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母亲的遗书中说：“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国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说起早期共产党人卓杰奋斗、忠贞不移、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人们还一定会想起身披破烂的大衣、拖着哗啦铁镣的方志敏。
方志敏（1899—1935年），江西弋阳县人。1919年夏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广泛传播，他阅读了《新青年》、《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1922年7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晚，他激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工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弋阳、横峰等5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武装，做好暴动准备。次年1月，他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1934年11月初，奉命率红十军团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山区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不幸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其时，抓到他的两个国民党士兵知道他是方志敏后，欣喜若狂，以为可以在这个共产党大官身上发一笔洋财。但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连一个铜板也没有。
在6个月零几天的牢狱生活中，每天“囚饭是一种最下等的腐霉的坏米。饭色是黄的，稗子谷壳沙石很多……”。他竭尽体力与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等30余万字文稿，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如关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如关于艰苦朴素、清贫立世：“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站在死神黑黢黢的阴影下，方志敏清癯的脸上，却洋溢着天使一样的圣洁光辉，居然如初恋时写情书那样，情愫缱绻地写下了一段堪称是千古绝唱的文字，至今令后人读起来浩气回肠，乃至热泪盈眶：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蔽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有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启蒙，加上适逢其时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犹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20世纪初，伴随着改造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有众多社会思潮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实用主义、工读主义、互助论、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平民教育理论……可谓荦荦大观，洋洋洒洒。“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马克思主义为何能从中脱颖而出，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按照南京大学王刚教授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一是在社会理想方面，古人的大同理想使中国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社会构想。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构想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希冀普天之下，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近代以来，民族危难，国家内外交困，中国人更加渴望大同世界，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皆表明古代哲人的“大同”理想，经过世代延续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所以，当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为愿景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便立即在知识界产生琴瑟和鸣。如李大钊将中国“大同”社会理想融进他的“世界联邦”中，认为人类最终必将走向统一；陈独秀也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青年毛泽东则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二是在政治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孔子家语》“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等，至于“爱民如子”匾额与“万民伞”，那就更是王朝时代伴随“清官”的屡说不鲜的故事了。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民主，这便使得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合乎逻辑地上升为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并为知识精英所认同和接受。陈独秀有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青年毛泽东呼吁以“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民的目标。
三是在历史观方面，《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要想彻底解放自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这些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崇尚经世致用、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中国部分知识精英产生了默契，在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及观念都没能救水火之中国、解民族于倒悬的情势下，他们立刻从迷茫、愤懑中脱身而出，拥抱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只有采取直接行动的一法”；原来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还是个和平改良主义者的毛泽东，在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则直接锤炼出一句经典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历史背景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酣战正浓，而德国汉堡水兵起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日本的“米骚动”，以及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更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成为中国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1921年，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对此描述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160多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正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90年来，执政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在东方这片古老、饱经苦难的土地上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仍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 希望和平 不求苟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头枪炮齐鸣，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的挑衅和进逼，举国上下的8年抗战拉开了序幕。
7月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在庐山发表了著名“最后关头”的演说，其中讲到——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通称“十大救国纲领”），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抗日的态度与决心。
若不了解8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8年的丰富内涵。
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1/4；中国的铁路总和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比拟，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公路运输也居人之后，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26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
在军事装备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1/145；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国空军能起飞的飞机已经不足20架。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之前，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绝大多数时候日机可以任意往来，任意轰炸，任意扫射。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国空军已无力再战，南京机场只剩7架能起飞的飞机和36架待修理的飞机，远无力支持南京保卫战。
陆军也差得太远。战争之初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至9倍。在正规军，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很少连发的盒子炮、冲锋枪，子弹也不充裕，一个营大概会有几门迫击炮点缀一下。若是在游击队，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镖了。所谓国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钢骨的机关枪巢，但多半时候只有步兵临时挖的散兵坑，甚至连散兵壕都不多见。
在军队素质上“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军队的配备亦因军而异，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还有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的，一应俱全，中国军队可谓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
国民政府外聘的德国军事专家曾估计，从纯军事角度看，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中国海军一星期之内就将失去作战能力，中国空军一个多月就难以支撑，中国陆军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裕仁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
老天也不帮忙。当年《大公报》上报道：“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一篇现场报道，使300万人的死亡气息弥漫到了全世界人的鼻子底下。该报道透露说：在河南，军队要粮，粮贩倒粮，地主囤粮。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有毒的“霉花”。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易子相食、狗吃死人的惨剧。
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只是一方他们很快就能踏马挥鞭的残壁断碣，而多少年来势不两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无须多少时间，将统统成为他们的刀下之羊。
8月4日，北平沦陷，中国正式进入作战阶段。
一个破碎了的蛋，只要有了仇恨，那黄白难分的汁液也会立马聚拢来，变成一块板砖狠狠地向强物砸去。一个民族，即使被捣碎了五腑六脏，但只要不肯就此灭绝，也会拆下骨头为旗杆，剥下皮来作血红的大旗，向敌阵进行拼死的搏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