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航船开进19世纪后，世界形势完全变了。
早在15世纪晚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大冒险直接促成了新航线的开辟，航海贸易和殖民掠夺进而成就了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日子，可以被称为“海洋世纪”，也可被认为是全球化浪潮的第一次爆发。自此之后，欧美列强纵横世界：自葡萄牙和西班牙以欧洲一隅之地跻身世界性大国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也迎来了各自的世纪。在欧美列强的舰炮下，亚洲诸国多沦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岌岌可危。
自1840年起，中国的清朝对外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屈辱一次甚于一次。目睹了中国的现状，日本人开始为自身的命运焦虑不堪起来。不过直到这时候，在自己同样虚弱的时候，他们也没忘记打海对面那块大陆的主意。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798年，日本民间策士本多利明就在《经世秘策》中提出攻占中国东北和库页岛，随后袭取中国内地乃至美洲大陆的狂妄计划。他有一个观点对后来的日本政府影响甚深，即国家的利益，只能依靠战争获得。1823年，另一名策士佐藤信渊写出了《宇内混同秘策》，进一步强调：“世界万国皆应为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应为天皇之臣仆。”他认为日本要想达到以上目的就必须首先吞并中国。到了吉田松阴那里，这种策略更为明确。吉田是明治维新之前提出“尊王攘夷”的“青年志士”。在1850年代佩里率美国舰队“拜访”日本的背景下，他成为“放眼西方”的第一人。他一度欲偷渡美国考察，未成；后开设学堂议论时政，被幕府处死时不到30岁。当时，吉田一方面焦虑于日本在欧美舰炮下的命运；另一方面，又思考着日本该如何对外侵略：“若军事力量稍有充实，即可开拓虾夷（北海道），晓谕琉球，令其朝觐；责难朝鲜，使之进贡；割南满，收台湾与吕宋，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雏形。
在我看来，日本的“大陆政策”源于日本人对大陆的一种情结。1937年，日军第16师团士兵东史郎于日记中记述了在中国天津大沽口登陆时的心情：“昭和12年9月12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大陆情结”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明治时代的外相副岛种臣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日本是大海中的孤独的岛屿，没有战略纵深，不易防守，时刻有面临危机的可能，加之资源贫乏，所以“在（中国）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副岛种臣主要从国防角度谈到日本的地缘劣势，为侵略寻找口实；而对普通的日本国民来说，这种危机感似乎更为具体：包括地震、海啸、台风等在内的频生的自然灾害与四周的茫茫大海所带来的孤立，给予他们深深的不安，进而形成一种“大陆情结”，这种情结被政府加以利用，渐渐成为对外侵略的原动力之一。
吉田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包括谁呢？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内阁首相及日本近代陆军奠基人山县有朋！吉田的思想，也成为后来日本政府的施政基础。
1860年代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机会。在此之前，从1853年到1854年，美国舰队司令佩里连续两次率舰而来，要求采取“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开放门户”。在欧美思潮和舰炮的影响与逼迫下，日本国内的一些有现代眼光的藩主提出“尊王攘夷”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希望废除保守的幕府统治，树立天皇的权威，学习欧美列强，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摆脱遭受殖民侵略的厄运。
最初，倒幕主脑是以山口县为领地的长州藩。1860年，倒幕武士在江户樱田门刺死了幕府高官，该事件成为整个倒幕运动的引子。1864年，德川幕府开始正式征讨长州藩。转年，吉田松阴的学生木户孝允成为长州藩的实力人物，更加坚定了永久废除幕府统治的主张。这时候，日本的另一大藩是以鹿儿岛为领地的萨摩藩，其政治主张相对来说比较折中，希望朝廷与幕府达成一个合作方案。由于德川幕府对放权朝廷毫无诚意，导致方案最终破产。此时，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已通成为萨摩藩的核心人物。和木户孝允一样，他们也倾心于彻底瓦解幕府的统治。随后，在传奇武士坂本龙马的说和下，木户孝允与西乡隆盛有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1866年，两藩正式结成“倒幕同盟”，并很快粉碎了幕府军队的进攻。1867年秋，在萨摩、长州二藩的进军中，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将军庆喜被迫作出“还政天皇”的表示，出奔大阪。1868年初，西乡隆盛正式宣布废除德川幕府，并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发了诏书。德川庆喜举兵作最后一搏，但很快被击败。
随后，明治天皇迁都东京，宣布举国维新。
此时，中国在欧美列强的一次次入侵下已虚弱不堪。日本内阁成员井上馨在谈及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了：“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须多论！”在回望自己民族历史的时候，那些看似充满偶然的事件，往往令我们唏嘘不已：日本维新一举而成；中国却举步维艰，依旧挣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历史的残酷性仅仅在于它不可以重来。
在明治维新之下，日本吸取西方文明的成果，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唯一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不忘拾起丰臣时代的旧梦。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宣称要“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明治维新成功后的1885年，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写了一本《脱亚论》，认为日本应追随强大先进的欧美列强的脚步，而不能与衰困落后的中国、朝鲜为伍。福泽认为，仅仅达到上面的要求是不够的，还应该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
1887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出《征讨清国策》，以中国为第一号假想敌，提出要支解中国：“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1890年，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论”，他认为：无论是什么地方，只要与日本的利益有关，日本就可以随时出兵。而中国，正处于日本画出的利益线的核心位置。他更为暴露地说：要想使日本崛起于东亚，就必须首先拿朝鲜和中国开刀，只有这样才能让欧美列强“重新认识日本”。山县有朋出身长州藩，和他一起同属长州藩的还有伊藤博文、桂太郎、乃木希典等近世日本强人，在他们的主导下，以忠君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三元素、以“唯武力论”为核心的现代军国主义思想，出现了。
日本寻找着战机。
事实上，在此之前，日本已经有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那是1872年10月，日本宣布吞并中国的藩国琉球。1873年，日本建立新的政府军，称“皇军”。转年，在西乡从道中将的率领下，第一批“皇军”侵入台湾。最后虽然撤军，但从中国清政府那里攫取了5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补偿。50万两白银，对赔款已成家常便饭的中国清政府来说，自然不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但对于日本来说，这50万两白银却极为重要。因为，他们透过这笔轻易得来的银子，看出了中国的衰败和软弱，为日后更大的侵略奠定了心理基础。
日本人等来了1894年。
在与中国开战前，明治天皇亲临设于广岛的日军大本营，询问他的司令官开战后日本的胜算是多少。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如实相告：无完全胜算。但日本人还是决心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冒险一战。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伊东佑亨率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一举击败中国北洋舰队，随后兵锋直指山东威海卫。这里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当时，威海刘公岛上的火炮皆为新式德国战炮。但又有什么用呢？当时的北洋舰队不也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吗？对于一个自唐朝后就开始喜欢被动防御的民族来说，对于死气沉沉的腐朽的清王朝来说，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1895年初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首领丁汝昌自杀，舰队全军覆灭。小小的刘公岛见证了两个国家的命运。那个时代的剪影大约如此：日本海军把解除了武装的康济舰交还中国败军，用以运载丁汝昌、刘步蟾等殉国将领的灵柩。那天的天空有些阴沉吧，海上飘着冷雨，那艘失败之船带着中国的命运，惨然离开了刘公岛，离开了威海卫。
东洋岛国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战胜中国的千年梦想。
甲午海战的胜利，实在是让四岛之国的人们激动了一回。当时，日本国内有狂热的叫嚣：“旭日军旗进北京！”进占中国首都，一直是日本人的美梦。虽然最终旭日军旗没能飘扬在北京上空，但通过半年的战争，日本获得了达到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前后总共有2.3亿两白银进入囊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相当于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4.4倍！而且，它还攫取了台湾。日本品尝到侵略的甜头。通过战争赔款，日本着重发展了教育、工业和军事，更重要的是，自此打开一个缺口：在中国人面前，日本人的优越感一下子涌了出来。
10年后，1904年至1905年间，在与**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中，这个岛国再一次获胜，此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司令官是东乡平八郎。10年前，甲午海战时，他是浪速号舰长。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兼军事家王阳明的鹿儿岛人，身高不足1.60米（类似于后来指挥日军陷落中国首都南京的松井石根），但正是他，率舰队一举击败**人，最终把日本送上世界列强的位置。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这时候的中国，却更加迅速地衰败了。
短短几十年间，两个国家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然而历史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