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怒火，就是被侵略者引爆的全民族的仇恨。因此，他不仅赞赏学生的抗日募捐活动。他和束星北教授也倾其囊中所有捐献给抗日将士。他俩同时在教授中发动募捐，而且组织了一个前线慰劳队。此前，他在沙溪小学、浦东中学、清华大学、及至留学回国任教的山东大学，都参加过抗日救国活动，但那时他仅是参与者，而这回，他和束星北则是这支慰劳队的领队教授，大有铁肩担重任的感觉。
在宣传劳军活动中，他想起清华园的学友陶德楷教他如何做笔记如何写稿子如何讲演的情景。当年的所学，如今成为所用。他知道该怎样打动人心。但在侵略者的魔影下历经四次迁移之苦的浙大师生，积恨已多，无须他多话，也会把爱国之情化作灭敌之火。
竺校长极为关注前线慰劳队，邀他和束星北教授共进特别午餐，商讨劳军事宜。席间，校长问他如何动员得这么好。
他回答：“只要划一根火柴。”
“是的，是的。”校长昂奋道，“浙大师生，都是灭敌的火药桶呵！”
竺校长与他俩商定，先去武汉和陈诚商量劳军问题，并在武汉购买前线所需药品，而后去慰劳在为保卫武汉而奋战的将士。
由于国民党军队放弃江西东线，日寇占领了江西的彭泽、湖口等地，必将威胁到吉安、泰和一带。竺校长便去找教育部长陈立夫，表明浙大西迁去贵州的设想。陈立夫不同意，校长不退步，问题僵持在武汉的大热天里。
竺校长每次大汗淋漓回到驻地，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唯独束星北坐一旁摇着葵扇笑，说：
“放心，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竺校长！”
经他这么一说，王淦昌和同事们便都忆起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前，向陈布雷提出的几个条件，其中一条：国民党党部和政府，不得干预浙大事务。否则，他不上任。蒋介石听了陈布雷汇报，虽然怒气冲天，但奈何不得他，只好让步，答应了。
他问王淦昌信不信他这个“假说”。
王淦昌说物理，要讲理，人也一样，有理气就硬，无理嘴必短。我们等结果吧。
结果是，竺校长再次与陈立夫交涉后，笑着凯旋。
武汉的夏季，天热得很。一天，竺校长望望天，笑着对王淦昌说，你现在划一根火柴，这天准会爆出一声响来。
王淦昌不吸烟，兜里没烟也没火柴。夜晚天阴沉沉的，气闷得很，他与束星北沿江岸散步时提起竺校长的话，束星北恰好划火柴点烟抽。巧了，那根火柴好像划出一道闪电，远天即爆出一串炸雷，吓得他俩僵了老半天，才哈哈大笑，说，竺校长那句话，非同凡俗，他是仙，既预报了战争气象，也预报了自然气象。
两周后，慰劳队回到泰和，竺校长和胡刚复院长则经长沙去广西寻找迁校地点。
浙大自上一年11月搬迁以来，校长总是忙得自顾不暇。记得在玉山停留的十多天中，竺校长天天为寻找车皮而四处奔波，人跑瘦了，才得到车皮。于是，将全校师生员工和图书仪器等运往江西的梅树镇，然后上船，溯赣江到吉安。那一路，从陆路转水路，登车上船繁重的事务几乎把他压垮。而今，他又从前线去广西寻找搬迁校址，这股压不垮拖不倒的生命活力，许是出于伟大的爱心吧。
为着校务奔波的竺可桢校长，万没想到他那14岁的小儿子竺衡已染上疾病，夫人张侠魂也因同样的病卧床难起。校长闻讯从广西赶回泰和时，竺衡已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失子之痛楚，猛然击倒疲惫至极的校长，更是加重了奄奄一息的夫人的病情。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任凭多方挽救，也不能抗拒病魔对校长一家的劫难，夫人于8月3日不幸逝世。敬爱的校长在半月之内丧妻失子，大家无不为之悲恸。下葬那天，天洒蒙蒙泪雨，送葬的浙大职工，个个泪流满面，全场呜咽一片。
雨，淋湿了这一天，也淋湿了竺可桢校长和全校师生员工。王淦昌湿淋淋地与大家站在坟前，觉得爱国的师生们宛若云雾中的山林，也像紧贴山林的云雾。
竺校长受到如此巨大的创痛，心上如被陨石砸了一个深坑，但他还是强忍悲伤，带领全校做长途迁徙的准备。
茅草盖起的大学
1938年8月，鬼子进占安徽的大官湖、宿松一带。鬼影爬进江西中部了，浙大的课桌，难在泰和安稳了，中旬，浙大开始迁往广西的宜山。
又是竺校长、胡刚复、苏步青等校、院领导安排有条不紊的第五次大搬迁。
流亡，更不忘抗日宣传。部分学生组织“呐喊”步行团，从泰和枪挑行李起步，沿途呐喊到衡阳去，从那儿乘火车入桂。
胡刚复留美8年，获哈佛研究院博士学位。这位深受美国教育影响的中国青年，却矢志不渝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说他是“要准备面临与命运作艰苦的搏斗，来为袓国培养大批有作为的年轻人才”的。他曾历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物理教授，并亲自筹建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理学院并任院长。在抗日战争的激战关头，他应竺可桢之邀，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出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而在整个迁校过程中，他负责先遣和后勤工作的筹划领导工作。当战火已经临近，枪声似乎隐隐可闻时，为了保存这所国立大学，为了众多师生员工的安危，而不得不搬迁。迁向何处？如何组织运输？宜走哪条路线？这都需要提前进行周密的调査研究。他以一个科学家脚踏实地的严谨作风，每次在有关搬迁的校务会议上，都能以自己充分的理由，详细、具体的实况介绍来平息大家的纷争，而集中于他的意志之下，听从他的指挥。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岁月，交通运输极不正常。在欲渡河无船，欲赶路少车的情况下，校图书馆的图书，理科各系的书刊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都能顺利地运抵目的地，且无一丢失。物理系甚至连一捆草稿纸都未丢失，师生们都惊叹这是“人间奇迹”这一路，由于竺可桢丧妻失子，心上还压着沉重的悲哀，瘦弱多了，胡刚复便多做些工作，减轻校长的负担，找车求人的麻烦事，也包揽了。校务他管，院务他也关照，每次装车卸货，他都细细査询每一箱仪器，尤其不忘那个密封1克镭铅筒的铅匣，直到件数不缺，点数到了铅匣，才放心。因累，到茶陵时，他连端小碗吃饭手都颤抖。
王淦昌感佩胡院长的才能，对他关心集体爱护他人的精神，更为崇敬。在危难中，人最需互爱共济的精神，由于大家都效仿校、院领导互助互爱，浙大才能穿过难关，跨越险境，流而不亡。所以，王淦昌和束星北只能感激胡院长的关怀，不忍心再给他添麻烦。他们自己想办法换乘其他车辆，总算到了那个还算幽静的湘乡。也只有个把多月，又于10月亲转去宜山。
广西的宜山，是座山城，也是一座文化古城，传说在赛歌场被刘三姐斗输的土司莫老爷的官衙就在城里。莫家有一女，与其父不一般见识，认为“有财无才财如草，有武无文武似猫，壮家要像虎添翼，德才展翅赛神鸟”。劝父改邪归正，“建造书院筑歌台，敬请三姐传歌来”。从此，引来天下名士，文人墨客。柳宗元来过，范成大来过，抗战期间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也来过，他们都在宜山留下墨迹。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也在宜山的白龙洞题过诗。只因刘三姐从教时的书院，后来被一个蠢官霸占，还在门上悬鞋，自诩比天高，来人必须从其鞋下过，才使天下贤士不再进去。
宜山也曾是座兵城。古时有个瑶族将领，从福建带兵来此安营扎寨，住在城东门外，守关制吏，官至统兵。
宜山的山，颇像列阵不整的单个兵勇，雄立于龙江两岸，守着小小的县城。每座山从山脚到山腰，都有大小不等的溶洞，最大的白龙洞，可容数千人。浙大有时为便于防空，在这洞里上大课。进口处的岩壁上，刻有多首古诗。最显眼的一首，便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于I860年（咸丰十年）跟几位大员来此观赏时题写的：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师生每到此洞避难，多有吟哦此诗者，借石达开诗中的神勇气概，磨栃意志，于危难中发愤从学，以图报国。
王淦昌教授甚为欣赏这首诗，他头一次看罢，即对一位学生说，民族危难之际，武要将勇，文要诗雄，没有这股勇气豪情，我们是难得图生存求发展的，以此勉励那位学生为国奋发图强。
他的话，也是对浙大整体的称颂。这第五次搬迁，比起前四次来，路途山险不打紧，偏多一灾害紧咬着众多学生不放。已在泰和传染上的痢疾未断根，一路折磨着疲于奔命的师生，他们好不容易熬到宜山，以为这儿山水风景好，无冬季，离战区又远，是个能休养又能安心读书的好地方。殊不知，天暖也有一弊，就是蚊蝇多，亚热带的传染病也多。你怨不得宜山，只能叹此地宜山宜水不宜人。学生们由于部分行李未到，不能挂帐就寝，通宵被蚊叮虫咬，许多人染上疟疾，打着摆子，仍咬着牙，坚持上课。
所谓的课堂，皆是空空洞洞的大茅草房，无桌子，没板凳，教授站着讲课，学生站着听课，个个身前斜挂一小块顶腹的小木薄板做记录。人说，流亡中的浙大学生，是身挂课桌读书的，殊不知，那站立的求学者中，有不少打摆子的学生。当时教与学的艰难困苦，远不是当今学子想象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