
2003年10月10日傍晚，我在文联大门口看到骆文同志的讣告，一下子愣住了，骆文同志好好的，按他的身体状况，是要活上百岁超过巴金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次日清晨，我五点钟就起床了，走到骆文同志的小楼前，看见底楼门厅里隐约亮着灯，寂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大约是为他设的灵堂吧，我不好贸然进去吊唁，在门前肃立良久，默默地向骆文同志致敬，致哀！
我想的最多的是骆文同志的斯文。他的斯文不仅在表现在诗文中，还弥漫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浸润在他的音容笑貌中，他的斯文是从他的骨子里向外透露出来、散发出来的。在文联大院里，在湖北文学界中，骆文是最像文人的文人。他的和蔼可亲，他的慈祥可近，他的长者风度，他的文人风范，是一种魅力、一种持久的魅力。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拨乱反正时期，他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全省的作家、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如今活跃于湖北文坛的中年作家，无不受过他的扶持、提携和奖掖。
早年的骆文是戏剧家，中壮年的骆文是文学组织者、文学活动家，直到离休之后，骆文才摆脱事务，回到书斋，潜心着述，散文集《对人的钟爱》、《菱花女》、《贝多芬只有一个》接二连三地问世，而68万字的外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的出版，却颇费周折。大约1999年秋季，有一天他在大院里中央大道上遇见我，甚至要无能如我者帮他想想办法，出版界的趋利和媚俗，伤透了老人家的心。2001年5月，这部长篇巨着水到渠成，终结硕果。他写延安的长篇，也只好带到天国去构思写作了。
骆文同志的追悼会那天，作协的大客车提前开出了大院，而文联是不会派车的，尽管我平时舍不得“打的”，这次却花了四十多元搭出租车，赶上了他的追悼会。
厅堂前矗立着骆文同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让我们瞻仰、缅怀，厅堂内花圈锦簇，遗像两侧的挽联是：
对人的钟爱，对祖国的眷恋，从湖上曲到纺棉花，真理为经，豪情为纬，织出你九十年华，骆文只有一个；以诗的火焰，以小说的霞光，从菱花女到桦树林，欢乐为箫，忧患为剑，重绘我万里河山，彩笔忍弃千支。
据说是熊召政编撰的，它总括了骆文同志一生的道德文章。
骆文猝死，纯属意外。那天他去东亭邮电支局发信，本来是可以叫小保姆去发的，他不放心，要亲自去，路不远，他也没要车，走到省计生中心门前，迎面来了辆小面包，他往路边让，谁知后面来了一辆小摩托，车速不算快，却将老人撞倒了，头砸在水泥路面上，人一倒下去就起不来了。有人来扶他，准备朝医院送，派出所的也来了人，发现已停止呼吸，不知他是谁。从他上衣搜出一个小本，按上面的号码打过去，对方居然是省委宣传部的人，说了情状，才弄清楚是大名鼎鼎的老作家骆文。骑摩托车的肇事者是个十三岁的少年，才从乡下来城里打工，在街边一间修摩托车的小店里当学徒，师傅将一辆女式的小摩托车修好了，要他试试车，他骑上去没跑多远就撞倒了骆文。孩子小，家里穷，派出所还是将他关了起来，还要他赔款。
骆文夫人王淑耘，想事已至此，不忍心再处罚这个可怜的孩子，不要他赔款，也未起诉他。孩子的家长从乡下赶来，把孩子揍了一顿，又向淑耘同志磕头，真是遇见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了。
2004年4月，淑耘同志的文集《编辑人》和骆文同志的诗集《孔雀松》出版，淑耘同志在扉页上题词：“罗维扬同志/这是骆文遗着/特奉赠谨存念/王淑耘2004年秋冬。”1981年骆文出版的诗集《露水草》已很难见到，而这本书集骆文诗、词、曲之大成，弥足珍贵。书的后记写于2003年春夏之交，想必是骆文同志生前编就的，《后记》开头写道：
“诗有如马。”
“说起马，我曾有一匹白驹。跑起来能追赶前边的机动车，离开部队时即牵还后勤马厩了。”
我仿佛看见，后勤马厩又将白驹交给了骆文同志，他翻身上马去追赶前边的机动车，在延河岸边奔跑！
斯文之骆文，仍是一名战士，也有人说他是“周扬的大弟子”。
工人绅士写长江
五栋高知别墅，只能住十户人家，不少文艺家未能住进去，而住在另外几栋楼的单元房里。
鄢国培是与我同一个月调进湖北省文联的，他在作协当专业作家，我在《今古传奇》当编辑，当时我从竹山与他从宜昌转来的户口上在文联单里的一个集体户口簿上。
鄢国培1934年出生重庆市南川，1954年中学毕业后当上了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工人，写的小说发表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1956年应邀出席四川省文联在成都召开的创作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他的文学偶像巴金，受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启发，他决心写《长江三部曲》。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他多次顺长江而下，又多次逆长江而上，不断地收集整理着长江航运的历史和现状的素材，大量阅读相关史料，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为写《长江三部曲》作准备。同时他还编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船舶电工实用手册》，长航总局将这本书出版，作为教材发到了长航系统每条船上的电工手里。
1978年春，湖北省文联作家协会在长阳古刹玉泉寺举办创作学习班，鄢国培应邀参加。避开尘世，鄢国培埋头在寺庙的斋舍里写了三个月。他激情喷涌，写出了第一部《漩流》的初稿，筹备办《长江》丛刊的沈毅看了，前去“刨青苗”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编辑组组长田中全也看了，提了些意见，他又修改，终于在《长江》丛刊创刊号上推出，接着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9年，鄢国培被调入长航局创作室搞专业创作，接二连三地他写出了《巴山月》、《沧海浮云》，描写了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很多的人物塑造是非常成功的。《长江三部曲》以磅礴的气势、优美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三峡、川东、重庆地区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广阔、宏伟的有着浓郁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社会生活画卷。《长江三部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获得了中国文坛上许多同仁的高度赞誉，险些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鄢国培直到当湖北作协主席，仍住在我前面的八号楼上。他的夫人留在宜昌，不愿调到武汉来，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于生活不便，对写作有利，他就那样坚持着。
我到他的住处去玩过，他摆龙门阵，给我讲过美孚石油公司在上海的轮船码头上给下船的人大量派送点燃了的煤油灯，以推动煤油的销售；给我讲1948年通货膨胀，人们用麻袋装钞票到粮店抢购大米，买不到米气得把麻袋里的钞票往江里倒。他为了描写海潮，曾到杭州湾岸边蹲过几天，静观默察，用心体会。
1993年冬，他到我家里来玩过一次，给我送来一纸通知，让我到杭州灵隐寺的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去休养十天，还送我一本他才出版的长篇小说《冉大爷历险记》。
1995年秋天一个深夜，宜昌市文联党组书记、散文家李华章把电话打到我家里，说鄢国培从武汉回宜昌的路上遭车祸了，正在医院里抢救，说他给省作协打电话打不通，要我赶快转告。我连忙打电话告诉刘富道，他说省委宣传部已来电话通知了，他们已有人赶去宜昌料理后事。鄢国培那天乘坐小车，飞驰到汉宜公路286公里处（因为我当时用的电脑是286，所以一听说就记住了），下坡时，前面一只轮胎突然脱落，导致翻车，将他摔出车门，抛到五十米开外，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省作协的人回忆起他临走前的种种情形，纷纷说出预兆来。武汉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李绍六在《武汉广播电视周报》上发表的一篇纪念鄢国培的文章，题目是《不该坐前排》，潜台词似乎是说鄢国培不该从宜昌调来省作协，更不该当作协主席，不然，他还要写出许多作品。
老作家阳云为鄢国培做了一副挽联：
巴山夜雨，乌峡漩流，沧海浮云，世间流传长江三部曲；工人绅士，作家情怀，平民风范，文苑常念辛劳涉滩人。
田野阳云楼上楼
诗人田野、散文家阳云从1984年住进六号楼就没挪窝。在同一个洞里，田野住二楼，阳云住三楼，我多次看望了阳云就去看田野。
1979年，田野在《长江文艺》编辑部管版面，住在小说组那个大办公室旁边缩进去的一间小屋，一张小办公桌抵着墙壁；他就默默地坐在那儿阅稿、画版、校对；似乎旁边还支着一张窄床，不知他是否下榻于此。那年夏天，我应《长江文艺》之邀，参加笔会之后，被留在小说组看了十天半月的初审。抽空，我去向田野请教怎样安排版面如何搭配以及画版的操作过程，想把自己主持的32开本的《堵河文艺》弄得清爽些。他问我以前是怎么弄的。我说印一种26行×26字的稿纸，将采用稿边修改边抄上去，标题留几行，一篇小说之后还有些空白，就补一首诗。抄够80页了，就送进印刷厂请工人照着排。田野说这个办法好。我说太落后太小生产了，他说你这样做，既省力又稳妥，自己心中有数，排字工人喜欢，改动很小。我说这是老实人的办法，他说是聪明人的办法。我的笨主意得到了经验丰富的老编辑的肯定，就有信心坚持下去了。直到我编撰《长江文艺志》，看到他写的《一个老编辑的怀念》中回忆1957年反右之后为“抽换稿件”给排字工人带来的麻烦和不快而无奈，更体会到“告别铅与火”之前当版面编辑的不容易和跑印刷厂的艰辛。回想起1985年酷暑的一件事：那时我当总第十六期的执行编辑，从东湖边跑汉口航空路的印刷厂十三个来回，几次回来后食堂已没有饭卖了而饿肚子，出版后却因一部长篇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姓氏，作者中途改变而我未校对出来，同一个字错了六十多处，校对费全被扣除，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还受人奚落。我和田野一样，都是老实人。
1980年参加《布谷鸟》在荆州办的笔会转来到武汉，没有回竹山的路费了，厚着脸向《长江文艺》借50元钱，写了字据得请主编王淑耘同志签字。她住在93号，我寻不着，田野说带我去。下着雨，道路泥泞，田野举着伞总朝我头上伸，我推辞，他坚持，一把伞下他拥着我一路跋涉。他说我在《东风》上发表的《小说，在构思中》，《长江文艺》本来想转发一下的，写得不错。后来，我在《东风》上又发表了写贾平凹和李天芳的《他们找到了自己》，他问我为什么不投《长江文艺》呢？
1988年6月号的《诗刊》上发表我的《病中》，也是田野先看到后告诉我的。这首诗是1983年从竹山投去的，没想到压了五年之后居然发表了，我当然高兴，而这份高兴是田野给带来的。一位老作家如此默默地细心地关心着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业余作者的创作，能不使我感动吗？拙着诗集《相约在明天》出版前，我把校样送给他看。他仔细地看了，并说我1985年之后的诗有些长进。
1991年田野送我一册他新出的诗集《一个人和他的海》。这是他从“如今还可以找到而内容又还不太过时的旧作中”，编选的一本诗集，仅45首，薄薄一册。读田野的诗，总想着他的人。他的诗就像他的人，总是那样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清清爽爽的，不拖泥带水；他的诗句就像他的衣着，总是那么抻抻抖抖、平平展展、素素朴朴的，不臃肿，无皱巴，没有藏污纳垢。田野的诗风一如田野上的春风，清新、明媚、和谐、温馨，没有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没有稀奇古怪、疙里疙瘩。读田野的诗，就如春日里在田野上徜徉，让你感到新鲜，感到生机，感到熨帖，感到舒心，感到生活不免有痛苦但总还是有意思，活着也许很艰难但相信活下去会更美好。
隔了几天，我重读田野的诗集，从清新的背后读出了痛切。我感到田野一直生活在思念之中，或者说他在思念中生活：在海上思念着陆地，在陆地又思念着海洋；在彼岸思念着此岸，在此岸又思念着彼岸；在漂泊中思念着安定，在安定中又思念着漂泊；在磨难中思念着幸福，在幸福中又思念着磨难。思念酝酿着他的诗情，他的诗作又表现着思念。田野的思念是痛切的，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思念的切肤之痛。
但他把这切肤之痛的血与泪都吮吸得干干净净，把切肤之痛的苦与难吞噬得干干净净，而表现出来的给予读者的却是清新，他的清新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