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异乎寻常的成功，聂荣臻元帅高兴得紧握王淦昌的手问：“怎么样？”
“不轻松！”王淦昌笑着回答。
是不轻松呵，氢弹的预研与原子弹的研制几乎同步于那个“艰难岁月”。先是由钱三强领导黄袓恰、于敏等20多位青年科学家的“中子物理组”进行理论研究，探讨“泰勒一乌拉姆原理”的奥秘。
第一颗原子弹刚爆炸成功，周恩来总理即下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摆在首位。
1965年1月，毛主席又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快，是要快出镇魔卫国的核扶手，还要快出许多宝贝来。氢弹结构的复杂性，能衍生出多门类的高科技，那都是强国兴邦的法宝。所以，毛主席说：“要快。”是要快快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呵，是要快快催出国家的强盛呵。
为了“要快”二机部把“氢弹”提到首位。
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领导的理论设计，因此作出决定：第一步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威力的热核弹头理论设计，力争在1968年以前实现国家首次氢弹这么一来，北郊的那个大院再次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恰、于敏等几位主任、副主任轮流讲课，主持讨论，夜以继日，太阳不走，月亮依恋，星群闪烁。北郊的这方宝地，夜夜灯火辉煌。
为了加快进程，于敏带领一个组去上海苦战100天。后来，邓稼先也去了。天气闷热，他们边摇扇子边讨论。累了，一瓶啤酒当茶喝，你一口，我一口……
中国科学家们日夜探索氢弹秘密。
理论设计十分艰难，唯其难，更见实验诊断何等艰巨。王淦昌不仅要参加彭桓武、邓稼先主持的方案论证会，还要和陈能宽、胡仁宇、唐孝威等人拿出行之有效的实验手段和实验方法对理论设计进行诊断。
有人说，如果理论是孕妇，实验就是助产婆。这未免失于偏颇。
另一种说法是美国一海军要员50年前讲的。他说：“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要看军火库里有什么东西，而且更要看实验室的状况好赖。”
“实践出真知”一我们可用毛主席的哲理说明实验物理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对物理有理还是无理作出终审裁决。也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探索真知。
因此，王淦昌如此回答元帅：“不轻松！”
他不仅道出在实现原子弹小型化武器化以及氢弹原理性试验过程中，理论设计和爆轰实验的复杂性，也预言了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的艰难。
果然，社会出现了比物质状态方程更难解决的政治状态方程一我国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极为复杂的“文革”现象。“文革”就好像希腊神话中那个潘多拉打开的魔盒，放出各种病菌，使中国人得了癫狂流行病一样，全国大乱。人们疯狂地论争，热衷于进行派斗，谁都想斗赢，都想争个天下大白。
王淦昌因此忧心忡忡。
邓稼先却只用一个口号，平息了研究院的纷争。据说，邓稼先发现外刊有一则消息：法国计划在1967年爆炸氢弹。他便与于敏、周光召等人商量，用大字报写出那则新闻，号召大家为国争光赶在法国前面研制出氢弹。
他们的口号深受研究院李觉、朱光亚等领导赞同，并得到大家响应。高音喇叭骤然闭嘴，派性旗帜立即收敛，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研究室潜心研究氢弹。
王淦昌深为感慨：“都有一颗爱国心呵。”
他们的爱国心在困境中奋起翅膀。
于敏等人的方案，被富有卓识的邓稼先认定，他俩飞往青海高原。
刘西尧副部长在青海湖畔听了方案汇报，果断拍板。这一板，赶在“一月风暴”之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氢弹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之际，上海的“一月妇”席卷全国。“派兵守卫研究院”，中央命令各条战线保证研制进程畅通无阻。
王淦昌教授这时已届花甲之年，却还像年轻人那样，奋斗于风雪高原，奔波于戈壁荒滩，以他严谨的领导作风和卓越的实验天才带领实验部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小型化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奋飞虽不轻松，但每到达事业成功的高度，便都有无比的愉悦。人生是要追求再度辉煌的，否则生命就不会像醒起的朝阳。
机载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终于在1967年6月17日起飞，飞向强大，飞向崇高，飞向辉煌。在万里无云的西北大漠上空，在伟大的静穆中，投出一轮美焰四射的“人造太阳”。那炽烈的光闪，那威猛的轰鸣，使得远在近千公里的乌鲁木齐的天空倍儿亮，门窗都震颤了，在试验场区的参试人员，无不感到天欲坠地欲裂山欲崩塌，只见那隆隆升腾的蘑菇状烟云，在高空撑开五光十色的草帽形巨伞，扩展其炫目的光环，以其凛然不可犯的声威，为祖国的安宁和人类的和平画开安全圈似的，欢隆着，向广宙扩展，扩展……
唯当你停止骚扰邻居的时候，你才能共享生活的宁静。
这是中国的格言。
中国的震波，又一次波动全球舆论。
英国《太阳报》6月I9日刊登文章：《北京敲响了氢弹的战鼓》；其姐妹《每日简报》同日发表评论说：他们有7亿人，而现在有一颗氢弹了。
美国《观象仪》周刊6月25日发表题为《中国可信任的氢弹》，各国的媒体都为此发出惊叹。
法新社巴黎18日法文电综合评述两年八个月来，中国几次惊人的核试验：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具有惊人的艘。
中国人民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核爆炸使人吃惊，因为中国人试验的炸弹，不是一颗钚弹，而是一颗浓缩铀弹。没有遵循其他核大国的老路。
1966年5月9日，中国进行的核爆炸又令人震惊，因为试验的炸弹包含有热核材料，是一颗“加强了”的炸弹。
1966年10月27日进行的爆炸，再令人惊奇，这是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由一枚中程火箭运载。
1966年12月28也使人十分惊奇，因为中国的第五次爆炸是一颗威力达几十万吨级的氢弹（广岛的炸弹是1.5万吨级)。
这一次的氢弹爆炸，甚至使美国最有经验和最了解情况的专家大为惊叹。
7月7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兴奋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已的路，应发给他一个1吨重的勋章。”
那么，谁发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勋章呢，那人类最高的荣誉该怎样奖给在饥荒岁月和动乱年代中创造出这些科学奇迹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呢？
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既是全民族的辉煌，也是王淦昌教授生平最璀灿的篇章……
外国人可以从中认识中国。
中国人更能从中认识人生。
王淦昌教授不会忘记，正是侵略战争的烟云淹没了他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他决不会忘记日机死神般地追踪、轰炸他和流亡的大学师生。帝国列强过去不是以科学的、武器的优势威凌中国人么。中国人如果还只会弯腰捡鸡蛋、鸭蛋，将会重复历史的屈辱，像那堆蜷缩在第一个爆心的钢筋铁轨那样，在重现民族的荣光之后，再被侵略者鞭抽脊梁骨。
1969年的青海高原，已被类似“两弹”不如“两蛋”的愚蠢思想侵入，灾难的阴影投到科技人员的心上，这支当年被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捧为国宝的科技队伍，开始被那些蠢牛一样的家伙当作路边草任意践踏和凌辱。人心涣散了。这时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淦昌教授，恰恰领受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技术领导任务，真是困难重重。他只能靠自已“以身作则”的行动，靠个人的威望，靠科技人员和工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来开展工作。受苦受难的人们，只要看见身背氧气袋的年逾花甲的老教授走向实验室、进入车间，便都跟随他去完成最艰难的研制任务。
当时，有个关键试件加工难度大，又是放射性物质，还易变形，预定出厂的列车快到发车时刻，样品还在车床上加工。在人们万分焦虑之际，教授亲临车间，鼓励车间副主任上机床加工，使之完全达到精度要求。他驱车护送试件赶到车站时，列车已到发车时间。路上还算顺利，戈壁荒滩静静转动着，把列车转到乌鲁木齐，王淦昌带领随员进入基地办事处，准备转车去场区。他刚喝一口茶，忽闻枪声大作。
他一惊，问他的得意门生贺贤土：“发生了什么事情？”贺贤土冒险出门去了解情况，过了一会儿，回来向他报告，外面搞派斗，有一派堵住去南疆的路口。
“这要误大事的呀！”教授万分焦急，在厅堂里走来走去，迭声道：“这事误不得，无论如何，今天得走，非走不可！”同志们都劝他：“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您老去冒险。”他突然站住，看着大家，目光坚定而锐利，仿佛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当年在流亡路上，日机追踪扫射轰炸，浙大师生怕过么。
贺贤土曾就学于浙江大学’颇知那段历史，他担心M会像当年敢在敌机轰炸时过江去开箱做实验，而不顾大家劝阻，再冒风险，钻进派斗的弹雨。于是挂个长途电话，向M报告险清。
北京说，请教授等一等。翌晨，他乘上周恩来总理派遣的专机，又一次飞往罗布泊。
跟随他飞去的科技人员，又像他那样忘我地工作。他却不能忘记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派人监测洞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从洞内搬走一些放射性物质。但经测量，仍超剂量，他便要求施工人员在洞内别喝水，不吃东西，把口罩改为一次性使用；并且缩短作业时间，轮班进洞安装调试，而他自已却经常在洞内长时间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在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外国人又一次惊呼，中国强烈的波动，促使珠穆朗玛峰升高了。
不幸，阴霾罩住珠峰的冰冠。
世界屋脊上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等黑帽子。群众愤愤不平，说，那帮家伙没到洞里去，哪知洞中潜藏危险，即使去了，也会愚蠢地和死神剥鸡蛋吃。一位科学家因此被抓，被拉去草地假枪毙。
教授得知此事，大为震怒。一怒，血压猛升，站上“临界”。
那时的高原，离上帝和死神都很近。死的威胁，吓不倒刚正不阿的王淦昌教授，他在一片恐怖中，仍为周总理关于总结某次核试验的指示，奔走于四川山沟里的泥泞土路上，挨家挨户地去请参试人员写总结材料。那些在高原上被屈打致残的学者，那些刚从劳改农场回来的科技人员，看到教授滑倒在自家门前，看到他一身雨水一身泥地站起，默默期望着他们，心中的积怨冰释了，或拄着拐杖，或相搀着跟随他们的恩师走回研究室，夜以继日地写完总结，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又跟他到罗布泊进行核试验。
这年，刚从苦难中站起来的张爱萍将军也来了。将军是拄着拐杖来的。这位我军的名将，虽然罹难于“文革”囚室五六年，腿骨致残，但从不忘新中国要有一条打狗棍的话，一回到领导岗位就重整科技队伍，制定出集中力量加速研制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通信卫星“三抓”的战略方针，决心做出“三鸣世界惊”的辉煌业绩。他当然不忘核试验的进程。这次，他是为着看科学家们“创新路”而来的。
张爱萍将军到达基地时，核试验已进入48小时倒计时。老将军和老科学家，都从灾难中来，又都忘却各自的创伤。既然都能活着相见，便都为共同的信念活下去，为求祖国的富强各尽天职。
王淦昌教授每次临近“零前”，似乎都挂念什么事。这回，他在试验场前徘徊，直到起爆前才被人拖上直升机离开。回到安全地点还来不及擦拭冷汗呢，便听到沉闷的轰鸣。地颤了，山晃了晃，腾起千万道尘埃，不一会儿，大地便被浓浓的尘雾淹没。张爱萍激动万分，对他说，真了不起，“南山狮吼震惊！”
王淦昌教授的选择，是一位世界着名核物理学家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最高文化层次上的一个科学群体代表性的选择。教授像在科学前沿辨识先进途径那样，选择了人生的高地。那是珠穆朗玛冰峰上的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