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伏瓦的一生中，除了萨特之外还有两位情人，其中一位正是她在一次美国之行中结识的作家纳尔逊·阿格林。波伏瓦的那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原来不过是为了排遣她在萨特那里所遭受到的被忽视被冷落的怨艾与屈辱罢了。在波伏瓦与萨特之间的那种最被世人所称道的爱侣关系，实际上早已如风中游丝般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在数次尝试各自为政的私人情感生活、甚至是妄想着实现一种“三人世界”的试验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只能是依靠友谊这种最为简单也最为平常的情感来维系了。而这样的一种尴尬状态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晚年时期的萨特还曾一度想与一位比他小30多岁的女人一起生活，而波伏瓦则不得不时时抑制着自己的难以排除的同性恋倾向。
虽然西蒙娜·德·波伏瓦确实领导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现代女权运动，但是她自己的一生都始终受制于萨特这个男人。虽然她打破了历史因袭的种种偏见与神话，但她自己却以一个虚饰的自我，一厢情愿地去实现她创建一种新的现代神话的企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悲哀。
女人是这样变成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一名存在主义文学家，她的知名度与萨特及加缪不相上下，她的每一部作品问世后都会引起轰动。而作为法国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具有独特生活方式的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萨特，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小说、戏剧、随感、评论、自传都有涉足。她用40年时间完成了《第二性》的写作，这本书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而且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法国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
1908年1月9日，西蒙娜·德·波伏瓦生于巴黎，全家人都对于她的聪颖和活跃的思维感到惊奇。于是，家里人看到她喜欢读书，便鼓励她，为她精心挑选书籍，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她很快就确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了。当父母间爆发出一场又一场激烈的争吵时，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世界破灭了：“我成了争吵的导火线。”然而她童年充满活力的坚定的生活乐趣并没有因这一切而动摇。她已经超脱了家庭琐事，并在心里搭建了一座抛弃一切干扰的大本营，这在以后也成了她人格形成的重要线索之一。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创造幸福，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它们，并用自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狂热去追求它。
西蒙娜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阅读了大量的关于虔诚、圣人生活的著作和一些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书籍。她视西蒙娜为掌上明珠，而且努力使她接受自己选择的命运。她鼓励女儿的神秘主义倾向，让她阅读大量的以基督为主人公的小说。西蒙娜经常出入德西尔学校的小教堂，并沉浸在严肃的宗教默想之中。她常常以“钟情的目光”凝视着基督温柔而美丽的面孔、流血的身体，陷入无边的幻想中并为之流泪。她打算秘密地到加尔默罗山隐居，去沉思上帝的荣光。渐渐地，西蒙娜的信仰逐渐显露出来了，其略带神秘主义的某种倾向也随之膨胀起来。
西蒙娜在很早就发现了被禁止的乐趣，她在梅里克度假时，做完作业时就一个人走进森林，在树荫下打开被禁的巴尔扎克的书，读一个悍妇和一个男人奇特而又温柔淳朴的爱情故事。在巴黎时，曾有一天西蒙娜在厕所里读完了一部小说的残卷。她被书中男主人公热烈吻着女主角雪白细嫩的胸脯的情节震撼了，“这一吻使我激动不已，我体验了一种强烈的、温柔的同时又是隐秘的快感，这是我给予的，又是我承受的，而且我满眼都是这个场面。”她为不能在15岁以前结婚而深感失望，而早在12岁时，她就梦想着“一个男子的身体紧贴着她的身体”，期盼着“一双男子的手抚摸她的身体”。她这种强烈的性欲冲破了她头脑中的禁忌、礼仪，继而将宗教打得粉碎，她偷偷地贪婪地阅读都德、布尔热、莫泊桑、普雷沃、洛蒂的作品。
西蒙娜觉得什么力量都不可能使她放弃人间的欢乐，她厌恶吹毛求疵和自欺欺人的生活。她发觉自己并不信仰上帝，于是她不再信教。14岁时，她就理解孤独可怕的含义，也发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躁不安——“地球运行在一个任何目光都不能穿透的空间”。15岁时，西蒙娜毫不犹豫地要成为一个名作家。这一态度使她内心有了强大的安全感，“我不能容忍无聊，无聊很快会成为烦恼。”
约会另类爱情
她的事业完全取决于她的学业和智慧。17岁时，她以良好的成绩获得了拉丁文学学士学位、初等数学学士学位。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决定做中学教师。她置他人的意见于不顾，全力以赴致力于自己的计划。
1926年3月，西蒙娜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证书。同年，她完全投身于哲学，读柏拉图、朔邦豪尔、莱布尼茨、阿姆兰和柏格森等人的著作，准备攻读哲学史和逻辑两个学位。1927年6月，她以优异的学分获得了普通哲学证书且名列榜首。哲学增强了她整体看世界的认识。
1929年，西蒙娜顺利通过中学教师学衔会考。在索邦大学，她碰到迎面走出来的让·保罗·萨特，萨特激动地告诉她：“您被录用了。”既而冲动地说：“从现在起，您就成了我的。”在半个月的口试准备过程中，西蒙娜都和萨特在一起，西蒙娜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一切都令人感兴趣。他们互相着迷，常常在一起连续几个小时地互相交谈。两个人都具有同样将他们投入未来写作的“静谧而疯狂的激情”。萨特建议西蒙娜帮助他，他说自己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她的自由、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她写作的愿望。他给西蒙娜看刚完成的《铒亚美尼亚人》，她则让他读自己“什么都写的”关于20年代的小说。他们尝试着进行积极而又严厉坦率的批评。从开始，他们的关系就建立在真正的基础上，其精神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
同年夏天，西蒙娜和萨特每天都通信。对于西蒙娜来说，同萨特的相遇是她欢乐和痛苦的爆发，她觉得他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侣。“萨特完全符合我15年来的心愿。他具有双重性，在他身上，我发现了自己所有狂热的怪癖。我总能同他分享一切。”在她眼里，萨特论证了世界，成了她绝对安全的保障。然而，萨特却认为，男人应该同几个女人保持关系，女人也应该同另外的男人保持关系。在他脑海中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想法，“我们之间有一种必要的爱情，然而体验偶然的爱情也同样是合适的。”西蒙娜接受了萨特的这一计划，因为它同样符合她自己的信念。
西蒙娜与萨特的爱恋像骑士誓言一样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相信萨特。不久，他们达成了第二个协约：他们之间永不撒谎，特别是不掩饰任何事情，他们相约要一丝不苟地告诉对方偶然的爱情，工作、计划、经验，一切都是共同的。对于西蒙娜来说，萨特是她生活中最伟大的爱情，她已经得到了幸福，任何东西都不能把萨特从她身边夺去，除非死亡。对萨特的激情，夺去了她的自我，她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萨特称她为“小甜心”、“小美人”、“娇嫩的小花朵”和“最最亲爱的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奇才就在于她有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敏感，也就是说，在她身上，我找到了自己渴望的一切。”萨特一直到去世前都这样评价西蒙娜。
只有同西蒙娜一起，萨特才把他们的共同思想构思成所有的哲学著作。他们之间没有点点滴滴的情感和行为不经过另一个人来判断。他们成功地运用这一无与伦比的力量来体验两个人的生活，就像两种生活合为一种复合的生活。1966年，当一位记者问萨特，西蒙娜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的一切都归于她。……可以说，我为了她而写作，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让她过滤内容。”西蒙娜把他们彼此的这种相互渗透解释为“我们只是一个人”，而萨特则说：“我们之间存在一种深入的关系，它不断地创新，有时几乎能建立一个个体，一个我们不是两个你，它是真正的一个我们。我的一生都同西蒙娜共同拥有这个我们。”然而，奇怪的是，这两位情人一开始就完全独立，并且后来永远没有生活在一起。
西蒙娜与萨特相互毫无保留地把生活变成了作品。西蒙娜知道，无论在天边还是眼前，萨特都跟她分享着生活，一切都通过他们面对面或精神上的对话进行着：“……您的思想从未离开我，我常常在脑子里跟您对话。”对于彼此的关系，萨特认为他们彼此完全影响。而西蒙娜则认为那不是一种影响，而是一种渗透。不仅仅是在文学上，包括在生活中的任何情况下，他们总是一起作出决定，每个人都影响着另一个人。西蒙娜也曾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相互渗透，决定是共同作出的，思想也是共同发展的。”
所谓主义，所谓女权
从1940年到1946年的6年时间里，西蒙娜陆续创作并发表了《女客》、《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他人之血》、《无用之辈》、《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与民族智慧》、《人无不死》等作品。《他人之血》问世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西蒙娜在该书中描写抵抗运动，论述自由，阐明责任，谈及“每一个体与他人的共存构成的原始之不幸”，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而且被尊称为青年思想家的加缪激动地说她写了“一本情同手足的书”。两年之内，该书再版了32次。1946年，西蒙娜完成了形而上学色彩相当浓重的小说《人无不死》，她自认为这是她“其他作品无法媲美的、最佳的一部”，它一出版便被译介到德国，从此存在主义哲学拥有了形而上学的巨著。所以在当时，存在主义成了未被理解的最时髦的词语，渗透到巴黎每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萨特和西蒙娜则成为其导师。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西蒙娜也接受了“萨特圣母”的称号。
西蒙娜不仅是存在主义的圣母，而且是一位女权运动者。她在1949年6月撰写出版的《第二性》一、二卷陆续问世后，曾一度引起强烈的争议。而这部著作的发表也使得西蒙娜成了所有女人期望她担任的改变妇女的命运的人，当然这也是她自己希望充当的角色。
毫无疑问的是，《第二性》的影响确实是极为巨大的，以至于在《第二性》发表25周年的1974年，让·路易·塞尔旺·斯克雷伯将西蒙娜及其作品介绍给电视观众说：“这难以理解的厚厚两卷书第一次描述并解释了妇女在人类中的次要地位。正像马克思的《资本论》被共产主义者视为思想的参考一样，《第二性》同样成为当代世界女权论者的参考。”
西蒙娜，这位具有日尔曼·德·史达尔的智慧和乔治·桑的情感的女性，这位存在主义的圣母，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女权主义者于1986年4月不幸逝世。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年轻时的你相比，我更爱你现在饱受摧残的容貌。’”这个幸福的女人叫杜拉斯。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现在的越南南部；
1940年，杜拉斯与菲利普·罗克合作，出版《法兰西帝国》；
1944年，出版了作品《自由人报》、《平静的生活》；
1984年，杜拉斯的代表作《情人》获龚古尔奖；
1996年，杜拉斯逝世。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饱受摧残的容貌。’”
这段让人难以忘怀的话，出自法国当代最为著名的小说《情人》，而写下这部传世之作的那个女人，就是同样在当代法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享有至高声誉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讲述的是发生在两个绝望的人之间的一段绝望的爱情故事。在这样的一个故事中，又确确实实掺杂了太多杜拉斯本人的生平经历的内容，既包含了来自性与肉体的纯粹欲望，也同样渗透着更为强烈的人性本质。前者是本能，这并不足为奇；但后者却是极度的本能的一种升华，一种极少有人能够达到的高潮。但杜拉斯却达到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因为她是一个从来不避讳性与肉体的女人，更因为她自始至终就洞悉着人性的全部秘密，并由此带来了一种彻底的觉醒。这就是作为一位作家的杜拉斯，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杜拉斯。
尽管这样的一个杜拉斯也曾遭遇来自方方面面的怀疑与否定，尤其是她的情感生活更是历来被那些自以为是的“正经人”斥之为“伤风败俗”，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真正敢于直面人性与人生的文学家或是艺术家看来，所谓的性与爱本来就像我们每天必需的空气和水一样，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众所周知，宋代词人柳永的情诗就大都是从妓女身上得来灵感后创作完成的；而一代诗人杜牧也曾毫无愧色地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千古诗句；至于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生平最爱的清代话本小说《海上花列传》，更是因为那里面表现了中国人少有的爱情，而且还是男人与沦落风尘的那些女子间的故事。前人尚且如此，今人又何苦庸人自扰呢？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真诚地面对才是正常的反应，而任何的否认与回避都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虚伪和做作罢了。
杜拉斯当然是不会自欺欺人的。不仅如此，在对待来自人性深处的种种欲望的时刻，她以更为强烈也更为直接的极大热情，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全部心声。而这种心声其实只是：爱几个人，然后过一生。
与“小哥哥”的神秘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当代最为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1914年4月4日出生于越南嘉定的她，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在印度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最终成为了她创作灵感的永恒源泉。因为杜拉斯在四岁的时候遭遇了丧父的不幸，而母亲也因为被骗而终告破产，所以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杜拉斯的第一个情人竟是她的亲哥哥保尔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