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不仅能广开言路，有时也爱护贤才。长寿元年（692年），狄仁杰、任知古、裴行俭、魏元忠等人陆续被酷吏所陷，投之牢狱。当审问狄仁杰时，他满口承认，事后偷偷地从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写明冤状，放在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交给家人拆洗成单衣，狄的儿子拿到这个布状上告至武则天处。武则天责问来俊臣，来说：“假如没有事实，狄仁杰怎么会肯承认谋反。”武则天有些怀疑，又派通事舍人周去查询。来俊臣假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请死表”，便叫周转交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相信，便亲自召见狄仁杰，问：“你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已被打死了！”武则天问：“那又为什么要作请死表？”狄仁杰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拿请死表让狄仁杰看，原来是来俊臣伪造的。后来狄仁杰升为宰相，武则天非常信任他，每次称呼不叫名字，而称为“国老”。狄进见时，武则天也不让他下拜，还说：“每见你下拜，我就感到全身疼痛。”狄仁杰死后，武则天哭泣说：“朝堂空了。”从此，朝廷遇大事而群臣又解决不了时，武则天便叹息说：“天老爷怎叫我的国老死这么早啊！”
三任徐有功，是武则天护贤的范例。徐有功是不滥用法，不枉杀无辜的官吏，为了案件，与武则天争论也持理不让，所以武则天对他也敬畏三分。徐有功被人诬告，武则天责问他：“你审讯的案子，办错的为什么这么多？”徐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错案对做臣的来说，不过是人臣之小过；不乱杀人，才是圣人的大德。”徐有功是说自己不冤枉罪犯，又含有批评武则天滥杀的意思。徐有功的回答使武则天闭口无言，武则天知徐有功为人正直，便提升他为殿中侍御史。
事实上，武则天无论是重用贤臣，还是虚心纳谏，都是在履行她“去唐朝化”的计划，让江山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确保不会受到唐朝旧臣的颠覆。其实，她对臣子们的鼓励也好，宽容也好，重用也好，只是让国家这匹暴烈的“狮子骢”能够在自己身边服服帖帖，不再轻易逃走。
保险政策：酷吏政治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
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众所周知，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参与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嗣圣元年（684年）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年）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十五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二十三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与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著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六年，但这六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重托和天下人的推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对武则天形成很大的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无为而治。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理想无法实现。由于“将相阴谋”，“人多逆节”，武则天不得不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开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兴起，索元礼、周兴、万国俊等纷纷出笼，造成了恐怖气氛。但垂拱四年（688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酷吏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
当皇帝的十五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
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护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5年）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们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
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首先，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武则天扶持酷吏是徐敬业起兵以后的事。嗣圣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所以当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时候，武则天便改变了以往对酷吏的态度，开始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大凡善于罗织者皆得到武则天的扶持。如来俊臣告密不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使“朝官侧目”。傅游艺滥刑之后，“基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际绝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
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则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让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诛锄异己，铲除政敌。而酷吏大体上也都有揣时希旨的本领，“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执法不挠”，“务在诛夷”。不仅惩治武则天的政敌，就连“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穷捕考校”。
为了慑服罪犯，他们往往“竟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
据说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丘神亦破千余家，吉顼等破三十六家，“亲故连累鼠逐者千余人”。酷吏的这些做法，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武则天的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新唐书》的作者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旧唐书》的作者也说武则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这说明，酷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武则天诛杀政敌。再者，酷吏的衰亡也与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武则天两度重用酷吏，只是为了消灭政敌，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她不允许酷吏有其他“越轨”行为，尤其是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立即改变了对酷吏的态度，由重用变为抑制。随着武则天态度的转变，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载天授二年（691年），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了酷吏丘神、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丘神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周兴被告“谋反”，“诏宥岭南，在道为仇人所杀”，索元礼“座赃贿”，列于狱中。傅游艺“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
长寿（692～693年）以后，主要的反对派大体上已被消灭，“众心已定”，武则天再次决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酷吏侯思止、来子珣、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相继死亡。万岁登封元年（695年）十月，武则天下令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次年，将用法宽平的徐有功擢拜为左台殿中侍御史。神功元年（697年）六月，下《暴来俊臣罪状制》，把来俊臣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酷吏被武则天无情地抛弃了。
可见，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在酷吏问题上，武则天的心理是矛盾的。从总体上看，她是反对滥刑，鄙视酷吏的，她要约法省刑，以“道德”化天下。但当她的统治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时，又不得不纵容酷吏，滥用刑法，打击政敌。所以武则天只是把酷吏当作消灭政敌的工具；而酷吏也只是充当了“鹰犬”的角色。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此外，武则天在重用酷吏的时候也重用过许多“循吏”。因此，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