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时,因为这种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同,就会形成一种地位的区别。反过来,如果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的程度。举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明朝建国之后,通过逐渐的调整,特务政治越来越完备,锦衣卫和东厂作为特务机构,采集了大量的社会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上报给太监头目和皇帝的,普通的百姓根本无法得知这么多的信息,又因为不知道如此丰富的信息而对国家缺乏足够的了解。
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比如,某个地方下了大雪,民间的百姓可能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种好的气象。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说法,说这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术士们又可能有另一种说法,说这场大雪里面包含着什么潜在的信息和暗示。面对同一个信息,解读会有很多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解释权的争夺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对上天的预言——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天象和气候现象——进行解释,也成为信息博弈的一个内容,因为人们往往不是简单地进行科学的研究而去解释天象,而是怀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天象和气候进行分析,这种把自然现象人性化解释的做法,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博弈,但围绕的是对信息解释权的博弈。
中国古代有个把自然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理论,叫做“天命说”。
“天命说”是指在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变化或者即将出现变化的时候,上天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来提醒世人。这征兆分两种,一种是预示旧的统治将要结束的,称为“灾异”,比如母鸡突然变成公鸡、大旗被风吹断、地震海啸等等,而另一种是预示谁将会是新的统治者的,称为“灵征”,比如出现凤凰、麒麟、连理树、金光之类的迹象。这个说法出现得很早,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就有追溯上古时代的著名灵异物品“洛书”、“河图”的说法,据说那是上古帝王伏羲得到天命的象征。
那么,当社会发生大的转折,许多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争夺公共的政治资源时,“天命”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就成为人们争相解释、争相占有的稀缺资源了。
谣言诞生的温床
什么样的时代最容易产生谣言和政治预言?黑暗的时代。那么,为什么黑暗的时代最容易诞生谣言和政治预言?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摆脱黑暗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因而有时会通过口耳相传,把一些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传”成了谣言。有一句成语,叫做“三人成虎”,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有时候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各种政治预测,或者是一种模糊的想法,或者是明确的意向,这种政治预言,往往十分具有社会基础。
黑暗时代是诞生谣言的温床,也是人民急于把谣言和口号变为现实的年代。就在号称“三十余年,风行万里”的隋朝,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位时期,产生了十分多的谣言与政治预言,这一切,都是隋炀帝的政治措施带来的。
即位后不久,杨广便认为西京长安有些旧了,住起来不够气派,于是派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数百万人参加劳役。又征集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花草禽兽,充实御苑。此时隋朝经文帝统治二十多年,国家富庶,有此经济基础,杨广决心要将东京的宫室苑囿,修建得比长安更富丽壮观。不出三月,一座新兴城市、繁华帝都在洛水之滨拔地而起。杨广强行命令迁徙洛州及周围诸州商贾居民数万户充实东都,自己则带领萧后与众嫔妃,迁居显仁宫。
早在营建东都的同时,杨广就决定,要修一条沟通南北的水路,可以由水路从东都直达扬州江都。于是,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仪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改造早在春秋年间吴王夫差时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这样,一条连接东都和江都,贯通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河流的通济渠修成了。加上文帝时代即已修成的沟通东西两京、连接渭水和黄河的永通渠,从西京长安至扬州江都的水路俱已沟通。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又征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全长两千余里,沟通黄河以北诸水系,向北直达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又命人开凿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利用六朝以来开凿的旧运渠,加以疏导拓宽,沟通长江与钱塘江。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征发黄河以北十余郡民工开太行山路,修通洛阳直达太原郡晋阳城的驰道,又修筑一条自陕西榆林到蓟州(今北京附近)的御道,长四千里,宽一百步。又征发男丁上百万修补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境内),要求二十天完工。
这些浩大的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启动,让百姓不堪重负,百姓们因为服徭役,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家的田地耕种。因为工期紧张,劳动繁重,很多民夫都死在施工之中,隋朝大地一时出现了无数的孤儿寡妇。
这样的情况下,隋炀帝依然不知道体恤民情,反而到处游历,显示自己作为皇帝的排场和权威。他还四处炫耀武力,让边疆各族向自己臣服。但是,在攻打高丽的时候,由于军事计划受挫,隋炀帝一再加码,把隋王朝推到了悬崖边上。
隋文帝建国之时,曾经封高丽王为辽东公,高丽国王上表谢恩,并恳请封自己为王。隋文帝就册封他为王。高丽王在封王的第二年就率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之下派兵攻打高丽,大军打到辽河沿线,高丽国王觉得自己不是隋朝的对手,马上派使者前去谢罪,还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高丽王名元)。因为有过隋文帝时期的胜利,所以隋炀帝觉得他即位之后,高丽自然也应该服服帖帖。于是,他派使者要求高丽国王到隋朝都城觐见。高丽国王十分恐惧,不知道这位新皇帝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便没有前来,让隋炀帝十分恼怒。
这个时候,隋炀帝身边的大臣裴矩发表意见,说高丽在商朝的时候就是中国领土,现在居然不臣服,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隋炀帝对裴矩的话十分赞同,于是下诏书要征讨高丽,命令民夫在东莱海边造船,民夫们日夜在水中造船,腰部以下都生满了蛆虫,死掉了三分之一。同时,隋炀帝还征发壮年男子入伍,并且要求各地供应军粮、铠甲、兵器,让百姓难以承担这种苛政,人们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个情况下,人民盼望着隋炀帝的昏暗统治早日结束,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之中。于是,政治预言出现了,人们对隋朝灭亡的猜测也出现了,人心惶惶,纷纷说着这件事情。
在攻打高丽的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因为劳动力不够,无法保证耕种,同时又加上官府的威逼,人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于是,第一批揭竿而起的人开始打出明确的政治口号,邹平人王薄、清河人窦建德等发动了起义,从此以后,一时间起义在各地爆发,无法胜数。
王薄还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作为一个政治歌谣,来号召百姓起义。这首歌十分直白,全是民间俚语,但是十分具有鼓动性:
“长白山前知事郎,纯荐红罗饰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白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晋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一问世,马上受到那些不愿意接受征召的百姓的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军队,并且制造出更多的政治歌谣、谣言和预言,来打击隋朝的统治,讲出自己的政治愿望和要求。
从民间到官场:舆论的增值
一般而言,那些有利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舆论,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比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装狐狸叫声、王莽伪造天命之类的东西。但是,有些信息则是民间产生的,当时只是民众们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可是,只要有人对这种信息进行整理和“有意”的解读,那么这些原来处于中性的信息,就会变为有利于某一方的舆论。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舆论的增值,就是从原本不具有特定意义的信息中生发出具有政治作用的内容。
隋朝末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而当时十分有势力的李密、李渊、李轨等人都先后用这个谶语来号召民众追随自己。到底这条谶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李氏”在人们心中可以作为取代杨氏的人物?其合理的根据何在?
从历史上来看,即便是再玄妙、再离奇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十分容易理解的动因。同样,即便是再巧妙、再古怪的政治预言,背后都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目的。
这条政治预言的出现,据说是和隋炀帝所做的一个梦有关。隋炀帝杨广营建几大工程之后,志得意满,正一心醉享太平。忽然,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洪水滔天,淹没都城长安,冲毁殿宇屋舍,只有城头的三棵李树傲然挺立,安然无恙,而且这三棵李树还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杨广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他急召术士解梦。一个叫做安伽陀的术士听他把梦中情景讲述之后,先求杨广恕罪,然后才神秘兮兮地说:“洪水淹没京师,是不吉之象,预兆皇室即将有难。城头三棵李树硕果累累,巍然不倒,预示将有李姓之人取代杨氏而占据天下。陛下是否听说过,最近市井流传着歌谣:‘杨花飞尽李花飞’,又有一首童谣说:‘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无根基’,这都是李氏将兴的谶语,不可不防。”
这个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其实,隋炀帝做梦的事情,很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术士安伽陀。他引用了两首当时的政治语言歌谣,并且认为这就是李氏将要取代杨氏的象征。而“杨花飞尽李花飞”,本身既可以当作是景色的描写,又可以当作是对掌权者的预言。所谓“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无根基”则是比较明确的政治预言,但有趣的是,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政治预言中,并没有“李子结实并天下”这一首。
那么,安伽陀的这番分析,又是有什么目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术士安伽陀对隋炀帝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隋炀帝攻打辽东、人民纷纷起义的时期。这个时候,隋朝的统治已经不大稳固,很多政治野心家也都伺机而动,准备自立。隋炀帝担心的就是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大家族趁虚而入,所以,安伽陀的言论,正是击中了隋炀帝的要害。
安伽陀在讲述了李氏对隋朝的潜在威胁之后,又建议隋炀帝杀掉所有姓李的人。但是隋炀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隋炀帝虽然任意妄为,但是他也知道李氏是全国的大姓,根本杀不过来,而且李氏家族人才辈出,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如果要铲除他们,他们必将奋起抗争。
安伽陀的真实目的,在大臣宇文述向隋炀帝的建议出台之后,变得十分明显。宇文述说:“安伽陀所说的话确实是有根据的。为臣和李浑是夙亲,知道他这个人情趣和普通人大为不同,经常整天和李敏、善衡等人在密室中商量事情,甚至彻夜不眠。李浑是国家的重臣,地位显赫,家世兴旺,而且他手中还控制着禁军。一旦他有了二心,很可能发动政变推翻您的统治,我觉得安伽陀所说的歌谣里面提到的李氏,就是李浑。他为什么要深夜和别人在家中密谋呢?这是不正常的,希望陛下明察。”
正所谓“图穷匕现”,任何以神秘形式为依托的政治活动,最后的目的都是十分直接的。原来,安伽陀不过是和宇文述合演了一出双簧,先是安伽陀危言耸听,然后是宇文述出面把这个李氏的身份点破,接着就建议隋炀帝除掉李浑。
李浑是李氏家族最为著名的大臣李穆的第十个儿子,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而且还被提升为右骁卫大将军,地位确实很高。宇文述十分忌妒他,就借助术士安伽陀的“预言”,将李浑置于死地。更为有趣的是,自东晋以来,就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谶语:“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