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在上海杨树浦和虹口一带驻扎有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并有海军第3舰队游弋于长江、黄浦江和上海海面，指挥官为长谷川清海军中将。1937年8月9日傍晚17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大尉与一名士兵驾车闯入虹桥机场滋事，被中国保安部队当场击毙。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长谷川清率日舰密布于吴淞口，上海战事一触即发；同时，他连续给日本国内发去电报，要求增派援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并迅速向上海方向集结军队，作战斗准备（按照1932年中日“一二八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不允许驻扎中国的正规军。当时，在沪只有中国的警察部队和两个保安团）。
多少年后，提到淞沪会战，只是说日军率先发动进攻。其实，综合种种资料，可以作出判断，在上海战场，应是我方先发制人，向日军发起冲锋。当时，蒋介石在陈诚和白崇禧的建议下，有歼灭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想法，希望以此为契机，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把日军的视线吸引至华东，从而打乱华北日军可能出现的沿平汉路南下奔袭武汉掌控华中、进犯华西的作战部署。在我看来，承认中**队在上海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开辟第二战场并没有什么。这是关系民族危亡以及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关键一步。当日军已经到了眼皮底下，当他们的刺刀已经在中国的国土上闪着青光时，中国人一定要等到他们把刺刀捅过来再还击？为什么不能率先出拳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在中国的国土上率先出拳打击已经入侵到家门口的敌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多少年来，国人的惯性思维，形成了一种模式：即一定要等敌人先动手，然后我们还击，似乎只有这种模式的战争正义才站在我们一方。这种思维带有民族性格的烙印，往往会造成军事上的错失良机，收获自酿的恶果。
随后，蒋介石下达了两个关键的命令：一方面命令在无锡、吴县、常熟一带集结的中**队向上海急行军；另一方面决定堵塞江阴要塞，封锁长江。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长江封锁计划是8月11日之前蒋介石在抗战会议上决定的。作出这一决定，一是为了阻挡下游的日舰溯江而上威胁南京，二是为了截断停驻在上游武汉的5艘日舰的归途。但让人痛惜的是，由于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通风报信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致使驻扎在武汉的5艘日舰星夜由武汉出逃至上海，中**队错失将其一举歼灭的机会。
1937年8月12日晚，王敬久的第87师和孙元良的第88师开进上海江湾地区，兵陈吴淞。是日，长江航道完成阻塞。与此同时，在东京，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首先动员起程的两个师团是藤田进的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的第11师团。此间，有外国使节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将上海开辟为不设防的自由港，以避免战火。但华夏民族已至危亡之时，这样的请求已经没有人敢于答应了。正像在上海开战前夕张治中将军对手下将士所说的那样：“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与日本的全面战争，绝难避免了！
张将军的讲话慷慨激昂，让我想起一年前的1936年11月12日，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华北绥远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著名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国决心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