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清海军由阳逻驶入谌家矶，黎明时开至造纸厂江边，向民军开炮轰击，致死500人。清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过三道桥，占领刘家庙。民军退至大智门，汉口指挥官张景良不知藏身何处。标统谢元恺自告奋勇率军向刘家庙发起反攻。以为民军大败再没有回手之力的清军在就地休息，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发昏，由大智门退到刘家庙。由于有机关枪及步炮队的掩护，才停下来进行抵抗。谢元恺不顾弹如雨下，带队冒死猛进。冲到离刘家庙五六百米时，谢元恺命令上刺刀，吹冲锋号，齐声喊杀，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使清军的机关枪及步炮队不能发挥效力。冯国璋、王占元率领所部死守三道桥。这时天就黑了，民军以死伤2000多人的代价在刘家庙占领阵地进行防御。
10月27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朝廷招回荫昌，授予袁世凯指挥全权。北洋诸军发起了强大进攻。一镇以上兵力的清军从造纸厂、姑嫂树两路进攻民军。上午9时多，清军炮舰的袭击开始。一直躲在远处观战的英国记者丁格尔描述道：
首先是一声霹雳，撕裂云天，刹那间，周围的枪炮声仿佛沉寂下来，天空顿时出现大难临头的死寂。接着又是一声巨响，炮弹正好落在铁路上，炸在革命军炫耀坚不可摧的车站里，浓烟从前面一栋楼房升起。朝廷的军队冒着马克辛机枪的密集火力，沿着战壕冲上来。他们勇猛冲击形成了那天战斗的显著特点。这将传诸史册。虽然马克辛机枪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打得他们惊恐绝望，狼狈不堪，他们仍然坚持以英国军队也轻视不得的气势一拥而上。
民军再次退守到大智门一带。大智门火车站在刘家庙到循礼门之间，建于1902年6月，有一座占地500平方米的法式候车室、3条不长的股道、2座罩有风雨棚的站台，一幅客运站的规格。火车站南边是法租界东北边是日租界，不远是西商跑马场，无险可守。民军在跑马场鏖战失守，四协统领张廷辅受伤。民军的刘家庙粮台冒起冲天大火，弹械粮秣即全部焚尽，原来是张景良派人所为。
当时住在汉口的日本人内田顾一在日记中也写道：“本日两军作战都很勇敢，自清晨至日暮一直在激战中，不像病夫的中国人了。”这个日本鬼子的“病夫”一说完全是放屁，或许他真实感受到中国军队实力之可畏，担心有朝一日把这种勇气发泄到对他们的复仇之战中。
新的一天在血雨腥风中来到了。28日黎明，清军自刘家庙出击，进攻民军阵地。在猛烈的炮击下，谢元恺所属各部阵地工事被打坏，只有以租界建筑为屏障狙击，打退清军一次又一次冲锋。民军炮兵则在大智门及刘家花园一带布阵，配合步兵反击。
刘家花园是必须提及的地方。“辛亥八月十五日，军政府以何锡藩为临时指挥官设司令部于汉口铁路外刘家花园”，“清军追击，我军退至歆生路及刘家花园一带分段据守”；“清军驻刘家花园，循礼门，炮兵与我互相炮击，主要炮位分配于玉成公司、刘家花园”。（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这个刘家花园是刘歆生于二十世纪初建成，占地约二十五亩。“辛亥之变半已摧毁”，后刘歆生于1913年将刘家花园租给建华公司，重事修葺对外开放，风光不减当年。“出歆生路近循礼门车站有刘园焉，汉口名胜地也。”（1915年版《汉口小志》“刘园夜游记”）解放后这里成为船舶公司，刘园的最后的一栋房子已于几年前彻底拆毁。
那天战至午后，清军王占元部将退管炮队移至刘家庙南部一村庄中，偷袭民军横堤一线阵地。炮弹密集地爆炸，大地颤抖不止。民军被迫后退，跑马场遂被清军最后占领。当时，由于张景良要军械官罗家炎少发子弹，前线民军弹尽粮绝。谢元恺等清军冲到距民军阵地二三百米时，命令吹响冲锋号，带领士兵上去冲杀，展开肉搏，一直追到刘家庙南端。清军利用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并以强大炮火轰击。民军被迫后撤时，竟有人“绕阵大呼，我军败矣”，原来是张景良命人动摇军心。这一仗，民军伤亡千余，均草葬于汉口球场路“六大堆”。炮兵管带蔡德懋、工程队长李忠孝、敢死队大队长马荣都死于敌手，谢元恺被机关枪扫中不幸身亡。
有时候，一天发生的事情比一月甚至一年还要多、还要关键。28日这天，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民军军官，感觉十分晦气，在华洋宾馆聚议时，认为张景良极可能通敌。接着汉口军政分府得到报告，刘家庙粮台大火时捕到一名放火的奸细，供认是张景良指派的；张景良是宪兵营管带的果清阿的大舅子，与铁忠也有亲戚关系。他的命令上写着“本指挥官本日拂晓在刘家庙”，可当天晚上就坐车回汉口城里了。一些老兵在后城马路搜索到张景良和刘锡祺，将两人捆绑到汉口军政分府，由詹大悲亲自审讯；罗家炎被何锡藩传来协司令部，也将通敌情形作了交代。黎元洪要求将三人押解过江送到都督府。何海鸣不表赞成：张景良通敌造成如此巨大损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假若将他们送到武昌难保黎元洪不会从轻发落，令战死的烈士们死不暝目。詹大悲等就在汉口江汉关将张景良、刘锡祺、罗家炎三人正法，并枭首示众。张景良临刑时竟大呼“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一说汉口前线军械官罗家炎，大战前夜宿娼平康里，以贻误军机而正法；一说气愤已极的士兵们把罗家炎押过江去，到了都督府门口，也不报告黎元洪就把他枪毙了。）
40.市区巷战黄兴仓促落败
汉口不断失利，民军出现混乱，前线竟出现军无主将的状况，各部长官在华洋宾馆会商，众推胡瑛出任，他以“不知兵”而坚辞不受；继举罗洪升任指挥，他亦畏难；姜明经代理指挥称病不应命，随之也玩失踪。就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势下，黄兴来了。时在10月28日下午5时。
一边是“黄兴到！”的民军欢呼，一边是“袁宫保到！”的清军欢呼，相隔不远，都如雷贯耳。广州失败后的断指将军黄兴，与袁世凯到孝感的同一天光临武汉。对阵双方都欢欣鼓舞，尤其是民军，犹大旱骤降甘霖。黄兴在香港得到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恨不能插翅飞到湖北。他给在印度尼西亚的同盟会同志、华侨、美洲筹饷局等处发信，请他们“力汇巨款”“奋跃襄事”。离港途中他又致电日本友人萱野长知，请“即采购炸药，携往武昌相助”。黄兴到达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商议支持湖北革命策略，认为湖北战局至关重要，只有拖住北洋主力，其他各省包括上海的起义才能取胜。黄兴到湖北前线领导民军作战，对困境中的湖北必定有巨大鼓舞。一切准备就绪，启程前李书城赶到与黄兴同行。船过九江时，救护队员在甲板上惊呼：快来看呀，九江岸上飘的不是龙旗，是十八星旗。大家欢呼雀跃。
黄兴及时赶到武汉，身边有两位粤籍女志士徐宗汉和张竹君做伴，她们年少时便结为金兰之好，同为黄兴的红颜知己。张竹君有“女界之梁启超”之称，武昌起义爆发，她在上海组织赤十字会，准备去武汉前线救护伤员。徐宗汉建议将黄兴混迹于赤十字队中，装成救护队员，她自己也打扮成护士。到汉当天她们就上前线救护了一百多名伤员，后在汉阳设临时医院。传说黄兴最后从汉阳撤退到武昌，就是她们用赤十字会的渡船护送的。黄兴此生，确有赖于“宗汉之功”、“竹君之力”。
刘公、张振武到汉口码头迎接黄兴及宋教仁、刘揆一等一行。在过武昌的渡轮上，黄兴反复询问汉口战况，听说这两三天的剧烈变化，不禁为两湖人而生自豪，恨不得捋起袖子大干一场。在汉阳门码头，黄兴一行受到热烈欢迎，军乐队响奏欢迎曲。谭人凤、蒋翊武、孙武、胡瑛、蔡济民等早已等在那里。有人给黄兴牵来一匹枣红大马，大家一一上马，并辔前行，意气风发。武昌市民听说黄兴到了，都拥到汉阳门正街（今民主路）两旁一睹黄兴风采，沿途鞭炮不绝。军政府还派出几队人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写着斗大“黄兴到”的大旗，分头向各处奔驰。还把许多写有“黄兴”二字的旗幡插到汉口的高楼屋顶，大张声威。市民们看到“黄兴到”，兴高采烈，议论纷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般人认为孙文是理论家，黄兴是实行家，他的到来一定会增加革命的无穷力量。武汉革命军民无不翘首以待，以至以“天将下凡”来比喻黄兴的到来。“惟兴至，则全局中心，皆集于彼一人之身，何可忽视。”（张难先语）
在都督府内，黄兴拜访了黎都督，提出要领兵去汉口挽回颓势。黎元洪命居正、田桐、查光佛、蒋翊武、胡瑛、蔡济民、杨玺章、徐达明等陪同渡江。告别时，黎元洪对大家说，各种事情都听黄先生的命令。诸将都说，都督放心，我们一定听命于黄先生。当夜，黄兴由众将陪同到汉口前线。（一说酒足饭饱后，次日凌晨3时，黄兴率队出汉阳门，准备渡江。）走到玉带门时，见东北边一片火海。黄兴还想继续前行，被人劝阻。站在玉带门的一座三层楼上，黄兴叹道，军队如此薄弱，而又缺额太多，对抗北洋大兵，还曾打过胜仗，还能够支撑这多时日，总算不错。遂设临时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门前树“黄”字帅旗，威风凛凛。
关于10月28日这天的情况，史料的说法不同。一是有照片文字说明，黎元洪与黄兴一起在汉口刘家庙视察，但文字资料没有找到黎元洪过江的记载；二是黄兴当天晚上是歇汉口还是歇武昌，《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作者、江陵人胡鄂公是这样记述的：
……黄兴到都督府与黎公见面后，当即下榻前清巡警道冯（启钧）少竹公馆。冯宅宽阔，自八月十九日夜携眷逃走后，所有宅中客厅陈设卧房帐被均完好未动。故黄、宋等咸寓其中。下午六时，蔡济民等以汉口指挥无人，主张黄兴以总司令名义到汉负责指挥。都督召集会议，征询大众意见，均一致赞同。并请黄兴即晚到汉视察。黄兴与蔡济民、杨玺章、徐达明、吴兆麟等渡江到汉视察一周后，仍返武昌。
九月初八上午六时，都督闻得汉口市街被清军纵火后，昨晚彻夜焚烧，蔓延地面至为广阔。因招予与朱树烈暨卫兵数人，登督府后蛇山最高处眺望。见烟焰直上，与天际浮云相接，所布浓阴暗影，亘百余里。居其下者，如同午夜。而清军犹不断以大炮机关枪向市街焚烧射击，虽隔江亦清晰可闻，盖恐我军抢救扑灭也。朱树烈在旁曰，我昨晚至平湖门、汉阳门一带巡视，汉口市民，扶老携幼渡江至武昌、汉阳逃命者络绎于途。何物清军，如此残毒！黎公闻之，亦为泪下。黎公因命人召武汉商会慈善团体面商救济汉口逃难市民。须臾，有人报告黄兴来府谒见都督，面商汉口战守计划，以便过江设司令部实行指挥作战。黎公闻黄兴来，当下山回府。黎谓予与朱树烈曰：现在汉口已入巷战时期，战略战术之应用，尤当体察地理民风，方不致予敌以可乘之机。黄兴虽是革命实行者，然究系文人，其于汉口市街构置、人情险阻，均非彼所谙习。而尤其可注意者，彼与前线将士，无一相习，这是作巷战最大缺点。彼指挥时，难免不用非所长，而强其所不可行者行之。结果必致将帅不能和谐，这是很可虑的。你二人速为我到汉口传谕各协标营长官，对于黄总司令务必奉命惟谨，耐心从事，见到黄总司令和见到我本人一样。这是最紧要的。各长官闻之，均极感动。
胡鄂公这样的叙述，显然更具“黎民”色彩，黄兴一来就不顾军情紧急养尊处优下榻少竹公馆，与他的风格似有不符。
报界认为，“黄兴二字，胜过十万精兵。”“军士闻将军来，精神为之一振，即清军震兴盛名，常私语曰：是曾在广东欲杀张督者，真将军也。”（杨玉如语）据说鄂军政府还白天派船从汉阳门码头把兵运到汉口，夜晚将所运之兵又运回武昌，这样搞了两三天，以疑兵之计，吓唬清军。但是，黔驴毕竟是黔驴，一次两次可能叫老虎害怕，三次四次老虎就不会害怕了。面对南下的北洋军虎狼之师，等待黄兴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失败。
当时，汉口前线的民军苦战十天精锐尽失，由黄兴统领过江的援军只有两支：一是原定的副都督刘英率京山团防民军二千多人来援，（一说是他命令堂弟刘杰带兵到武汉）被军政府改编为一标团防兵。适在丙午日知会大案中被捕时黎元洪保他出狱的季雨霖，到武昌军政府拜会黎元洪，为报恩请缨求战，被委派为标统。二是南京学生队80余人抵汉，住刘玉堂的新大方栈。刘玉堂到底是侦探长，发现有为铁良所派的4个人混在其中，便加以秘密处死。这两支军队或多或少，均不啻雪中送炭，为黄兴排兵布阵增加了余地。
黄兴信心满满地出战汉口，颁布作战命令：新编民军第二协为右翼，警戒歆生路后城马路至查家墩以东的路堤；第五协为左翼，与右翼连接，向西警戒至玉带门一带；其余部队，步队第七标、马队一营、炮队一标、工程一营、敢死队二大队，驻扎在满春茶园的周围。
开始，黄兴爱惜远道而来的部队，要季雨霖率团防兵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在刘家庙前线支撑的仍是张廷辅协。这个张廷辅在武昌首义前夜没有被清廷处决，和夫人贺氏一起捡得一命，国恨家仇，满腔愤怒。面对北洋军从侧翼猛攻，张廷辅协从刘家庙后撤到跑马场，又无法立足，只得放弃大智门车站退到歆生路一带。经两天激战全协伤亡重大，士卒疲惫不堪，参谋人员说是否请黎都督派新军来接防。张廷辅知道黎都督没有新军可派，这几天与北洋军纠缠，虽陷入困境，但只要不被围歼就是满军一败，就是扎在其胸中一根芒刺，令其坐卧不安。不要说不会向黎都督请求换防，就是换防他也要求留在汉口与清军一决雌雄。张廷辅亲率警卫排和参谋人员40多人与清军激战，不幸被敌弹击中，被人抬下战场。
冯国璋带领训练有素的北洋军一镇一协，采用焚烧街市消除障碍的焦土战术不断向前推进。王遇甲、王占元所部北兵只熟悉北方的棋盘式街道，对汉口弯七扭八的街道很不习惯，只有一把火烧了痛快。那个王占元是破坏武汉的首恶，他后来任湖北督军10年恶贯满盈，其军烧杀抢掠，又把武昌城烧成一片火海，致“全城重创，十年难复”。这次王占元求功心切，命令所部不择手段纷纷举火，王遇甲部也竟相效仿。10月31日，清军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这时的汉口已历三天火劫，烟火中，季雨霖所率团防兵一个标浴血奋战时突然被击中前胸，弹从后背穿出。被卫兵拼死救出，季雨霖才没有落入敌手，否则也会像马荣那样被掏肝挖心。这时民军的士气已经瓦解，不少人临阵逃离。黄兴不得已离开了满春茶园司令部。晚间，黄兴向黎都督通报：现查汉口部队除伤亡外，共计不到五千名，再也没有战斗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