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策略，就是“忍辱负重”，这不但能让勾践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且可以尽量把吴国塑造成一个野蛮凶狠的霸王形象，而把越国的形象定位为在霸权的威胁下忍辱偷生的弱国。这种形象对比，不但能让吴王放松警惕，而且能激发出越国人民心中对吴国的仇恨，在军队已经只剩五千人的情况下，除了依靠越国的百姓，勾践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本呢？范蠡在兵败之际能够做出如此高明的决定，不得不令人折服。
当然，越王勾践不一定能够领会到范蠡这样做的深刻用意，他觉得范蠡的计策有助于自己保全性命，等待日后卷土重来，于是勉强答应说：“好吧！看来只能这样了。”也许勾践自己都不知道，他同意了范蠡的计划，等于是把民意争取到了自己身边，也把血仇资源放在越国复仇的资本之中了。
在地区霸权的争夺中，没有什么比一个正义的理由更加重要了。要知道，打败一个国家并不难，但是占领一个国家并且在一个地区称霸，就需要一个牢固的统治基础。这个基础现在就在勾践眼前，勾践同意了范蠡的主张，也就开始了越国争霸的奠基工程。
调动资源的艺术
范蠡提供给勾践的建议，是一种积聚血仇与民意资本的策略，勾践接受了范蠡的计策，开始准备向吴国臣服。经过考虑，勾践觉得口才过人而且忠诚可靠的大夫文种是最合适的人选。范蠡又献上计策，说吴国的太宰伯嚭身居高位，虽然比较有才能，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贪财，如果和谈遇到了什么阻碍，那么只要贿赂伯嚭就可以顺利进行，必须有这样一个可以被越国利用的人。
范蠡的这个提议，使得越国获得喘息机会的和谈更加保险。事实上，任何和谈都不止是理性的交锋，而是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作为吴国的高级官员，伯嚭对和谈结果的影响不言而喻，争取到他的支持，就是争取到成功的入场券。
做好了一切前期准备之后，文种就赶到夫差所在的地方，提出勾践愿以越国作为吴国的奴仆之国，来换取两国的停战。然而，这个条件并不能完全打动吴王，所以，文种开始用他过人的口才来说服夫差。
为了表示诚意，文种跪在地上，边向前行边叩头。他说：“君王的亡国臣民勾践让我告诉您手下的臣子们：勾践请您允许他做您的奴仆，允许他的妻子做您的侍妾。”显然，这是范蠡提出的建议的一部分，用这样的诚意来说服夫差不要继续攻打越国，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如果夫差一旦答应了勾践的请求，那么，越国国民将要体验君主被侮辱、国威荡然无存的悲哀了。范蠡的这个计策，既能打动夫差，又能保全勾践，还能激起越国百姓对吴国的仇恨，这种一举多得的计划确实高明。
吴王夫差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而且，他很满足当前的战绩，想要借此收兵，于是他打算答应文种的请求。这个时候，足智多谋的伍子胥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对吴王说：“越国是上天赏赐给吴国的礼物，不要答应他的请求。”文种只得回去禀报勾践。勾践这时又犯了冲动的毛病，他听说吴王拒绝了休战的请求，就想拼命，想要杀死妻子儿女，把珍贵的宝物付之一炬，然后亲赴疆场，和夫差决一死战。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即使他下再大的决心，单凭他手中的五千人马，又怎么能战胜吴国大军呢？
文种这时提醒勾践：“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用钱财诱惑他，请您允许我暗中去吴国和他联系，让他帮助我们劝说吴王。”范蠡的建议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伯嚭成了吴越之间战与和的关键。勾践别无选择，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让文种给太宰伯嚭献上美女、珠宝、玉器，希望他和越国合作。伯嚭欣然接受，并且把文种引见给吴王。文种恭恭敬敬地叩头说：“希望大王能赦免勾践的罪过，我们越国将把世传的宝器全部送给您。万一不能得到大王的宽恕，那么勾践只能铤而走险，将把妻子儿女全部杀死，烧毁宝器，率领他的五千名士兵与您决一死战，您也将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太宰伯嚭已经接受了越国的贿赂，于是也帮助文种一起说服吴王。他说：“越王已经服服帖帖地当了大王的臣子，如果大王赦免了他，将对我国有利。”吴王比较信任伯嚭，于是再次打算答应文种的请求。这个时候，伍子胥也再次进谏。可是，伍子胥这次不能再以“上天把越国赏赐给吴国”那样的说辞来打动吴王，于是他只好引经据典。
伍子胥引用了夏朝的历史传说，他说：“在夏朝，有过氏杀了斟灌氏，又征伐斟寻氏，杀掉了夏朝的国君帝相。当时，帝相的妻子后缗怀孕在身，逃到有仍国生下了儿子少康。少康长大之后，当了有仍国的牧正。有过氏又想杀死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国，有虞氏怀念夏朝的恩德，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且赐给他封地。当时，少康只有方圆十里的土地，只有五百部下。但他以此为基本，收聚夏朝的遗民，整顿官职制度。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终于消灭了有过氏，恢复了夏禹开创的江山，夏代过去的全部故物都收复如初。这个故事和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现在，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那么强大，而勾践的实力大于当年的少康。如果此时不借此时机彻底消灭越国，反而又要宽恕他们，不是为以后找麻烦吗！而且勾践为人能坚韧吃苦，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悔不及。今天不灭亡越国，必定后悔莫及。勾践是贤明的君主，他手下的大臣文种、范蠡都是贤能的大臣，如果勾践能够活着返回越国，必将作乱。”
然而，吴王这次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谏，而是相信了伯嚭的话，两国停战，越王勾践也被赦免，吴王下令撤军回国。
为什么吴王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建议？用“昏庸”来解释未免太过简单，而且夫差即位以后一直励精图治，一直都不昏庸，为什么在伯嚭的寥寥几句话影响下，一下子就昏庸了？这只是因为他是吴国的君主，而不是一个大臣。一个君主要考虑的事情，和大臣是不同的，大臣们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国家强大而且没有强大的敌人，而君主要考虑的事情则是国家是否能够建立霸权。伍子胥引用夏朝的传说来比喻勾践的隐忍，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夫差并不觉得那是一种威胁。在夫差心里，只要他建立了霸权，勾践就再也不能翻身，更不要说反扑了。而且，他觉得勾践不会有夏王少康的好运气，因为勾践的寿命不会活到越国的力量重新崛起之时。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以只要接受勾践的投降，就可以不需要血拼而赢得越国的臣服。
夫差已经形成了这种心理，那么与这种心理意见相反的劝谏就注定要被搁置，而伯嚭的话则是与夫差对吴国的自我定位十分符合的，所以，夫差才会做出停战的决定。这个结果的形成，让勾践有了积聚力量的机会，也使得吴国内部的大臣在地区争霸战中的意见产生了对立。而他接受勾践的投降，也让范蠡制定的以投降激励民意的策略能够顺利实施。在这场停战和谈中，文种的外交策略和范蠡的计谋结合得十分完美，可以说，范蠡运筹于帷幄之中，而文种正是做到了决胜于千里之外。
在这场和谈的博弈中，伯嚭的立场十分重要，而范蠡认识到了伯嚭的重要性，所以预先定下了计划。而伍子胥，虽然赤胆忠心，而且深谋远虑，但是他缺乏一个说服吴王的理由，只要伯嚭稍稍做一点干预，吴王就会采纳伯嚭的意见。
有的时候，和谈会比战争本身更加扣人心弦，吴越之间的这次和谈就是如此。越国在战败的情况下还能把和谈中的各项重要因素都一一盘算，并且充分调动了这些资源。而吴王夫差，则自己憧憬着吴国的霸业，忠臣伍子胥，则一味耿直，不知道采取策略来坚定吴王彻底征服越国的决心。这场和谈，越国注定要胜利，而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则注定要等待和谈带来的恶果降临。
民意与国力的博弈
当血仇成为一个国家的争霸资本时，血仇可以让民意更快地凝结成为争霸的支持力量，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各方大都使用了这种战术，或者用本国本民族的血泪史讲起，或者从其他国家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干预入手，来煽动百姓的愤怒，并且把这种愤怒引到战争的方向上。所以，血仇是获得民意的催化剂，更是一个有志于争霸的君主不可缺少的助手。
但是，只有血仇是不够的，当自己的实力与争霸对手相比还比较弱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去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此消彼长之际，就是决战的良机。在民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争霸说到底是国力的竞争，战争也是国力的展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霸权地位就无从建立。
所以，吴越两国之间的斗争，说到底还是民意与国力这两个基本要素驱使下的博弈。而这场博弈，正是在勾践山穷水尽，向吴王夫差投降的时候推向一个新阶段的。越国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血仇，因而只要勾践引导有方，这种血仇就会化为一种强大的国家力量，而血仇所带来的复仇心理也能推动国力的恢复和发展。越国已经站在了争霸的起跑线上，只等着吴国衰落了。
在被吴军困在会稽的时候，勾践因为命运悬于他人之手，曾经感喟地说道：“难道我因为一时的糊涂，就将在此了结一生吗？”在他的心中，战败是一时的糊涂，但是有比战败更加难以忍受的，就是命运由他人摆布，而且背负莫大的屈辱。这种仇恨的情感已经让他不再浮躁，而是开始反思自己，并且思索如何卷土重来。
他的忠实臣子文种了解勾践的心情，用古人的事迹来鼓励他说：“当年商汤被昏庸的夏王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被商纣王拘禁在羑里，晋文公重耳曾经亡命出逃，齐桓公小白也曾流落国外，他们的遭遇比大王您还要惨痛，但是他们都能够忍受，终于称王称霸，名震天下。从这点来看，我们今日的处境虽然艰难，但是又何尝不能成为福分呢？”
文种不但劝慰勾践不要绝望，而且帮助他强化了仇恨的心理。他提醒勾践不但要保全性命，更要留着性命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报仇、称霸。在勾践君臣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向吴国报仇是最大的任务。这个共识将左右此后的越国国策，直到完成了报仇的任务，实现了霸权之后，血仇的影响才会宣布结束。
就像前面说过的，经过文种的游说，加上伯嚭的劝说，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勾践从此收敛了傲气，转而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振兴越国、打败夫差。他每天都睡在柴草堆成的床铺上，又把苦胆挂到座位上，坐卧即能仰头舔到苦胆，饮食也尝尝苦胆。这种类似自虐的方式，是对血仇的“强化记忆”，只有仇恨不断被提醒，勾践才会有最强的斗志。他还经常自言自语：“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显然，这也是一种唤醒血仇心理的训练。
为了顺利地把血仇转化成越国的全民意识，勾践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但是卧薪尝胆——如果只是卧薪尝胆，人们大概会认为他只是在作秀而已——他亲自下田耕作，让他的夫人亲手织布，吃饭的时候没有荤菜，不穿有两层华丽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曲求全，招待宾客热情诚恳，能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越国的百姓见到勾践有这样的表现，都觉得他是一个在承受了极大的屈辱下还能为国为民的贤明君主，民意一下子就倒向了勾践一边，而且，对吴国的仇恨自然也就高涨起来。
勾践从会稽回国后七年，始终抚慰自己的士兵百姓，想以此报仇吴国。勾践这个时候再次犯了前一次败给吴国时候的毛病，只不过上次他认为兵力足以对付吴国，这次是认为民意支持他，他就能打败吴国。可是，只有民意，没有国力，又怎么能赢得真正的胜利？
好在有大夫逢同进谏，逢同对越国的国力十分了解，他说：“我国经过战乱，大王您又遇到那样大的败绩，经过几年的恢复，今天才又殷实富裕。这个时候应该先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要急于用兵，只有这样，百姓才能信赖我们，而且百姓对吴国的仇恨需要蓄积一段时间，才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就整顿军备，吴国一定惧怕，它惧怕，就要有所行动，这样越国百姓又要陷入战乱了。而且，从天下局势上来看，现在吴军在齐、晋国境上，对楚、越有深仇大恨。吴国虽然名声显赫，实际危害周王室。吴缺乏道德而功劳不少，一定骄横狂妄。大王您如果真为越国着想的话，那越国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归附晋国，厚待吴国。吴国志向高远，对待战争一定很轻视，这样我国可以联络三国的势力，让三国攻打吴国，越国便趁它的疲惫可以攻克它了。”
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让勾践放弃了急躁报仇的念头，正因为这样，越国才等到了越国国势强盛而吴国势力衰弱的最佳时机进行决战。
这个时候，吴王夫差难道没有一点戒备吗？那是不可能的，能够成为称霸天下的诸侯，夫差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但是他的失误，就在于他太想一下子从地区霸权升级为全国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