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弓口”暗含“李弘”二字，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强烈的号召力，自东晋以来，假托李弘名义的起事连绵不绝。这本来是民间宗教的一种传言，但是隋炀帝听了安伽陀和宇文述的话，越发疑心，就联想到，李浑有一侄儿李敏，小名“洪儿”。“洪”字与“弘”同音，隋炀帝就隐约觉得，可能李浑的侄子李敏，就是那个能够成为宗教预言里面所说的“李弘”的天子。于是，隋炀帝动了杀机，将李浑、李敏及其亲族三十二人全部杀害。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宇文述，都没有想到，隋炀帝对民间传言的恐惧和打击，令“李氏将有天下”这个传言有点走向“真实”的味道了。
因为有隋炀帝的杀人行为推波助澜，加上隋炀帝的暴虐统治，人们从模糊的希望宗教人物“李弘”转世来拯救自己，转而相信真的有一个姓李的人能够成为消灭暴君的英雄了。
李密、李渊、李轨就成为因此而受益的人。
李密虽然也是李氏子弟，但是他家族人丁稀少，虽然他也曾做过隋朝官员，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因为隋炀帝变本加厉地猜疑姓李的人，所以李密就外出逃亡说服那些起义者和帝王豪强听从自己的计策，推翻隋炀帝。一开始，那些人都不把李密的话放在心上，后来，他们渐渐觉得李密就是那个谶语里面所说的将要实现“杨氏将灭李氏将兴”预言的人。于是，李密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
有一个叫李玄英的人趁机锦上添花，说他听过一首歌谣，内容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他还解释说，“桃李子”实说逃亡的李氏之子；“皇”与“后”，就是指君主；“宛转花园里”，是说隋炀帝将在扬州回不了京城；“莫浪语谁道许”，就是秘而不宣，那就是指李密。
李玄英这番话，把李密推上了神秘的顶峰，让人们觉得李密就是隋朝的克星。李玄英的表现，就像隋炀帝面前的术士安伽陀一样，是一个靠对玄怪预言进行解释，而带有强烈针对性的。李密后来成为瓦岗军的领袖，不能说不与此谶语大有干系。不过，当时不但李密一个人想独占这条信息，李渊也是十分急于对信息进行解释的。
李渊经常私下和人说，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图谶上，说明自己将要取代隋朝。当时他的长子李建成在河东身边只有次子李世民。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已尽，我李家就是顺应天意将要称帝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当时李渊也听过一首——也许是李渊授意手下传播的——《桃李子歌》里面说：“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这里面，“李”就是李渊的姓氏，“桃”当作陶，是“陶唐”的意思，那是上古的帝王，恰恰李渊在隋朝被封为“唐公”。当时，山西一带的人民都在唱这首歌，李渊十分满意，经常对李世民说，我们要一举成功，来应验谶语。从此以后，李渊开始招兵买马，准备起事。
如果说，李渊和李密是前两个利用谶语来抬高自己，而且还做得比较巧妙的人，那么李轨借图谶突出自己，就是东施效颦了。
李轨在隋末时候担任武威鹰扬府司马这是一个地方上的军事官员。李轨家境殷实，喜欢武学，经常结交一些江湖朋友。在隋炀帝统治最脆弱的时候，西部的薛举在金城起兵，李轨和同乡曹珍、关谨、梁硕、李贝斌、安修仁等商议说“现在我们不如齐心协力去抗击薛举，保有河西之地，静观时局变化。”然而，在他们推举一名领导者的时候，大家都互相谦让，最后还是曹珍提议，说图谶上有“李氏当王”的预言，现在我们这群人里面有李轨，这就是天命，说明李轨注定要做我们的领导者。于是，李轨爽快地接受了推举，成了一支叛乱队伍的领袖。如果说李密和李渊确实是在让自己成为合乎谶语上预言的人物，那么李轨则是仓促上马，他只是提到自己的姓氏，而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符合图谶这一重要问题解释清楚，显得十分站不住脚。
到了李渊借助道教的图谶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时，对传说和谶语资源的争夺才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道教在初创时期，充分吸取和运用了东汉的谶纬之学，将其演化为道教图谶，其功能之一就是作宗教式的政治预言，预告王朝更替、人物兴衰和符命所在。六朝政权更迭频率高、政治不稳态加剧，更使道教符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
在中古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诸多道教图谶中有一个最引观众注目，即东晋以来流传于世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李弘是道教的宗教人物，据说是太上老君转世治理天下时的化名。从322年到416年，前后不到百年，东起山东，西至四川、陕西，南到安徽等地，均有人以李弘名义领导农民起义。这条道教图谶的地域之广泛性、时间之持久性都非其他图谶可比。
隋文帝建国之后，对图谶严加禁止。但图谶并不是统治者想要禁止就能灭绝的，它有其产生的土壤，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黑暗统治。隋炀帝时期，社会上的造谶者仍然不断。到隋末，各种符谶蜂起，而有关李弘的谶语仍颇有市场。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二月，扶风人唐弼举兵造反，聚集了十万人马，号称李弘为天子，唐弼自己则称唐王。
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李弘之谶的变种，即“李氏当为天子”、“老子将度世”等一类不确指的符谶以及通俗化的谣谶。由于隋末天下大乱，出现改朝换代的迹象，政治预言家们便粉墨登场，李姓当王之谶随之不断涌现。这些谶语搞得隋炀帝疑神疑鬼，所以才会有杀害李浑一家三十二人的举动。
社会上都已经知道隋炀帝害怕姓李的人，于是姓李的人如果参加起义，必将大受欢迎。起义的群雄中，姓李者也经常以“名应图谶”为借口，想要称王称霸。
对于图谶、歌谣等资源，各人的解释更是全不相同，当经过各自的改造，以符合自身口味的需要，但都起到了号召人心的效应。
资源生产与舆论销售
人们不禁要问：隋末社会上如此多彩的关于李氏当兴的谶语及歌谣来自哪里？答曰：其源盖出于道教，出自道士们的杰作。
道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制作了大量李弘的图谶，到隋末改朝换代的征兆再现，精通政治力学、好为政治预言的道士们又纷纷依据新的形势搞新的创作。这些作品形式诡秘，内容是对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乃李弘图谶的进一步发展。
楼观道士岐晖的预测代表了一部分道教中人的意见。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亲驾征辽，岐晖对弟子说：“天道将发生改变，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了。”有弟子问他将来会怎样，他回答说，太上老君的子孙将治理天下，此后道教将兴盛起来。几年之后，隋朝果然纷乱并起，而且天下被李渊所夺得。
分析建立于现实政治基础之上，且表达了道教的政治愿望：老君子孙治世，弘扬道教。此时道教的预告还不具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明朗化，道士们的预言明确有所指。茅山道士王远知向李渊密告符命，说李渊是正在沉潜的真龙天子，自己受到天命的感召前来报信。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也就是李渊起兵的那一年，据说太上老君在终南山出现，而且还告诉在此修行的李淳风“唐公受命”的预言。李淳风出自世代信仰道教的家庭，所谓太上老君的话云云，只不过是李淳风自编自演的一出神话剧。
这时，当年曾经做出预言的道士岐晖也测定了谁是真命之主。在唐高祖李渊刚刚起兵的时候，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也起兵响应，当时岐晖就向平阳公主提供粮草作为资助，当李渊来到时，岐晖故意宣称李渊就是将要平定四方的真命天子。
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前，大臣裴寂等依照当年汉光武帝获得著名的图谶“赤伏符”的旧例，上奏说，太原有一个慧化尼唱了一首歌谣，内容是“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还说“西北天火照龙山昭，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这类歌谣、诗谶正和《桃李子歌》相差无几，运用隐喻暗示、拆字和谐音的手法，宣告李渊是上天指定的统治者。在这些歌谣里面，李渊的名字被拆作“童子木底百丈水”，至于“白雀”、“白幡”，则是因为李渊起兵的时候，服色、旗帜的颜色都以白色为标记。
这首诗谶，在李渊手下大臣的督促下问世，完全适合建立李唐政权的需要，证明李渊的龙袍加身乃是天意使然。这些歌谣的制造者，大概是李渊集团中出身道士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行。这类谣谶本已遍于天下，但口头传播，未免各说不一，现在按现实政治需要改定成文字后，再流布出去，更使人人皆知，还以为这真是上天的预兆。这就是唐高祖从道教符谶处窃取的丰厚政治收益。不仅李渊集团，隋末诸多豪雄都不同程度利用了道士制谶和已然流传的道教图谶。
那么道士们何以要如此竭尽全力制作图谶呢？佛教深深知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吾教盛衰常与帝道相望”。道教同样坚信这些道理。试看许多道教谶语谶谣都附加着使“吾教大兴”的条件，即可明白这是道教和未来国主的政治交易。为了达到“法事立”、“吾教盛”之目的，道士纷纷寻找新的国主，制谶作符，改换门庭。不仅如此，道士们还侧身隋末群豪逐鹿中原的问鼎之争，为自己所认定的新主人效力。
其实，不止是李渊受到道教的图谶支持，王世充、李密等其他豪强军中也都有道士参与其政治军事斗争，有的作谶，有的作战略上的谋划，有的干脆脱下道袍换上官服，有的则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目的都是要新桃换旧符，求取道教的生存与发展。
道教积极议政参政，从隋末各大政治集团来说，也都尽力延用争取道教力量，特别是利用道教善于制谶作符的特色为本集团作政治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各政治集团用封官、许诺弘教等方式拉拢上层道士为自己服务。这之中，李渊集团可说是做得最高明的。
其对道教图谶的利用更是十分自觉地以之作政治宣传，而且在利用道教符谶上，唐高祖比李密技高一筹。李渊善于运用道家权术，示之以柔弱，在条件不成熟时表面上小心避开图谶，而李密则刚愎自用，过早运用符谶，结果树大招风。由于李密过于张扬，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故把注意力集中在李密身上，而不及西顾李渊，这就使李渊保存了实力，得以从容布阵，剪除群雄。
李密谋杀翟让而独占瓦岗基业，十分自满，还曾经写信给唐高祖李渊，信中说自己“以天下为己任”。李渊对此的态度是，进行虚伪的奉承和赞美，让李密更加自满，而李渊则不动声色地扩大地盘、增强实力。李渊在运用道教图谶上的老谋深算，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道教也得到李渊的大力尊崇，把道教排在儒家和佛教之前，成为三教之首席。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
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图谶、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颇能打动人心，招徕人才，出现“英雄相附”的场面，又能震慑政治对手，起到心理战的作用。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动摇了敌人军心，唤起了人心归向。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天命”心理有关，所谓“百姓顺昊天之命”，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李渊所谓：“近世时运迁革……历数有归，实惟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
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天命”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而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起到了令群雄纷纷“归唐”的舆论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炉火纯青。
第二，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镇定剂和强心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所以他不甘心屈居人下。他后来投降唐朝之后又发动叛乱，除了其他因素外，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李渊也是如此，他多次在诏文中称“朕受天明命”、“受命”，宣称唐军是“天军”，大有一副顺应天命、替天行道的气势。特别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更加固了其自信心。
第三，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即只准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因为“膺录受图”，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只可私有，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颁布诏书，禁止私人散布谣言、图谶，只能由国家进行解释，由国家进行管理。李渊从图谶中获得了支持，也知道图谶对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开始严加控制，以防其他人也利用图谶来发动叛乱、篡夺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