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近代中国的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有人说，20世纪改变世界的两座城市，一座是亚洲的武昌，一座是欧洲的彼得堡。它们在时隔7年举行的革命暴动，摧毁了两块大陆上最为顽固的君主统治，改变了两大国家的地位，促成了两大民族的崛起，从而以其城市英名震撼世界。辛亥革命95周年的时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美国谈到中华民族近现代的三次崛起，第一次崛起就是辛亥革命。如果从城市角度来说，由于苏联的解体，彼得堡的影响有所淡化；而首义之城武昌作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精神遗产。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复兴要实现两岸统一，故武汉的城市影响势必延续当代直至将来。
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为我们的城市及那些英雄们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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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记者丁格尔所言，“可能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讲述1911——1912年发生的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如果一个通晓汉语的人，只是通过中国报纸上随处可见的传闻就形成自己的观点，将是愚蠢的。只有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以后，他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东西。”我们无从参与武昌首义及阳夏保卫战，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各种讲述及一些二手三手材料来解读历史，越想了解真实，却越感到棘手，如同面对一堆乱麻。然而，众说纷纭的史料主题是清晰的，那就是各色人等共同完成了一次英雄的壮举，目标也是明确的，即“排满复汉”，缔造共和，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本书是从2009年初开始动笔的，当年6月份完成初稿，出几本样书征求过几个人的意见。在随后的史料搜集中增加了不少见识，便陆陆续续地修改，至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这天完成二稿；后于五六月间在江夏梁子湖边的武汉作家协会第八届长篇小说笔会上完成三稿，结构上作了较大的调整。此前此后的随机修改不计其数，先做加法，尽量占有资料，使之丰富全面；后做减法，剔除史料的累赘和个人化色彩，使之清新大气；最后还是加减法并用，仍不能自我满意，简直有点骑虎难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投入很多，也感到过力不从心。尤其在最后的排版阶段，读图部分的繁琐始料未及，弄得兴味索然。时当炎夏，又值世界杯热，我奔忙往返，为自己的精神感动。并相信如此工程，确乎他人难以胜任，我不再担心有人比我更能吃苦。临到进印刷厂之前总得修改，尽可能避免出现硬伤。当然，这本书终是遗憾的艺术，难以达到我所企望的高度，权且算“草根”之作吧。
至于这本书写作的体裁形式或曰叙述方式，不擅虚构的我还是相信真实。刊登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中国作家》（2009年2期）上说，“纪实文学取代虚构文学既是世界性的文学大潮，也是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将不再虚构文学作品。作家们，如果将来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力求还原历史真实。但对有些问题只能诸说并存，既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这些当事人远逝，可能涉及到的个人荣辱已变得无关重要，就像树叶早已化为泥土，没有人会追究它原来的色彩。
当然，在记述历史事件的真实的同时，我也乐意表达自己现实的情感，包括对往昔的感慨。这样才使我的写作变成一种愉悦。我希望《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调集我对生养我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我因它而生的亲情和豪气。
关心历史，就是关心现实。哲学家柏格森说，现实是在与过去相区分、相联系中才显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的现实每时每刻都铭刻着记忆。读者关心记忆问题，这是他们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写这本书的想法似乎很突然，好像是一时冲动，却成为我进入花甲之年以前最想做的一件事，并时时感觉首义文化血脉传承的使命。尽管信念大于能力，时觉力所不逮，但若能捧出这本书，以芹献“首义之区”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当是我毕生之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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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过，“做有意义的事情，其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享受。”
回顾我的业余文学生涯，21世纪武汉所发生的大事，如汉阳江滩花园爆破和武昌白沙洲卢家保卫战，我是及时写出了中篇和长篇小说的，那都是出于内心难以抑制的义愤和乡邦情怀。这一次写出20世纪武汉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虽为历史，义愤和乡邦情怀一以贯之，无法抑制。
文章是个人的，事业是大家的。本书的最终问世，我仍要开列一个长长的鸣谢名单。确实，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积蕴着很深的辛亥革命情结。有缘与章开沅、冯天瑜、严昌洪、刘谦定等大家结识，这些文化的智者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种使命感也无形中滋生。尤其是章开沅先生、冯天瑜先生在事务之忙、时间之窘的情况下为我的拙著作序，实在是善解人意，使我倍感荣幸；一批辛亥志士后裔出现在我的周围，如张铭玉、刘重喜、叶光明等，他们向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帮助；韦志成、昌庆旭、董宏量、何广、刘谦定、宋晓丹等先生先后通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意见，为本书的完善和提高起了关键作用；刘建林先生、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等慷慨地捐献了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长江文艺出版集团的王虹女士和吴双先生，他们以编辑人的眼光看中此书，并促成出版。另外，陈勇、葛亮、童汉芳、梁农、席星荃、杨德元、蒋太旭、爱步行、古三皇人等先生为我提供了图片资料等方面的帮助；黄德琳、张炳安先生曾热情为本书题写书名……其他朋友就恕不一一罗列了。
谢谢大家！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袁善腊先生，他慧眼独具，从全市历史文化工程的角度关怀我的创作，为本书提供扶持，表达了来自政府的殷切期望。报社同仁潘堂林、何建新、夏武全等先生十分关心此事，提供宽松环境，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大恩不言谢，我不能稍有懈怠，只有努力把这本书做得更好以回报大家。
我完成了一次坚苦卓绝的“长征”，这条路上似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劳顿，没有怨艾。其间经历的坎坷和曲折，一言难尽。所幸有同行者、指路人，还有导师——那就是我感念不尽的先贤们，正是他们激励我一路走来，没有懈怠、没有偏离目标，一直坚持在既定的路线上，从冬到春，从春到夏，迎来收获的秋天。
百年一遇的机会确实不容错过。武汉正投资200多亿元打造首义之城，以迎接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在此之前，我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公开呼吁，武汉是海峡两岸共同举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最佳地点”为题发表消息，很快被新华网、新浪网等转发。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正式报道大陆权威学者发出这一声音的，这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此外，我参与起草“关于汉阳建立阳夏保卫战纪念设施的建议”提案；还在“二七”纪念馆召开的研讨会上发出呼吁——在江岸原刘家庙车站建立阳夏保卫战纪念性标志物；同时也向有关方面提出过拍摄武昌首义纪录片的创意——尽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算尽到了绵薄之力。
2011年将是我的花甲初度，对于生长之地的武汉，我满怀深情期待，但愿武汉把武昌首义的纪念推向高潮，更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把武昌首义的精神彰显至极致。就全国及世界的关注度而言，现在的武汉不如百年前的武汉，但百年后的武汉谁能不刮目相看？这座英雄的城市势必将更加令人自豪。
罗时汉
2010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