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光学专家王大衔和电子专家陈芳允，进行了一番热烈的交谈，认识达到统一后，他俩又邀请王淦昌、杨嘉墀一道，反复研究、分析论证，形成了一些明晰的看法。这四位科学家遂于1986年3月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一文。《建议》中这样写道：“我们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认为可以待10年、15年我国的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或者认为以后可以靠引进。我们认为真正的新技术是引进不来的，而且认为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才“跟踪’新技术的发展正在向两极分化。搞好了是好上加好，稍一懈怠，就成为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到日后翻不了身……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赶直追，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建议》中还谈道：“我们觉得面对“星球大战，所导致的世界形势，我们有必要采取在新技术上“跟踪’的策略。”“我国近20年来，已有一定的基础，并培养了一支攻坚队伍。这是我国多年来精心培养出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组织他们继续前进，而不宜任其分散。否则，现在散了，以后要重整旗鼓就难了，那将使人才大大的浪费。”
这份《建议》最初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通过一些渠道，将报告呈交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很快便得到他的批准。为此，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同志特意找四位上书的老专家谈话，表示支持他们的态度并同意拨款。
潜心从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王淦昌，发现在这个庞大而辉煌的高科技项目中，并没有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这一项，他感到十分诧异。能源问题是当今世界急需解决的课题，而可控的核聚变能又是各国正在攻克的前沿尖端课题，中央有关同志怕还不清楚吧，他和他的助手们这些年已研究出了些眉目。如果不能在“863”里立项，这项新的科研项目很可能因经费不足而半途夭折。争还是不争，他决定要争。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科学即为真理，为集体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因为这样尖端的问题，只有他和他的一群助手们知道其重要性。这件事终于被总书记知道了，他委托李鹏同志来处理这件事。
1989年1月，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内李鹏总理接见了王大珩、王淦昌、贺贤土、于敏、邓锡铭五位科学家。
科学家们担心他们的愿望受挫，便开始了据理力争。
他们阐述道：“许多人至今仍抱有坏疑，害怕核放射污染。但是他们不知道，核聚变和目前核电站利用的铀核裂变不同，其直接产物是非放射性的，不会成为环境的潜在污染源。它是利用氘，即重氢以及气，即轻核融合时发生的聚变能。氖存在于海水之中，气可以通过两个相互童的核反应产生，或者在反应堆中由锂-6原子核吸收中子而获得，它们的来源无穷无尽，因此，可以认为实现可控的核聚魏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途径。”
李鹏说：“我们的核工业是为国家为人民立了功的，过去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试验，科学家的功劳实不可没。如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你们能预先提出设想，起到了党和国家的智囊作用，对于你们提出的建议，当然应该重视，惯性约束核聚变不仅应该立项，还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早日实现预定的目的。”
听了李鹏总理一席话，五位科学家的心踏实了。
于是，在“863”高科技的系列里，又加进了两个新项目，BP：惯性约束核聚变和通信现代化。
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倾注了王淦昌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从1964年问题的提起，至70年代后期动乱结束，
他与王大珩、邓锡铭等人不遗余力地为这项科研东奔西走，从奠定激光等离子体理论诊断，以及靶的设计制造理论、实验和技术基础，做了全面的部署。他还多次发表文章，论述此项科研的重要性。
二十多年的辛苦探索和追求，已逐步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科研队伍，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落后一二十年。面对这种局面，王淦昌十分焦虑，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怀揣一颗童稚般的红心。1984年9月10日，他以国家科委核聚变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向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关于将受控核聚变能源开发列入国家长远规划重大项目的建议》。他奔走呼号，四处游说，告诫某些领导人，不要重复核电站因起步晚而发展速度缓慢的错误。
为了受控核聚变的研究能在中国尽早成功，他几乎进行了不屈不晓的斗争，团结了与之相联系的各部门的人员，为着造福子孙万代的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红彤彤的晚年。
1993年2月，一支攻坚队伍，ICF专家组终于建成了。他们在王淦昌的亲自关怀与指导下，在全国几个大的核物理研究所的配合下，正所向披靡地在科技高峰攀登着。
鲜红的党旗在夕阳中飘动
在人生蜿蜒曲折的征途上，王淦昌走过了大半个春秋，在迈进72岁的金色晚年之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名曾经孱弱的知识分子，眼含热泪，在党旗下宣誓，像老战士那样高唱《国际歌》。
1984年4月18曰，在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王淦昌接受了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他的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这个荣誉是为获得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i粒的，德国A·称为“金博士”。据说，王涂昌是享有这一荣誉的唯一的中国人。西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曼教授将证书庄重地交给王淦昌，在致辞中称他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
越是接近生命的黄昏，奋斗的激情越是炽热。1981年，他被选为原子能研究院的党委委员，权力越大越是关注周围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他也更加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经常在党小组会上说：“我年纪最大却党龄最短，尽管一心想把工作搞好，但因缺点多，能力有限，只能生出许多的遗憾。欢迎大家多批评帮助啊。”他爱护年轻的科技人员，有如将军爱兵如子。在激光聚变研究过程中，一位助理研究员卢仁祥不幸患了肝癌，他得知后非常焦急，科技攻关离不开这些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啊，他不仅写信去慰问，还亲自带着营养品到医院去探望。他坐在病人的床沿，亲手剥香蕉送到他嘴边，鼓励他安心治病，早日康复，重返科研第一线。温存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意感动了所有的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
他这一生是以实验物理着称，但他也始终注重基础研究，是为物理研究定方向的人。在这方面他一生有许多杰作。在一次国内举办的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有老、中、青三代着名物理学家参加，李政道问他，王先生，在你所从事的众多项科研工作中，你认为哪项是你最满意的？他只用了5分钟，便简要叙述了他认为平生最满意的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这一项。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实现，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同仁的好评。
人们常说，饮水思源。王淦昌便是这样一位老人。当他已是80高龄时，却还时常怀念培育他成长的中学时代的老师。
那是上海的某个夏季，当他完成了预定任务之后，他特意走访了中学时代的母校和老师。他提着一兜营养品叩开他的表哥一崔老师的门。九旬高龄的崔雁冰，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共和国的大部长、着名科学家还会记得自己，当即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望着和自己几乎同样的满头霜发、满脸皱纹的老人，王淦昌竟还和少年时代一样，一进门就喊着：“表哥，表哥！我看您来了！”那份纯真的感情使老人心里备感温暧。师生二人倾心交谈，畅叙昔日的师生情谊。王淦昌说自已这一生之所以取得一些成绩，得益于中学外语基础打得牢，得益于崔老师教学有方。老人尽力回忆往事，赞扬他中学时代就已显露出过人的才华，预言他日后必能成就大事业，他的预言果然成真。
他缅怀先辈，尊敬师长，然而他更注重与年轻人的交往。他的家经常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就在他80岁寿诞之日，科技界老、中、青三辈人，他的学长、亲密的挚友和学生们，共同为他举行生日庆祝大会，称赞他“以杰出的科学贡献和高尚的科学道德赢得了几代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戴，堪称一代师表”，并号召核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向他学习之时，他却以谦虚的态度反思自已对新的科技知识掌握的不足，同时，他又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向人们汇报新近展开的“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当投影仪在银幕上打出王淦昌的报告题目时，全场一片寂静，人们屏息倾听。一个八旬老人，洪亮的声音，清晰的言词，敏捷的思维，紧紧抓住全场每一个人。他的演讲把人们又引入一个世界前沿科学的新领域。
在核物理前沿辛勤奋斗了60年之久的王淦昌和他的国内外物理同行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SP：到2030年或2040年，可控的核聚变能可以进入商业化阶段。当代的物理学巨匠们，为21世纪的人类建造了一座丰碑。但在通向那个终极目标的路上，还有多少障碍、关口，多少疑难待人们去解决啊。
这样一项跨世纪的丰碑工程，必然需要国际合作。他们与美国、日本、法国的几个激光研究所经常互赠刊物，交流情况，互派人员往来’既观摩技丝演，又培养人才，为促进这一跨世纪的工程实施做不懈的努力。
他的脚步更勤了。
他经常应邀出席首都几所大学为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或科技发明颁奖的大会。
他应邀去高能物理研究所，为我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诞生做鉴定’并发表演讲。
他统领并时刻关注的核聚变能的研究，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正顽强地推进着。
他居高位却从不妄自尊大；他久负盛名，却又从不为名利发所累。在关键时刻，他从不退缩以求一己的苟安，不忘记和众多的科红作者一道，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从不间断地进行工作。即使在政治风暴激烈的“六四”风潮里，他亦能镇定地率领科学家小组出访俄罗斯，并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苏联国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校长罗古诺夫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心中友谊的明灯，是任何政治风暴都吹不灭的！”
这就是科学巨子，王淦昌！
袓国因为有了他而自豪！
世界科学殿堂因为有了他而增辉！他的三代学生们，如今都已是国家的栋梁，在通向激光核聚变能的终极目标道路上，他们时刻感受到王老师那温暧的目光在关注着他们，那前进的步伐因而更坚定、更有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