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如飓风一样横扫欧洲的一代枭雄，也不认可英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想法，他告诫阿美士德：“要与这个幅员广阔、物产丰饶的帝国作战，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他分析说：“起初贵国可能会成功，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大炮也会让他们集合起自己的全部力量。皇帝再颟顸，也会照葫芦画瓢；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即使力量一时不济，他们会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炮手，建造一支舰队，千方百计将你们击败。”
阿美士德反驳道：“大清帝国外强中干，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
拿破仑的阔鼻里哼了一下，顿时纠结起来的浓眉，显示他对这个比喻的不以为然。与拿破仑矮短身材有些不成比例的硕大脑袋里，突然窜上来的是一头狮子：“狮子睡着了，当然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不过，中国这头睡狮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拿破仑说的“中国是头睡着的狮子”这番话，不久传遍了欧洲和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日后，欧洲人渐有了“黄祸论”的说法。
“黄祸论”（The theory of Yellow Peril）问世于19世纪后期。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来自东方的危险”论，可谓“黄祸论”的先导。他把正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说成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诬蔑中国人野蛮、好战，胡说大批中国人不仅像蝗虫一样，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他鼓吹沙皇需把全部武装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着手征服东方。
据周宁先生考证：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式在公开场合肯定“黄祸”这一说法。由于出生时系臀位落地，令他患上了“尔勃氏麻痹”，以至左臂萎缩，在登基后的许多照片中，他都用健全的右手掩遮着左手。他的想象力却分外发达，他命令宫廷画家根据他脑海中的黄祸景像画了一幅画，制版印刷后广为散发，还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君王，此画的名字就叫《黄祸图》。画面上，上帝派下来的大天使米歇尔，站在悬崖边，面对拿着长矛与盾牌，分别代表德、英、法、美、意、奥、俄欧洲列强的7个护守天神，她们站在一个悬挂在头顶上的大十字架下，米歇尔像是在煞有介事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国家！在悬崖的另一边，半空中漂浮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闪现着一团火焰般的佛陀坐像，正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这幅《黄祸图》，其矛头直指亚洲，尤其是中国，其意旨是号召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的中国人对欧罗巴的侵犯，以保卫神圣十字架照耀下的宗教、信仰与国土。
按照威廉二世等人的说法，中国人是黄种人，是“野蛮人”，人种低劣，且人口增长快，中国人正“在不知不觉间毒化我们的生命源泉，并且遍布世界各地，逐渐破坏和腐蚀我们的力量和繁荣”。
他们还认为，作为个体，中国人适应能力强，精力旺盛，多才多艺，吃苦耐劳。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机体，则犹如一盘散沙，“可以被分割”，但中国人仍会顽强地存在。这个亚洲生命力最刚强、勤劳、奋斗的种族，“经过适当的训导后，也许会成为世界上一种了不起的势力。”
“黄祸论”聒噪于欧罗巴之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深重耻辱之后，大清朝廷内的洋务派忧心如焚，席不暇暖，正掀起“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一一开张。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偌大一个招商局，还有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为了不再受洋人的蒙骗，清政府又在北京设立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文馆……
千疮百孔的大清，刚刚有股暖气吹来，似有“同光中兴”之兆，西方人见此，便大声惊呼：“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其虑也！”
他们顾虑什么呢？作为高高在上的白人殖民主义者，他们已经习惯了黑人的俯首帖耳，习惯了印度人的温良恭谦。他们忧心忡忡的是，黑人可以接受白人的狩猎，印度人可以为英国人旋出艳丽的歌舞，但东方那片最大的土地既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中国人貌似谦卑的脸上有一对灵动的小眼睛；而且，同样深不可测的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像一个可以进来却出不去的神秘黑洞，历史上它从来不被异质同化，反而总是同化异质文化。这样的文化，对总在觊觎这片土地的西方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可怕的“祸害”。
视中国这头睡狮的觉醒和发展为祸害，有西方人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甚至是曲解、误读、中伤的原因。也有“桃李无言”却不见“下自成蹊”的原因——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庸、和谐，中华民族历来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尚往来，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安土重迁，安身乐命，知足常乐；更主张止戈为武，礼让三先，王道仁政。中国文化在亚洲有着广泛的辐射，并孕育出日后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儒教文化圈。相比之下，欧洲却似乎是一道翻不过去的高墙，令许多欧洲人对黄色人种恐惧的心理想象，还根植于一段遥远的历史记忆：
先是公元4世纪时，一支来自亚洲的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胡骑汗马，所向披靡，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最后攻陷罗马城，将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人惊恐地称呼阿提拉为“上帝之鞭”；接着，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与孙子拔都，又连续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攻城掠地，血海飘杵。这些积淀在基因深处的“恐怖”记忆，遇到适当的历史背景，就会很自然地从西方人的意识里冒出来，折磨着他们的神经与心灵。同时，从宗教信仰出发，也使西方人视中国龙为恐怖的象征。中世纪的欧洲人，第一次见到龙——这一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灵异神物、亦乃万兽之首的形象时，就认定中国龙是魔鬼的化身。其遗风所及，当2012年，中国的又一个龙年来临，中国邮政发行了新的生肖龙邮票，因为这条龙的形象有点“张牙舞爪”，也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哗然、惊呼。
因此，当年威廉二世等人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黄祸”意象，很快以宣传画的形式在欧美国家流传开来。其中，美国的情况最为突出。
随着修建中部大铁路与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大批华人劳工涌入美国，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当时的美国人构成压力。排华势力趁势而出，威廉二世这幅《黄祸图》问世后，更如获至宝，立刻印刷在全美发行，呼风唤雨，终见成效。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排华法案（直到1965年10月才基本废除；2011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就此法案向华人道歉）——这是美国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的法案。以后，老罗斯福等美国“黄祸论”信奉者，还极力描绘“黄祸”一旦蔓延至全球的景像：中国在国际舞台取得地位后，中国的哲学、孔孟之道和蒙昧思想，中国人的群居方式、种种清规戒律和生活恶习，将对白种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中国人的狡诈、贪婪，将会使整个世界的道德水准大大下降。
“黄祸论”在本质上是西方殖民者以己度人的欺天之谈，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孙中山、鲁迅等人都先后撰文，批驳“黄祸论”的荒谬逻辑及其险恶用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提出“黄祸论”的威廉二世的母国——德国，连续发动了惨绝人寰、为祸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他本人大力鼓吹军国主义，支持德国军扩，为德国寻找“一个太阳下的位置”，一改以往俾斯麦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中心主义；又支持军事工业特别是军火巨头克虏伯公司的发展，令国家陷入狂热的军备竞赛中，当这竞赛变得难以驾驭之时，“一战”就弹在膛上了。这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对世界的“祸害”不是中国，反而是这群自诩“文明先进”的强盗们自身。由此，“黄祸论”漏洞百出，不攻自破。加上这时的中国在清朝倾覆后，并未睡狮雄起，连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国力虚弱，满目疮痍，曾经鼓噪一时的“黄祸论”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黄祸论”一直阴魂未散，如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要有几股徐风，乍起于中国历史发生转机或发展迅速之时，它便会顿时动弹起来，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在当下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就是“黄祸论”的变种与翻版。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代。麦卡锡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联合国直指“中国对邻国的威胁”，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公开辱骂如日初升的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此后20多年间，美国人心里总不踏实，在中国周围建立了新月形的针对“红色威胁”的包围圈，警醒得夜里睡觉也恨不能向太平洋彼岸睁开一只眼睛。甚至连打开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大门的基辛格博士也不例外。他秘密首次访问北京后，向尼克松总统报告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但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民。他们仍可能成为我们最坚定的敌人。”
不过，这一时期的国际地平线上，主要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苏联，中国正陷于内乱，故那时的“中国威胁论”并没成为主流，喧嚣一阵后，也就偃旗息鼓了。然而，1991年，庞大的苏维埃帝国雪崩一样解体，接着，东欧一批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作为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并未如许多世人所预料的那样英雄末路，饮恨乌江，相反经济呈现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奇迹，军事实力逐渐强大，全球影响亦非昨日可比，“中国威胁论”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如黑水般泛滥起来。
“中国威胁论”泛滥的第一波，出现在1992至1993年间，时当苏联、东欧易帜，中国又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后仍然没有改变颜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日本防卫大学村井友秀教授，在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第一个提出“中国威胁论”。其后，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亚洲项目主任芒罗，抛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接着，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又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芒罗在论文中鼓吹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亨廷顿则在论文中断言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天然冲突，二者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大敌，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郁。其后，又一位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惊世骇俗，发出“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的荒谬言论。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声振屋瓦。
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的喧嚣都会出现，到现在已经连续出现好几波了。
最近的一波出现在2010年。在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这背后反映的现象是：世界各地都有“中国制造”的五光十色商品，五大洲都遍及中国的商人、企业家、旅游者；而且，中国政府和企业财大气粗，到处收购国外著名企业、购买房地产、兴建中国贸易城，或者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星罗棋布般援建无数工程项目。此外，中国人的嗓门又高了八度，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事件、南海诸岛主权争议、朝鲜问题等方面立场强硬，因此，一些国外媒体又开始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
这一轮已经是第四波了，其内容日益扩大，涉入经济、军事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人民币操控威胁、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知识产权威胁、食品安全威胁、环境威胁等等……仿佛中国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谈笑咳唾，皆成妙计，百年间已由一盘散沙，聚攥起金刚不坏之身；恍若一片夹着鼓胀胀钱包的黑头发黑眼睛，明天就要涌到他们家门口。
平心而论，中国能对西方构成什么威胁呢？
要论军力和军事技术，美国领先中国几十年，真要打起来，别的不说，美军全球12个航母战斗群，拿出一两个堵在波斯湾，恐怕全中国的大部分私家车都得供在家里锈成废铜烂铁。再说文化影响力、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创新竞争力等软实力方面，那恐怕落后还不止几十年，一部风行全球的好莱坞大片，就可以让只能在国内牛皮哄哄的某些导演羞愧得去跳楼。同样，中国从未打算做美国和欧洲的劲敌，否则不可能用十几亿国人几十年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去买天文数字的美国与欧洲的国债。在与西方打交道方面，连有《人民日报》背景的《环球时评》也承认：
中国是大国外交领域的新手，不熟悉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不知道怎样对付个别小国的挑衅和背信弃义。面对美欧这样的巨人，我们以往更习惯于谨小慎微。我们从不主动挑起危机，危机找上门来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如何大事化小。（《中国必须是有容乃大的平衡手》《环球时报》2012年2月15日）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上为什么如此喋喋不休地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呢？有学者认为，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意识形态、文明样式、社会制度不同。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大国，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世界预测中国也会步苏联的后尘。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发展快速，综合国力不断攀升，并先后超过意大利、德国、日本等所谓民主国家。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中国的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人拥抱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势头，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他们惊讶于这一崛起，又心悬于这一如美国《外交》主编扎卡利亚所说，中国乃“非自由民主的崛起”。这是对西方价值观的不可解，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野狐禅。一旦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视为政治异类，其崛起也离经叛道，当然不会让西方高枕无忧。
二是国家利益驱使，冷战思维驱之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