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要做自己的路标”
当下中国急需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从石头缝里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不是在与世隔绝的温室里用空调机调出来的花朵。它必然扎根于中国大地，来源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对现实生活的经验与感受。因此，其内涵必然具有人性层面的内容。
在人性层面上，本性善？本性恶？是孟子、荀子留给后人一个争执了两千年的话题兼难题。最终规范了这个话题兼难题、使双方都口服心服或不得不服的是道德。道德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是人之所以区别动物的立柱，是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丛林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中产生，受人们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道德，当然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永恒的道德、超阶级的道德是没有的。如“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父权与夫权，打上了强烈的专制社会与男权社会的烙印，随着这个社会的土崩瓦解，“三纲”也就“纸船明烛照天烧”了。道德，又有继承性，长久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伦理学史上，对伦理学的研究通常都以对人性的探讨为逻辑起点，从而人性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德的基础。既然历经各朝各代，人性有相通之处，道德也必有相同之见，否则哪来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引以为荣的优秀品德？
这本是一个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在“文革”时期，如果你说道德文化可以继承，也许你的小命就没有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便是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初，他发表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了说明编剧动机，从1962年5月起，他先后在《前线》杂志与《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说道德》、《再说道德》、《三说道德》，认为海瑞身上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等道德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可以批判性地继承，并进而认为，“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文革”风暴一来，他因此而大受批判、批斗，并最终折磨至死，含冤九泉。以管窥豹，“文革”不但大革了文化的命，也大刨了道德的穴。当下有批主张再搞一次“文革”以正社会风气的人，真不啻于取了砒霜去做救命汤了。
民国时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超，曾在清华做了一个《论君子》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希望清华学子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易经》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之后，清华人便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写进清华校规，后来更确定为清华校训，直到今天，一百余年里，影响、激荡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
这里，梁启超说到的只是一点，其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巨丽宏富，远不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2003年12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具体谈及哪些传统道德值得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德，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2011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全党全国：“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之一的道德，即是社会公德。“三纲五常”，是专制社会的社会公德。“三纲”显然已无继承性可言，其中的糟粕实在太多，可谓柏杨先生笔下“酱缸文化”里最陈腐的部分。但“五常”就不同了，只要我们在保持民族性的前提下，输入新的时代气息，它就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新的社会公德的优良基因。“五常”的内容比较复杂，起初是仁、义、礼、智、信，以后经过中国人不断丰富发展，衍生了礼、义、廉、耻与温、良、恭、俭、让，以及节、孝、忠等多个名词或概念。应该择其要说一说的是：
关于“仁”，从字型上看，就可知“仁”是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基本之道，即“二人为仁”，这种道德观念乃人与他人接触才产生，主张对他人亲爱、友善。“仁者，爱人”，这是传统道德中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基因，孔子将其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甚至自己不惜“杀身成仁”。仁，在中国历史中影响深远，仁爱、仁义、同仁、仁至义尽、仁人志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皆来源于此。所以，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这个道德观念，视其为做人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仁爱之心也没有，那便是麻木不仁，不配做人了。反之，人人都具有仁爱之心，仁，不但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驿站，还是生命的终点，我们的社会就会明净明媚起来，如歌手韦唯所演唱的《爱的奉献》——“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关于“礼”，中国历来被人称为“礼仪之邦”，一直传为美谈。礼仪即是人与人交往的一般规则，如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礼尚往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都是起码的待人之道。平常的个人举止也须合乎礼仪，这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便吐痰，会令人侧目，而赤膊“膀爷”吆五喝六，妙龄少妇身穿睡衣招摇过市，那就更不雅观了。此外，一个圆满的社会生活有着更深层的礼仪，即“公仆”待“主人”必须尊重、感恩，政府对国民必须谦卑、勤勉。《史记·管晏列传》里，管仲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倘若在丰衣足食之后，社会反倒普遍缺失了道德礼仪及羞耻之心，这其中的头一条原因，必从“公仆”与“主人”、政府与国民颠倒了的关系中找起。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关于“义”，《中庸》说：“义，宜也。”“宜”，适宜、合理的意思。即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别人遇到困难或遭灾时，你理应出手相助，缓解对方燃眉之急，“见义勇为”、“义不容辞”是也。国家有了危难，你抛小家于不顾，赴汤蹈火，毁家纾难，“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国民表现出的义举，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主动迎着还在颤抖的大地前去的各地志愿者以及全国各地举办的义赛、义演、义拍等，汇成了新世纪里中国最美丽的背影，至今回首还让我们心头溢满暖流。
可以说，“义”实际上是协调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种道德准则。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施蒂纳时，曾强调共产主义既不主张利己主义，也不主张自我牺牲。这意味着，“义”的道德准则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原则，它建立在个人自我实现的基础之上，是对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这两种倾向的扬弃，超越于二者之上，而非二者之一的对立物。而我们在过去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对“义”的理解常常偏于简单化，更多地强调个人无条件的牺牲，其结果是导致对个人正当利益、权益的忽视和藐视。这种理解恰恰是犯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简单地将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与利己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还简单这么强调，就会脱离现实，而不得不尴尬地沦为纯粹的道德说教和口号。
关于“廉”，即清廉、俭朴。“廉”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廉”的意思就是不索取，决不拿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春秋时，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后拿去献给宋国司城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即开始倡廉。西周时，周王把廉洁作为考察奖惩官吏的重要项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廉政建设成为考核官吏职守的重要标准；到了宋明两代，出现过像包拯、海瑞、于谦这样的铁面清官，他们能深察自省，以不曲不阿不枉法为格，“以不贪为宝”，其品德言行至今还被民间传为佳话。现在执政党提倡的“反腐倡廉”或党风廉政建设，即是对“廉”这一传统文化基因的肯定。因为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
至于有人提出“廉”的当代中国升级版“高薪养廉”，据说还是出自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我们不敢苟同。公务员的待遇不差，按情理来说，这“廉”该养住了吧，可现实正如胡锦涛今年初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所强调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养廉根本上还得靠用人制度与审查制度，以及阳光下各层面的监督。
关于“耻”，知耻，即知道羞愧和荣辱，明白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高贵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反之动物界没有羞耻感，完全依本能而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将有无“耻”感视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康有为说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这也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正确的荣辱观念；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丧失。人人知耻，则正义流行；人人无耻，则邪恶大行其道。
关于“信”，“信者，人言也”，人和言字组成了“信”字，人言而不履行，便成人和言分家，只留下一个形影相吊的“人”字，仓颉造字真是费了一腔心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若一个人连说话也不算数，那他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这是待人处世的基本信条，做人应这样，治国亦如此。战国时，秦孝公起用商鞅变法图强。商鞅想：怎么才能让人们相信变法是真的呢？他在都城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说：谁能把这家伙扛到北门去，便赏黄金10两。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自然也就没有人去扛。商鞅把赏金一直加到50两，终于有一天，一个壮汉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当场赏了他50两黄金。老百姓纷纷议论：商鞅言而有信，跟着他走必有好处……由此，商鞅变法成功，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治国有信，言行如一，“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诚实之风便会在社会上浩荡前行；治国无信，表里不一，而企图惩治百姓无信，便犹如临渴掘井，缘木求鱼。无论是对治国者，还是对百姓，说真话，办实事，都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它体现着内心的安全感与尊严感。
关于“孝”，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从“孝”这个汉字来看，是“老人”的“老”字，底下是个“子”字，儿女双手托着老人，就是“孝”。《说文解字》中说，“善事父母者”为“孝”，即孝敬父母、长辈，这是为人最基本的道德。东汉孔融4岁让梨，黄香9岁为父亲温暖冰冷的被窝，晋代王祥“卧冰求鲤”，明代朱冲秋“割股为羹”。在今天，孝是儿女们节假日“常回家看看”的那份心意，是平常日子里一个嘘寒问暖的电话，或给父母端来的一盆洗脚水，是父母重病卧床时放下一切的那份焦急与细心，是功成名就后想到的第一份丰厚回报……记得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唱了歌曲《常回家看看》，顿时泪水如国中大雨滂沱，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中国人！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盖第二层楼呢……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孝”这个概念和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是有的，但在中国尤为突出。
由此可见，包括道德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确实有许多值得后人继承、学习的优良基因，而且我们民族历来崇尚伦理道德教育，古人推崇的“三不朽”，其最高层次就是“太上立德”，德高望重、道德文章——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现在的问题却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了，这些优良基因，不但未有效转化为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的精神财富，而且正在不同程度地被稀释；
道德的缺失，不仅污浊了世风，扰乱了人心，甚至可能危及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最近由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揭露的案子是，药用胶囊掺入了高超标的铬，这铬还是从废旧皮革里的明胶里提炼的；工业香精现在可以兑出一百多种软硬饮料，其中包括豆浆、茅台；25克的黄金，拿去金店里做饰品，因为添加了难以检测的铱成分，可以变成30、35克，据说这已经成了这一行的潜规则……有智者担忧，“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周瑞金、单学刚《请让我来相信你》《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月17日）
不仅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出现问题，还有经济道德、政治道德、生态道德等方面也弊病迭出。越来越多的人忧心如焚，自觉举起“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大旗。最近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两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广东佛山的黄岐“广佛五金城”旁连续被两辆汽车碾压；7分钟内，先后有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是一名拾荒的阿姨上前救援。遗憾的是，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8天后不幸离世。这一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耻感如烧，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其中，东莞中学高二（8）班周昱均同学发表演讲，内有：
我们在愤怒地指责他人、埋怨社会的同时，请不要放过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进行一场灵魂的拷问。在义愤填膺之时我们真的有那么高尚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是那18个路人当中一员？咒骂社会、谴责他人是很痛快，但我们更多地要将道德的尖刀指向自己，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剔除我们体内的冷漠和麻木，挤出渗透进我们血液中的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