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解读定南》
缪俊杰
一千多年前，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写了一篇赞美江西的文章，流传千古。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江西的党政干部、人民群众还用他的名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西的优势，并引以为骄傲。这篇名文叫《滕王阁序》，写于公元676年。
王勃才华出众，但命运不济。他十四岁中进士，授朝散郎。被沛王李贤召为王府修撰，也就是在中央当个“高级编辑”吧。但唐高宗不喜欢他，把他逐出王府。他只好做个“闲散人员”，自费到各处走走看看。他父亲因他株连，从中央贬到广西边界的“交趾”当个县令。王勃二十七岁那年去交趾看望父亲，渡海时溺水身亡。《滕王阁序》就是他这次探亲途中，路过南昌时写的，成为他的“绝唱”。
王勃是山西人。他为什么能写出赞扬江西的好文章？我想，一是因为他是外地人，博学多才，又没有偏见，对江西的人文地理、各种优势看得清楚，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二是因为他觉得江西的地方官重视知识分子，像“徐孺下陈蕃之榻”（豫章太守陈蕃热情招待南昌寒儒徐孺子）的事例，使他印象深刻。王勃被革了职，差点掉了脑袋，但当时担任洪州都督的阎公，不仅不回避他，反而热情邀请他参加滕王阁的官方宴会，使他很感动。“士为知己者歌”。王勃即席赋诵了这篇《滕王阁序》，大大地赞扬了江西一番。
江西有幸，定南有幸。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前夕，邀来万绍芬、王巨才、陈世旭、陈美兰、何镇邦、张宝林、王必胜、吕先富、石湾、钟鸣天、郭建、郭晨、韩小蕙、宗连坚等各路名家造访定南。这里面有卸任的“封疆大吏”，也有“名士贤臣”；有文人高士，也有博学名儒，济济一堂，不亦乐乎。定南县委、县政府领导，热情礼待，提供各种条件，让他们了解定南。诸位名家不辞辛劳，不避酷暑，走遍定南的山山水水，聆听各界人士的介绍，阅读各种史料和现实材料……倾盆大雨，和风细雨，感性的，理性的，历史的，现实的信息，同时进入他们的脑海。相信他们此次定南之行，必有鸿文问世。敝人有幸，能和各位名家在一起坐而论道，切磋琢磨。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共识，于是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写了这篇“解读定南”的文章。
回眸历史，对比现实，是定南人交给我“解读定南”的一把钥匙。
两个皇帝“朱批”和30多处出土文物
定南，我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热土，为什么叫定南？我过去对此不甚了了。最近重读定南县志，才明白，这与两个皇帝的“朱批“有关。
在华夏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定南仅占七千分之一，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圆圈。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边远县份，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帝都作过“朱批”。在全国2400多个县份中，这种“机遇”不多，不可“小视”。因此，我这篇解读定南的文章，还得从两个皇帝的“朱批”开始。
定南过去属虔州府，没有单独建县，没有受到皇帝青睐。
第一个对定南作“朱批”的是明朝穆宗皇帝。穆宗为什么要对小小的定南作“朱批”呢？事出有因，不属偶然。还在他父亲世宗做皇帝的时候，即嘉靖36年（公元1557年），赣州府属下的下历井坑乡（今定南历市镇），乡民赖清规因不堪封建朝廷的黑暗腐败，揭竿而起，聚众起义，响应者数千人。义军在信丰、龙南、会昌、龙川、和平、兴宁等地坚持武装抗暴达九年之久。嘉靖45年（1566年），也就是老皇帝死后、新皇帝穆宗上台的第二年，南赣巡抚吴百朋率军镇压，终于把起义镇压下去。这一年，穆宗任命张居正为宰相，赣南的地方官也换了新人。掌握赣南大权的都御史提督张翀于隆庆二年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奏疏”大意是说：江西的龙南、高沙、下历三堡与广东和平岭岗毗邻，离县城遥远，行政教化，难以达到。以致多年来百姓思想落后顽固；又因这里地处两省交界之处，百姓僻居山谷，往往因小的意气即呈凶报复。他们依山傍险，各据一方，自成巢穴。去年，大军剿灭了这里的祸魁，跟着又设官镇守，余孽也就怯皇威而感皇恩了。按理可说是万无一失了。但广东上、下陵这些地方，都是盗贼丛生的地方，本府信丰南坊、上里、员鱼、迳脑；安远的大石、小石和伯洪等地也是盗匪出没之地。恳请圣上参照南安府桶冈峒改建为崇义县，以致迄今太平的先例，请封镇守、巡司等官吏，吊割各方人丁粮饷，建立定南县治，那就是使这地方有所依赖。奏折奉达之后，皇帝朱批恩准，从此就有了定南县。定南，是因其地处江西最南，扼江西、广东咽喉。“岭表之所谓长治久安实赖其地”（《定南厅志》）故名定南。原来，定南这个地名，也是皇帝“恩准”的。
第二个对定南作“朱批”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为什么又要对定南这个小县作“朱批”呢？也是事出有因。自明朝隆庆皇帝恩准定南设县治，200年来，此地并不太平，仍然不好统治。当时担任提督兼巡抚的海成，又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札《定南改厅疏》。其中说到：赣州府所属的定南县，距离府城四百多里，坐落在万山丛中，……它的范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共计二百多里，重重山岭，层层高岗，确实属于山多田少，习俗刁蛮，百姓狡诈的地方，加上广东没有户籍的贫穷百姓，来到这个地方开荒耕种，不同籍贯的人混杂相处，管理事务一天比一天繁重紧张。况且山路深幽复杂，更加容易隐藏匪贼，暗藏奸邪。而且吏部选用的官员都多数是刚踏上仕途的人，对险要的山区和横蛮狡诈的百姓实在难以指望他们管理得好。《奏疏》建议，改定南县为“定南厅”，官员配备按“厅”的编制安排。乾隆皇帝接到《奏疏》以后，并没有立即“恩准”，而是批给“吏部”，要吏部会同中央官署一起会商后再奏，再行批复（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先批给中组部，由中组部会商有关部委议定后再批复）。海成“改县为厅”的“奏疏”得到吏部的赞同。再奏皇上，于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定南又由县改为“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改为副地级的县）。
综观两位皇帝的“朱批”，建立“定南县”也好，“县改厅”也好，不外乎认为，定南是个“蛮荒之地、俗悍民刁”的地方，不好统治。要使定南这地方“国泰民安”，就要加强政权统治。
我们在读了王勃的文章和江西地方官的“奏疏”之后，完全是两个印象。在文人王勃眼里，江西这块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属于江西的定南县，却是“俗悍民刁”的“蛮荒之地”。同是一个地方，认识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
定南是“俗悍民刁”的“蛮荒之地”吗？我这里还想引用另外一些材料，人们可以看到，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已在这里播下了文明火种。定南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定南至今还没有一个博物馆，令人感到遗憾。但定南的古代历史并不是一片空白。我在《定南县志》上看到一个关于定南考古发现的资料。资料说：早在1955年，定南中学一位教师在县城的夏岗（原定南中学旧址）发现了磨制石器和印纹陶片。省博物馆来人，采集到了西周遗物。1957年，省博物馆再次来人，又在下历、恩荣、旱坑、司湾岗发现了遗址3处。接下来，从1978年9月开始，又发现了古代遗址30处，计有北山遗址，屋背山遗址，屠宰场遗址，九井垇遗址，老屋下遗址，黄沙湾遗址，营下岗遗址，东山下遗址，周田岗遗址，虎形墩遗址，社背岗遗址，大岗上遗址，矮寨遗址，下排山遗址，牛神遗址，石井遗址，狮神墩遗址，天光脑遗址等共30余处。这30余处遗址多分布在历市镇及天花、鹅公、柱石四个乡镇。迳脑、老城、三亨、月子和龙头次之。还有些乡镇尚未发现。考古人员的大致印象是，（1）凡有石器之处，均有印纹陶片并存；（2）大部分遗址都有石镞、石刀、石磨；（3）从陶质来看，有软硬陶、夹砂陶、泥质红陶、夹砂泥质灰陶，没有发现一件彩陶；（4）从陶片印纹看，都属群体形印纹，纹锦以曲折、旋涡、方格凸点、菱形、锯齿纹为主。由此可以断定，现在定南县这一区域，至晚在西周时期就有着我们祖先在从事着生产劳动，繁衍后代生息。而决不是历代统治者所说的“山瘴丛莽”、“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定南人的聪明才智古已有之，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在定南这块地方播下了文明的种子。
客家，客家围屋和农村变迁
定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几千年前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定南应该是个古文明之地。但长期以来，人们又有这样的说法：闽粤赣湘边境地区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作为江西南大门的定南县，更是客家人的家园。按照常理，这里应该是原住民与客家人并存。比如广东省就是广府人与客家人并存的。在定南县境内，原住民应该是这里的主体，怎么又成了客家人的聚居地呢？这里似乎存在着矛盾。要解读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探讨一下客家的源流，搞清楚中原汉族民系是怎样来到这里，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的？
什么叫“客家”？我过去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深入研究，目前也没有看到很权威的解释。查资料，查出了一条，1936年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中说：“客家：闽赣粤湘交界地，及广西之武宣、马平，四川之隆昌、荣昌、成都、重庆，台湾之彰化、诸罗、风山等地居民，有所谓客家者，其人坚固耐劳，勇于进取，清季太平军首领洪、杨诸人即为此族。”此条目后面还附有注解：“《新方言·岭外三州语》称，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得潮之大阜、丰顺，其民自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语言敦古，广州人谓之客家。”这里所说的闽粤赣湘交界地，指的就是这几省结合部。定南正是处于“鸡鸣三省”的结合部，是历史上客家人移居的地方。
那么，客家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定南这个地方？怎样在这里繁衍生息的？
客家是我国两晋时期，由于战乱和灾荒，从中原地区迁徙到南方的一个汉族民系。当时由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大规模的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豪强战中土，庶族走南疆”的局面。大批中原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不堪战乱之苦，便舍弃中土的繁华，举族南迁。这些被称为“司豫流人”或“秦雍流人”的民众，其中一部分从河南、河北及黄河沿岸地区南下，沿汝水，下长江渡江之后，分布于鄱阳湖区；或继续沿长江而下，达到皖、苏中部；有的则溯赣江而上，到达粤赣闽交界处，即现在的赣州、梅州、龙岩一带，在那里安家栖息。赣南客家是两晋之后从中原南迁而来，大致是不成问题的。
客家人什么时候在江西安家？又是什么时候到达定南的呢？据专家考证：普遍认为，客家历史上有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前后绵延千年。第一次是西晋，“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乱华”，迫使大批中原汉人南迁，客家先人辗转迁到江淮，以南昌“筷子巷”为中心，流布到鄱阳湖一带；第二次是唐末黄巢起义，烽烟弥漫，南迁的汉人北归无望，反被战乱所迫，继续南迁，进入福建宁化县一个叫石壁“葛藤坑”的地方安身立命，由此再迁徙繁衍，形成如今南方的客家民系；第三次在宋朝，金兵入侵，动乱与生存的压力，使刚刚形成的客家群体，继续向更南的闽西、赣南、粤北迁徙；第四次是清末明初，明末的大动乱，闽西、粤北的客家人又往西南，到四川恳殖，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五次是清代末叶，广东“土客械斗”之后，粤东、闽西、赣南这个“客家大本营”的客家人，为开拓生存空间，又大批外迁，进入广西、海南，进入港澳台，甚至漂洋过海，到达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
赣南的客家大致是第一次西晋时期和第二次唐末黄巢起义以后迁到这里来的。唐朝江南第一位宰相钟绍京就是兴国的客家人；唐朝岭南第一位宰相张九龄是广东曲江客家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曾巩是江西吉安、南丰的客家人，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做过赣州知州）也是客家人。可见唐宋之前，客家人已经在赣南“落地生根”而且“奋进开拓”了。定南的客家同赣南客家形成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苏东坡曾作诗云：“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这里说的“木客”是不就是居住在山里的客家人呢？诗人朱彝尊在一首诗中说：“黄芽峡外野人居，潭影空明漾碧溪。长箭短衣朝射虎，鸣榔持火夜罾鱼。”这里所说的鸣榔持火的捕鱼方式，至今还留存在定南客家人的习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