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先贤讴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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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出生之地武汉生活一个甲子了，除去其间十年在外地度过，也算有半个世纪。对于这座城市所发生的事，多少是经历了一些的。至于在我出生前40年发生的武昌起义，我有很长时间是不甚了了的。1911年，我的父亲才是个幼童，我的母亲还没有降生。他们的父辈及祖辈无疑经历了这场骤变，不过都在沔阳乡下，不大可能参与这场城市暴动。等我降生以后，中华民国似乎和大清一样已成为一个消亡的朝代，我并不知晓这个“朝代”的诞生跟我们武汉有多大的联系。
稍懂事后，我每天走过中山大道去居仁门上学，到铁路外中山公园去游玩，或者到最热闹的三民路去看铜人像，浑而不觉它们的意义，只知道与一个叫孙中山的人有关。或许以为其他城市都有，并不了解它们跟武汉的渊源。文革动乱中，无事可干到处游逛，自然是到过武昌，看过阅马场的红楼、拜将台——这些东西幸而没有被红色风暴完全摧毁。在一个普通市民的眼光看来，它们只是一般雕塑或历史建筑而已，除了有那么一点神秘甚或疑惑，没有崇敬的感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之下的我们，心目中不可能把那段“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视作伟大，更没有把那些参与者当作英雄。从坊间听到的辛亥革命故事，无非是这样一个有关“排满”的传说：“六百六十六”。说的是清朝覆亡时，革命军在武汉三镇拦住可疑行人就要他说“六百六十六”，若说成“溜百溜十溜”，北方卷舌口音就暴露其满人身份，一刀下去那脑壳就开“溜”。听到大人讲到这里，儿时的我开心地笑了。
直到进入21世纪，我在工作和业余兴趣中才大量接触辛亥革命的历史，了解到武昌首义是武汉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亮点，也是这座城市叫人热血沸腾的地方。对于武昌首义的认识，我起步较晚，所获有限。但在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里，我有意识地做过一些记叙，把芦家的命运与武昌首义联系在一起，其中芦从楚（楚货）即为武胜门外恺字营的普通一兵。
我虚构这样的情节是想说明，武昌首义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势所必然的揭竿而起，有很多无名之辈甚至乌合之众参与其中，成为推翻腐朽王朝的合力。中国历朝历代起义造反皆起于草莽，都是“草根”所为，何至于推翻清朝的这次起义系由一位远在海外的外国籍人士领导哉？这从逻辑上似乎是说不通的，也是与客观事实相违背的。我的理解是，辛亥革命虽被认为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进行的，但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正如马列主义对中国的指导，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本土的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取得的胜利。
武昌首义是在两湖人脚踏实地的多年筹备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特别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烧毁旧王朝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身姿。因此可以这么认为，武昌首义就是以一大批湖北人和湖南人即楚地人为主体实施的一场城市暴动，以最后一击敲响了帝制的丧钟。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惟楚有材”的自我标榜，而是正本清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少康一旅，终能兴夏；楚虽三户，必可亡秦。”楚地人即湖广人在这场革命中所张扬的“不服周”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国人应该尊敬并继承的，也是我们要特别宣扬的。进而思之，中国第一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楚人陈胜吴广掀起的，中国第二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楚人王匡王凤发动的，及至此前的一个政权在湖湘之地的秋收暴动中摇撼并终至瓦解，可谓历史选择了楚人，楚人好像是天生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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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伊始，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原创一部辛亥革命的书，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书。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写的书已经不少了。在它百年后出现的作品，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新意。这个新意在哪里？首先要对这场革命认识上提高，不能因循旧说，更不能囿于框框，要更多地尊重历史而不是盲从概念。正如王元化先生曾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更关键的是，我们要站在所深爱的城市的角度，对它独立自主引发的辛亥革命全过程加以解读并彰显。特别是这场起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体现出的城市精神，应有实事求是的认定和提升。
一旦确定目标，我于是兴奋起来，开始急功近利地阅读。我发现，在一些较权威的辛亥革命史书中，武昌首义只占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并且对它评价不高。关于那段并不遥远的史实，已有点众所纷纭，甚至有些疑点悬而未决。更可悲的是，英雄的史诗已被这座城市淡忘了许多，不仅那些密切相关的几十处旧址不再，市民的记忆里也所剩无几。且由于中国固有的政治原因，有些史实被倾向性、模式化地处理过，甚至被选择性地歪曲过。如专门写武昌首义的影视剧本我看过两部。一部是《辛亥首义》，集体创作，据说还经过《洪湖赤卫队》的演员指导，写得太像后来发生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另一部是《武昌起义》，比前部晚10年写的，眼界自然要高些。作者在后记里提到的一件事让我笑出声来。一次打的经过阅马场，看到彭刘杨塑像，她一声惊叹：这就是彭刘杨啊。嘴快的的士司机接茬道，彭刘杨，彭是彭湃吧。
鲁迅先生1925年在一篇杂文（《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十四年。”他老先生绝不可能料到，他身后国家发生的一切。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统领”之下，“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度被批判、被贬损、被误读，历史的光辉被蒙上厚厚的灰尘。那段历史仿佛渐行渐远，国人已然陌生。因此我想，进行一番重新回顾和解读是必要的。如果能向当代人提供一部通俗普及性读本，也对这座城市的人文建设是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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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秋天的一个黄昏，2006年我曾经在广州找到黄花岗，模糊地看到了陵墓上的那尊自由女神像（此前我只是在电视和图片里看到过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感到十分惊奇神秘。
我的耳边仿佛响起那首广东民歌《七月初四上战地》：“七月初四上哎战地，义勇写明在呀军呀衣，歃血誓师抗呀到底，决心消灭那清呀夷。”
一百年前，就是为了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七十二烈士慷慨赴死，成千上万的人牺牲在阳夏保卫战。民主共和，曾经是一种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跟拥有黄花岗的广州一样，武汉三镇汉口球场街、汉阳扁担山、武昌伏虎山的累累义冢，是这座城市气冲牛斗的精神和荣光之见证。在南国的夜色下，我沉浸了很久。广州没有完成的使命，武汉拼着命完成了。正是凭着亡清必楚的铁血精神，两湖的先贤们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为这座城市增加了重量。
四川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樊建川馆长在《国人到此，低头致敬》一书中说：“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为民族解放而作出贡献的先辈，即使是按照某种评判标准，这个人抗战之前是‘坏人’，抗战之后又成为‘坏人’，但只要他在八年抗战中投身于抗日战争，我们就应该向他致敬！”2009年3月30日的新华社电文，标题是“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呼应了这种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他们都是烈士。”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进步。对于推翻皇权帝制为中国民主共和奠基的首义英雄们，我们同样要怀有这种国家认同，特别在面临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和睦局面的当今，这种广泛的认同无疑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对国家英雄充满永远的敬意，是整个民族理性和智慧的成熟化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