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家庭、学校都只看见高考这座“独木桥”，家长们已把孩子上大学、上重点大学当做地位、荣誉的象征。家长、学校、学生相互之间攀比不止，其实，盲目攀比是对孩子的一种虐待，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千军万马在高考的考场上拼杀不休的时候，南京理工大学学生会组织了一次极有意义的征集活动——“离别的温情”，请即将离去的毕业生们给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一句忠告。
这是一次开放式的调研，一共征集到了239份忠告。没有给毕业生们任何提示或限制，就让他们写一句自己最想说的话。
征集结果让我深思，141名毕业生给予了“珍惜时间，好好学习”的明确忠告，占到了被调查者总数的59％。在一个开放式调查的回答中，有这样集中的一个主题，是非常少见的。其他的忠告涉及到社会实践、人生态度、友谊、恋爱等方面，但几乎都没有超过1％的集中话题。
有14份忠告态度鲜明地表示：“少玩游戏多看书，多去自习少上网。”这也是排在前列的忠告之一，而且有几份写得十分震撼，其中一份问卷，3行大字跨越了问卷设计的6行空格，赫然写着：“血淋淋的教训，黑洞——网吧！拒绝它吧，未来的兄弟姐妹们。”
调查显示，很多同学显然是在反思大学4年的经历后，对大学生活的主题，对学习，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有一位同学这样表达：“整日奔波在教室、图书馆之间，但是临近毕业之际才发现，正是这些当初认为最没劲的事使得自己4年里有所收获，变得充实。”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用人单位很看重成绩，也是毕业生们提出学习忠告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位同学直截了当地说：“以优异的成绩征服用人单位！”
作为“过来人”，在关于学习的忠告中，提及较多的是对学习方法的建议，涉及面也很宽泛，比如要有目标、要学好基础理论、要增强学习的自主性等。最集中的是对英语学习的建议：“学好英语是关键，尽早通过四、六级！”
还有一位同学现身说法：“大学4年结束了，我扪心自问，心中愧疚不已，那么多日子在网吧中天昏地暗。如今，没有沉浸其中的陶醉和惬意，只有懊悔和痛心疾首。希望学弟、学妹们珍惜你们的生活，不要让悲剧重演。”还有的说：“游戏或许可以给你暂时快乐，4年后你才发现噩梦或悲剧早已发生。”
南理工大学生工作处还汇编了一本《我行我思——我的大学生活体味》的小集子，辑录100位全面发展的优秀毕业生对大学生活的感悟。动力工程学院刘宏灿在集子里写道：“大学里所学的东西是很老，但是大学里所学的东西都是基本的，而且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在一个方面有什么不足，就会影响后面很多的课程。在大学里面不能好高骛远，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等到了需要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真正有用的，你现在没有体会到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思考，没有遇到一些需要你解决的问题。”
电光学院的李洪涛则这样写：我认为我在大学4年中最大的收获是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改变，以及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学4年的锻炼，不仅使我学到了科学知识，更使我处理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我懂得了如何去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大学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成为他们大学4年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感悟。可惜在我们这个功利教育氛围很浓的社会里，这样的活动还远未成为主旋律。
在今天的社会大氛围里，这只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标本。因为这个标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一丝教育理念的光芒，这是人类传承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古代科举：功过是非比肩今日高考
现在的高考制度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发轫于汉，在隋唐以后基本定型，终于清末的百日维新，历时两千年。
中国的科举制度重“选拔”而不重“教育”。事实上，科举的终点“殿试”几乎是教育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殿试中“金榜题名”的就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此之后未必需要再读书了；而那些“名落孙山”的只好收拾行囊，准备三年后重来。
现行的高考制度名义上是一个再教育的开始：它只是一个入学考试，在实质上呢，它更多地实现一个选拔的功能，而这正是科举制度弊端的一面。
隋唐时，虽然施行分科取士，但是只有两科受到重视：进士科和明经科。到了后来，只有进士科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考试内容严格局限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
单一的标准大大地局限了遴选人才的范围。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育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与今天相似的境地，但接下来，整个民族却“集体无意识”地选择了一场百年噩梦。不管你承认与否，今天，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原地。
19世纪末，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正值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时刻，近代史的百年命运，就是在那一刻不知不觉间孕育定型的。当时，社会面临着艰巨的转型期，而主持这一历史使命的最高权威，竟然是一个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到”，没有正常社会经验、不懂基本治国安帮之法，知狂揽大权，沉浸于声色淫乐，且天性嫉妒，内心阴暗的垂死老妇——慈禧太后。
于是这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和辉煌历史的庞大帝国和朝廷，逐渐变成一具昏庸愚昧，僵死枯朽的行尸走肉，于是一道道危机接踵而来：“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然而，就在那个历史关头的混沌纷乱中，一场彻底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教育剧变”，正漫不经心降临到她的头上，并暗中操纵了她的近代史和国运……
中国正式废除在中华历史上已推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最需要现代化的历史关头，最先废除的却是它最具现代色彩的立国精神，似乎这是社会发展又一残酷的偶然，或是一个盲目性的历史揶揄。就这么轻轻一纸政令，尤如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谁也没料想它会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什么后果。
三千多年前，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成型期的周代至中国文化成孰期的先秦，孔子诞生(公元前55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文明水平已超越西方，秦汉唐宋明清各朝代，继承孔孟之道，追求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和谐、安详、小康，所谓：礼、义、道、德。人生宗旨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都是研究物理、学习知识、修养人格与扶养家庭的原则，即“穷则独善其身”；上升到“治理国家、兼爱天下”宏伟理想，即“达则兼顾天下”，进入仕途，实现抱负。
在这个“仁”的传统下，整个社会自然发展、人民自由流动，形成“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庞大的秦汉帝国，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大国，早熟的人文思想已具现代色彩。最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汉代，中国就产生了具有民本、民主思想的“太学制度”；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监察院、御史台”制度也已实行。上至宰相，下至县令的各级政府官员大多数是直接由普通官员、百姓考试、选举产生的，并直接受人民和朝廷监督。此时已撤销了封建社会特色的终身式、世袭制，这与当时的西方希腊式的封建贵族政治和奴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这些民主特征比西方18世纪后才有的普选制度，及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60、70年代才有的监察制度，进步了十多个世纪。
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读书、考试、做官几乎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泱泱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
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废止九品中正制，将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隋炀帝即位后，大业元年（605）始设进士科，宣告了与旧的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决裂及新的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的诞生。
唐承隋制，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的设置、类别的划分、科试的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更加完善，并逐渐制度化。
宋代科举沿唐之制又有所变革。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及第后的待遇，采取了锁院、别头试、弥封、誊录、三级评定等一系列措施，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严格和完善科举制度，形成进士科的空前繁荣。
明代仅设进士一科取士，八股文为各级考试的重要文体，科举地位较以前更为提高。清代科举基本承袭明制，而更为繁密周详，发展成一种极为规范而又严密的制度体系。
科举考试程序大体分为地方考试和京师考试。唐及五代称“解试”和“省试”；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创立殿试，遂成“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并为后代所沿袭。元明清各朝，改称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第可否任官，各代规定不一，但“殿试”及第后，先取得出身资格，后即量能授职。
一千三百年前的隋唐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已是社会栋梁，他们仅评言论批评就能够监督和左右社会权力中心。著名文豪柳宗元著作《封建论》，抨击时政“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才”，随即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唐代末年，即公元10世纪初，中国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当时百分之二十的官职已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提升。此后这一制度历代沿革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到了宋代，一半以上的政府官职已是由科举制度选拔，以后的元、明、清历代，科举制度基本成为社会进取的主要渠道。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
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一个时代的济世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以“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为唯一原则的“科举制度”是这个稳定型的农业文明、“早熟型”的中原人文精神的最典型的象征，它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公平竞争”体系，对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这个农业文明帝国迅速推向登峰造极，超过那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宏伟文明。
科举考试是取士之制，学校教育是养士之法，选才有赖于育才，两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古代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三国都模仿中国建立各自的科举制度。近代对欧洲政治制度中的文官制的发育、形成，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渊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当时，罗马、雅典的城帮文明还分割在几座古城堡中，整个社会处于世袭贵族和蒙昧神权的封建统治之下，沉寂在原始荒蛮的混沌状态。大量的人民沦为半人半畜的奴隶；幼发拉底与底格拉斯“两河流域”、欧洲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上，人们还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古印度文明还笼罩在原始的宗教神权之下，“四大种性”阶级制度把人民封建在蒙昧状态；而中华民族处于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三千余年，基本过着富足小康的生活，千家万户“安居乐业，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