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一点苦涩的回忆
我们的社会确实在不断变化，但我觉得只有今天才是我们携起手来干大事的时候。没有哪个时代能像现在这样通信方便，信息快捷，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情报共有，以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目的，这样就会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最终就会改造社会。
时光如梭，一晃十六年过去了。如今上海总部大楼即将建成，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六年真就像一场梦一样。历经意大利的艰苦岁月以及回国谋求发展的千辛万苦到如今的小有成就，让我感慨万千：人生就是在不断地与自己做斗争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梦想的实现之后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结束，但活在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结束。
凝望窗外，春雨如酥。端起热腾腾的咖啡，浓郁香醇而又略有苦涩的味道让我想起了罗马的那个雨天：哗啦啦的大雨肆无忌惮，一个人奔跑在无人的大街上，怀里揣着刚领到的工资，去银行换成人民币准备寄给家乡的父母。可它们对待当地人是满脸笑容，对待华人却满脸鄙夷，我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焦虑不安起来。
终于轮到我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整整排了一天的队终于凑到了柜台前。我迅速地将钱和单据递了上去，结果是被推了出来。
“请帮帮忙，我今天一定要把钱寄出去！”我请求着，一边说一边慌忙地把钱又塞了进去。柜台里中年男士不屑地看了一看这薄薄的一叠钱，再抬头看看浑身湿漉漉的我，一脸鄙夷地说：“你们（华人）就是脏啊，你看把我们的柜台都给弄湿了。”
“还有几分钟才下班啊，请帮忙办理下吧！”我依然在请求。
钱和单据还是被他用力地甩了出来，窗口“啪”的一下被关上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受到伤害的我，自尊驱动着阵阵热血直往头上涌，我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又无力地松开。当时的屈辱，让我终生难忘，每当忆起心中就有一种钻心的隐痛。
尤其是起初辛酸的岁月，我的心总被刺到伤痛。还记得来到意大利后不久，当地的意大利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不懂礼貌，住所也很乱，还吵吵闹闹，没有素质。我只有告诉自己要忍下去。意大利人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那时他们对在华人都带有很深的偏见，很看不起我们华侨。记得我的华侨朋友Marco还曾经给我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他在罗马的商业街区闲逛，打算去Gucci店里看看。刚走到门外，忽然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您好，先生，请问您是中国人吗？”
听到熟悉的母语，Marco自然倍感亲切：“是的，我是中国人！”抬头只见是两个年轻的女孩在向他问好，Marco随即走了过去，三人便攀谈了起来。
一阵寒暄过后，两个女孩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带几个Gucci的皮包呢？”Marco心想这点儿小忙不算什么，于是点头答应。
不想女孩继续说道：“如果店员问您是哪个国家的，您就说是韩国人好了！”
听了这话，Marco有些诧异，心中暗想：一定是这里的店员歧视中国人。于是走进店中，Marco把写有皮包款式的字条给了店员。
那位店员看了看Marco，果然问：“您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中国！”Marco并未听从女孩的劝诫，大声地答道。
结果，那个店员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态度来了个180度大拐弯，嘴里还小声嘟哝着，不停用余光一直瞄着Marco。不一会儿，她转身回来冷冷地说道：“您要的皮包款式已经全部卖光了，请您去别家店看看吧。”
Marco强压怒火问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凭什么韩国人可以买什么都可以，我们中国人就不行？”
没想到店员的一番回答，却让Marco尴尬不已：“对不起，先生。这是店里的规定。罗马的很多中国人成批地在这里买包，然后再高价卖回中国赚钱，这种投机行为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他们在我们店里不受欢迎。”
走出了Gucci店，Marco的精神有些恍惚，而那两个女孩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种屈辱，使我更立志发奋，要自立自强，要多去挣钱。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有钱，我也让你们这些外国人看看，我一旦有钱你国外人必须得服我。”
我没有愤怒，只有刺骨的痛；我不是“怒其不争”，而是“哀其不争”；我痛恨那些不懂得尊重的外国人，但我更为那些不争气的侨胞们感到惋惜。独自走在西班牙广场阶梯上，站在那个曾经是经典电影《罗马假日》的拍摄地，那句“平民注定是平民”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我。平民注定是平民，但现实中我难道要臣服于“注定是平民”这样的命运吗？我一定不能屈服于所谓的命中注定，人的命运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改变的。
在国内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在毕业前夕告诫我的一番话，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田忠啊！你要记住，命运永远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而不是别人的口中。相信自己，只要你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的确，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努力来干出一番大事业。
但是，那个时侯意大利华侨历史很短，地位很低，在印象中，以前一直认为意大利华侨就是做苦工、做餐饮、做贸易等小本生意的小商贩，做不了大事或成不了大器，不像英、美华侨历史几百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大富豪，且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但是，我不能与其他华侨一样。一步一步的努力，使我今天在上海建总部大楼，就是要为35万意大利华人争气——华人不仅仅只会做苦力，做餐馆，还可以进入更高的意识形态。
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一个是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他既是意大利知名的设计师也是企业家，他的公司可以做到全球，他的品牌可以打进所有的高层，深受世界各地的人群的喜欢；另一个就是爱国华侨陈嘉庚，他把所有产业都倾注到教育事业。如果说我终于到达了彼岸，那么他们的无私奉献正是鼓满我船帆的海风。
这个时候我想，要想真正打入意大利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全球最高端的意识形态，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做教育，二就是参政议政。但要在意大利参政议政对我这个没有很好背景的华人来说难如上青天，而做教育事业相对就不难实现了。
我开始慢慢接触一些教育界的人士，这让我得到了许多，我的视野更开阔了，我的人生经历随之更加丰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取的。我明白了，这些人各个是一所学校，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给予我以影响，尤其是他们那对社会福利事业倾注的满腔热情，令我不敢有半点儿的懈怠。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与教育界人士的会晤终于圆满成功。由此，我深深感悟到，当所有人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时候，迸发出的热情和力量就是无可估量的，目的就一定会达到。
我们的社会确实在不断变化，但我觉得只有今天才是我们携起手来干大事的时候。没有哪个时代能像现在这样通信方便，信息快捷，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情报共有，以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目的，这样就会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最终就会改造社会。
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悟，促使我想进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接触更多的人，体味他们的热情和意志，丰富我的阅历。 而且我还想与他们一样亲自参与实践，为建设我们的社会贡献我的力量——为了中国的明天。
我想，办学校是利国利民的善事，是把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变成社会化财富的通道。向教育事业进军！这样的决心在我的脑海里萌生了，一切都在等待恰当的时机。
31、“达沃斯”给我的启示
华侨回国办教育在当时已不鲜见，一代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国内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也是我非常崇拜和敬仰的前辈，同是福建走出来的华侨，我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为祖国的培育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正在进行的一次会议。
拿起话筒，是一个熟悉是声音：“陈，最近好吗？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下，看看你是什么意见。”
“奥萨尼格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我正在考虑，如果您的电话晚来三十分钟，那您将会接到我的电话。”我笑着说。
“是吗？为什么？”奥萨尼格先生问我。
“因为我也有与您一样的想法，是到时候交流了，不过我现在正在开会。”我笑道。
奥萨尼格先生是意大利国会议员，在当地颇具影响力。他是我在意大利打拼的那段日子认识的。打过几次交道，奥萨尼格先生我很欣赏，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与他合作开了意大利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是做机械加工的。奥萨尼格先生是大股东，我只是小股东，负责做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业务，尤其是针对东南亚方面的市场开拓。
奥萨尼格先生说：“你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要开始了吧！你也知道我已经参加过六次了，现在我的年纪也有些大了，所以这次我决定推荐你去，你看怎么样？”
听完之后，我愣住了。我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因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高端论坛，以我目前的资历，我从没想过能去参加那样的大会。
“我去参加，这可以吗？”我疑惑地问道。
“陈，知道吗？你是我近几年来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你完全可以去参加这个论坛，这将对你以后的事业都会有巨大的帮助的。我最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你能够代替我去参加这次的达沃斯论坛，将这个机会留给你。”奥萨尼格先生诚恳地说。
1996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对于中国来说还很陌生，但对于我来说却不是陌生的了。因为奥萨尼格先生已经参加过六次达沃斯论坛，从他那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达沃斯的相关资料和知识。在奥萨尼格先生与荷兰BBC记者联名推荐下，我携带与奥萨尼格先生合作创办公司的全部资料和自己的相关证件与资料，奔赴达沃斯经济论坛。
到达沃斯开会中，我吃惊的发现这里居然都没人相信我。当时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虽然穿着笔挺的西装，但却总被人误会——很多人喝完咖啡便把空杯子递给我，把我当做一名服务生。递名片得时候没有人接我的，我也拿不到名片。
当时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还没来到中国，后来才慢慢来到中国的，而我是最早被推荐过去的华人。历来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人都是全球500强企业的领导人，而我当时是一个无名小辈，对于我的公司当然也很少有人知道。
在参加会议前递交给主办方有关我们公司的报名情况的资料时，看着厚厚一打的报表，达沃斯论坛的欧洲部长史密斯先生笑着对我说：“陈，你的公司是所有参加论坛会议的最小的一个，但确实也是发展最快的公司。从3000块钱起家到发展成为如今规模这么大的公司也确实不容易，难怪奥萨尼格先生会坚持推荐你过来，成为达沃斯的一员。”
在那个几乎没有人相信我是CEO的时候，能去参加那个全球性的经济论坛，真的是很具有戏剧性。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世界一流的商界精英，碰撞产生的智慧火花让我受益匪浅。
当年的主题是“国际化”，也正值中国加入WTO在酝酿，已经开始了WTO的谈判，当时我就感觉到全球化必须要进去了。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了很多最前沿的信息，国际化的契机意味着中国未来一定会需要很多国际化人才，以此来维护中国在海外利益，否则，即使再有经济实力，那也只能属于个人的事，而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永远都是落后于他们的“土包子”，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一个替人接空杯子的人。
我认识到了WTO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迫切。如同国际经济领域，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必须按WTO的基本原则进行全球化贸易和市场经济活动，以及国际化的投资和融资，这就需要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提高国际化的经营水平。这就意味着出现了有对教育发展有利的、积极的方面，我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致力于国际化教育事业。 这就迫切需要变本土化教育为国际化教育的思路——具有全球观念和国际意识，抛弃教育本土化的观念，并且克服“闭关自守”的地域观念，面向世界、面向国际教育市场，增强教育实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教育市场，把中国学生送出去，把外国学生引进来。
作为陈嘉庚先生的同乡，陈嘉庚的教育强国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想我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复制陈嘉庚，而是要把陈嘉庚的梦想延续下去，并且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给陈嘉庚梦想注入“国际化”元素。
要变以知识为本，以人为本。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国际化人才，才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诸如“达沃斯经济论坛”这样的国际高端会议中施展才华，为祖国富强做出贡献，国际化人才的断涌才是中国和平崛起并闪耀国际舞台的根本之道。
这也是我做国际教育的初衷，因为我知道国内在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
因为有了做进出口贸易的基础，对于市场发展前景有足够的信心和了解，而教育产业又是阳光产业。
历史变革中隐藏机遇，也是一直教授给学生的理念。我马上有了个新想法，那就是办一所国际化学校——专门培养国际化人才，服务国际化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
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为重要的力量，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都非常注重教育事业，培育人才放在了战略发展的首位。从瑞士达沃斯论坛回来之后，我便下定决心投入全部的精力来做国际教育。
华侨回国办教育在当时已不鲜见，一代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国内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也是我非常崇拜和敬仰的前辈，同是福建走出来的华侨，我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为祖国的培育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32、对“国际教育”的探索和思索
我想我要调整节奏、集中力量来规划我的“国际教育事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了。于是我放弃了公益工作，停止写广告文案，不再接触客户，回绝了所有演讲邀请，将公司日常管理交给年轻的伙伴们。我对未来所做的努力给科恩集团带来了难以衡量的发展壮大。
放眼国内，国际教育还非常的匮乏，结合自己早年在罗马求学时接受了国外先进教育的经验，我想是时候在国内做国际教育了。
我时常在思索一个道理，其实每个人都具备成为成功者的条件，如果你没有获得成功，也许是因为你没有没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或者因为你没有信心和诚意。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加入你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美丽的梦想，并且你从一开始就踏踏实实努力探寻，认认真真地去实现梦想，我想总有那么一天，你会看到你的梦想会变成理想，而理想最终会一一变成现实。
我想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一是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我崇拜和敬仰福建的教育家陈嘉庚先生，自幼就有“陈嘉庚情结”，这是我实现梦想的原动力；二是我从实际生活与间接经验中得出灵感：保守的中国要崛起，要在世界立足，要做世界的老大，就必须有国际型的人才！这也是我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得来的经验，我的公司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不断培养国际型的人才，利用曾在西方国家学习和生活过的年轻人特有的敏感性，其实就是利用这种跨国型人才的特色。
我在意大利时，曾会见了欧洲经济学院院长、教授danna先生。谈及我要在祖国从事国际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的设想，danna先生极感兴趣，他用十分肯定的口吻对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欧洲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的教育和研究实力很强，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你如果能和我们合作，我想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我会非常高兴并乐意与你合作！” 听到danna先生对我的想法的支持与肯定，我由衷地高兴：一旦中国的学生进入罗马学习，意大利的学生进入上海学习，这种互动式、联合式、双向式的教育将对两国互为有利，中国的学生有机会来国外留学，国外的学生也有机会来中国留学，将来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型人才。
我当时更为细致地想到，这种跨国式的教育，我选择的重点合作对象应该是英国的教育部门和英国的大学，仅仅用意大利语显然很难广泛地沟通，这对发展国际型教育有很大局限性，选择和英国合作，是英语将成为公用语，它是发展国际型教育以及培养跨国型人才的基本保障。 基于曾有过苦攻英语在国外拼事业的经历，我深知国际型人才的重要性，中国要发展，就不能太保守，中国的人才要走出国门学习，学成后归到祖国就业，这是硬道理，不学习世界，就不能更好的服务国家。人的经历就是如此左右着人的视野，所以决定了每个人不同的发展取向的观念，所以那时候我决定一定要创办一所朝高水准、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的学校！并且这种想法已经深入我心，根深蒂固。
这个梦想和计划的实施，使我的跨国办学教育哲学成为独树一帜和极富个性的哲学。我的意愿就是，要创办一所培养中国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才华的学校，提高国际型人才的培养，而这些人才才是支撑未来中国的领军人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我正为这一高瞻远瞩的理想做着扎实的思想和实施上的准备工作，我要为祖国培育栋梁之材。
当这样的想法公开以后，一些交情深厚的长辈和好友纷纷打电话过来劝我放弃：“你还年轻，不必现在就投入全部精力来做教育，倘若真想做，等到老了再做岂不是更好，如果你想出名的话，捐些钱或设备给学校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这个清水事业。”
也有一些人反对说：“当前国内的情况，做私立教育估计还有些出路，要做国际教育恐怕是异想天开，再说华侨办国际教育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最糟糕的议论莫过于有些人说我脑子有问题，瞎折腾，放着赚大钱的房地产和国际贸易不做，偏偏走上了一条没钱赚的 “不归路”。
而我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梦想才会有意义，赚钱不是最终目的，能够做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更多业的主的国际化人才，进而维护国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说干就干，我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一支队伍，并请来了国内外教育专家，总共投入了800万（人民币）来开启了国际教育事业的第一步。
要想真正将国际教育打入国内教育领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
四年里，我走访了国外的诸多名校，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罗马大学、米兰大学、米兰理工大学，都林理工大学、阿姆斯丹大学等，足迹遍布整个欧洲和拉美等地区。同时，在国内我也做着充分的调研，希望可以实现很好实行的本土化转化，最后可以顺利地做好一切铺垫。
我了解到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但对于教育的宗旨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但重视教育并不代表它就很容易做，相反正是因为对它的重要性，因而要求也是格外严苛。不管是融入到国外教育还是打入国内教育，这对我来说都有那么的遥不可及。
有其在美国的一次对名校的考察经历，让我倍受打击，我甚至都打算放弃，但我并没有这样做。仔细想想，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既然自己有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国家化的人才的信念，那就不要考虑那么多的不可能了。
我的团队搜集到了国外众多知名院校以及教育机构的详实的资料，共有好几百页纸那么厚。这个时候，我们的专家团队也开始到了最后的论证阶段。
可是，分歧出现了，一部分专家支持办意大利式的教育。理由是：毕竟我是意大利华侨，做这个国家的教育，各方资源都会比较多。而一部分人则力挺美式教育，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们的教育，一定会助推国家的发展。还有一方专家赞成英式教育，因为英式教育的普及程度非常高。
三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像往常一样，开完专家论证会，我回到办公室又陷入深思：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是关系到办国际教育成败的关键问题。
我得感谢英国某著名大学的校长威尔斯先生，他是我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结识的好朋友。当我请教威尔斯先生这个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说：“陈，你怎么能忽视我们英式教育呢？你也知道我们英式教育在全球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威尔斯先生真诚地邀请我参加他们学校的周年庆典的，希望我有所收获。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名校。与众多英国名校校长交流时，我才发现原来英式教育是如此具有魅力，这些优点成为我选择应试教育的最好理由：英式教育QAA质量认证体系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一体系在于外部体系与外部成员之间可以监控，有了质量的体系就可以比较好地引进；其次，英式教育是一种传统的绅士和精英教育；还有，英语这一语言是世界上通用的语言；英式教育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成功地运用了，且香港、台湾地区的教育也是使用英式教育，并培育出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因此它同样适用于中国。
我最终决定了锁定英式教育，且把要做的国际教育定位为国内国立教育的补充。
确定了办国际教育的英式教育之后，然后和这些学校进行谈判，难度很大。因为我不是比尔盖茨，也不是世界顶尖人物，那些名校为什么要与我合作，我必须去说服他们，其次我不是名校校长，而且没有做过教育，我凭什么在教育界来，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赴英国观摩之后，我有这样一些思索：
一、我们能够教给学生的最有用的技能之一就是写清晰、明白的报告。如果想成为商人，就必须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否则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很少有大学毕业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要想成为医生，能以文从字顺的论文向医学杂志投稿，对自己也会有很大助益。
二、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每年夏天，学校都让学生回家待四个月。如果他们家里务农，那么他们可能要帮忙收获。但是对绝大部分学生而言，四个星期的假期会比四个月更长。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三年内毕业，而不是四年。
三、我过去一向认为校董会是改革的敌人。但是威尔斯先生的校董会却非常开放并且支持进步。而阻挠进步的却是学校的教职员。
我想我要调整节奏、集中力量来规划我的“国际教育事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了。于是我放弃了公益工作，停止写广告文案，不再接触客户，回绝了所有演讲邀请，将公司日常管理交给年轻的伙伴们。我对未来所做的努力给科恩集团带来了难以衡量的发展壮大。
接下来就要进入谈判了，而谈判始终是一门艺术，并且这个工作是非常艰难的。
1998年6月，我收到了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校长David Tidmarsh发来的一封邮件。David Tidmarsh校长在英国享有极高的个人威望。他曾经是剑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后被调入伯明翰城市大学担任校长，在他的带领下，几年来，伯明翰城市大学迅速升为英国最顶尖的学府。这一切成绩的获得，David Tidmarsh功不可没，他也成了英国教育界的著名人物。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陈先生，你好。你发来的邮件我已看过，调研报告做得非常详细，你提出的国际教育理念也很新颖，我对此很感兴趣。但同时，我对于这种跨国合作的可行性有些怀疑，毕竟它是很新的概念，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不知你是不是有足够地理由来说服我？等你的答复。”
在看过邮件后，我的整个团队陷入到喜忧参半中。喜的是伯明翰城市大学是英国最优秀的现代化、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教学质量在英国大学中长期稳居十强之列。他们所下属学院——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的珠宝设计专业更是长年稳居全球第一。虽然这不是一封确认合作的邮件，但我们从中看到了合作的希望，如果能与伯明翰城市大学展开合作，在名校中打开一个缺口，让其他学府看到合作的前景，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会轻松得多了；忧的是这么一所国外的名校，我们如何才能打动他们呢？
我马上回复了邮件：
“David Tidmarsh校长，很荣幸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明天早上九点，我会亲自登门拜访，我相信会说服您同意这次合作，因为，我们都是不畏挑战的人。”
33、“谈判”成功的背后
在那一瞬间，我们彼此对视了一小会儿，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们在短短的十分钟里迅速达成了一致。如今回想起来，那都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无论对于我还是他，之前都没有遇到过如此一拍即合的谈判。我甚至觉得我们的相遇绝非偶然，而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我想，我之所以与国外教育界名流能“谈判”成功，并不是基于我的商业头脑，也并不是我为他们能争取到什么利润，确切地说，这都得益于我一直所主张的“爱心”。曾经作为以利润谋生的企业家，我也从不回避利润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商人，作为企业，赚钱谋利当然是头等大事。不过，当我有了足够的钱来能够做更有意义的事，那我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钱不是我最终的目的，钱只是我实现更有意义，更大理想的垫脚石，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更别说发展。当然，有了钱，就要超越只为追求利润那点可悲的观点，就要思索如何为国家做贡献，如何奉献于各族人民，如何服务于世界。为什么我会这么想这么做，因为我热爱这个世界，我对世界人民都具有爱心。
我想我了解人类的情感，并有能力将它升华到理性的高度。这种爱心应该是不分种族、国家、性别、年龄的，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爱总是相通的！要爱世界上的芸芸众生，这一理想是受了我父母的教诲而萌发的。
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办教育，我总是不忘说一句话，并且一再重复：“一个企业的命脉固然是战略与利润，如果要发展，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其归根结底只有一点，那就是人心。” 人心是一切的一切，爱心是人一切的一切，而这所有一切，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使每个人获得幸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应该拥有这种幸福。
正是因为他们都了解我的思想，了解我的愿望，才给予了我合作的机会，才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如果说我仅仅是为了赚钱，那么我就没有这种“爱心”了，而对于一个没有“爱心”的人讲，从事教育事业无疑是一个讽刺，也就无法获得教育界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我想，教育与“爱心”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我顺利获得英国教育界支持的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一个明智的教育家或者一所优秀的学校会把教育事业交个一个唯利是图的家伙，他们会认为那很愚蠢。
接下来的“谈判”之路正是我的这份“爱心”驱动的，他们之所以支持我，是因为他们也有“爱心”，教育事业是人类的事业，它应该是无国界的事业。所以他们也希望为中国或为自己的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
在拜访David Tidmarsh先生之前，曾经在厦门的一个会议上，分管教育的领导刘延东说过：“做一个大学，第一要国际化；第二要培养人才，第三，要会超前。”
我想，我们在做变革的事情，在做第一。我出钱，你出教育团队。外国人来中国做国际教育是第一，我把你引荐来也是第一，你为你的国家做贡献，我为我的国家做贡献，同样是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一起来创造历史奇迹呢？
我构想了这样一条办学思路，一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一是靠自身的教育机构去培养；二是要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展国际化教育。带着这样一个思路，第二天飞机到达英国，我如约来到伯明翰城市大学。走进校门，一股甘爽的青草味扑面而来，在湛蓝的天空下，我独自穿过一片绿茵，走进了一座古朴的欧式建筑，校长办公室就在这座建筑里。
David Tidmarsh先生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大致吻合：一身典型的绅士装扮，面目慈祥，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虽已年过半百，形容仍颇具风度。
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几句闲谈过后，David Tidmarsh将谈话引入正题：“陈，你的调研报告我看过了，做得很细致、也很吸引人，但你也知道，理念和现实往往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以及很多难以预料的突发状况。说实话，虽然很感兴趣，但我有些犹豫，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声望得来不易，我做任何决定都要格外谨慎。况且学校如今的发展势头不错，我找不到一个拓展国际教育的充分的理由。”
我说：“David校长，我非常理解您内心的矛盾。我知道您在英国有着很高的威望，学术地位也很高，您个人非常成功。而伯明翰城市大学在您的掌管下成绩斐然，为英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啊！你太过奖了。”
我笑笑说：“您不用谦虚，您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遗憾，贵校是世界闻名的学府，但它真的有跨越国界去帮助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吗？您或许会觉得我这话问得没有道理，但我始终相信这样一个事实：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陈，你是说我在浪费资源，或者说我一种自私的表现？”David Tidmarsh先生反问我。
“不，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不过您有所不知，中国有将近十三亿的人口，未来一定急需大量的国际型人才。如果此时将英式教育引入其中，是难得的历史机遇，而我之所以会选择英式教育，正是因为看中了它的普适性以及全球的认可度。如果您能够同意合作，我敢确信这将是一次划时代的创举，您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英式教育带出国门、推向全球的人，伯明翰城市大学将从您这里开始走向国际化，您将把英式教育引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需要国际知名院校的帮助，而作为名校我觉得也同样需要国际化，而不只是独享教育的成果，它应该肩负起使命。全球化潮流的到来是我们的幸运，而能否抓住这种幸运的主动权就在你我手中。记得我在邮件中写到过，我相信我们都是不畏挑战的人。”我不紧不慢地说着，就像交流学术一样。
一番“慷慨陈词”过后，我看到David Tidmarsh先生的眼中闪烁着一丝亮光，刚刚还靠坐在老板椅上的他，此时起身兴奋地说：“说得很好，陈，你打算怎么合作？”
“合作的方式很简单，我出钱，您提供教学标准和团队。我们先在中国建立校区，全面推行英式教育，之后逐步打造国际校区概念，在全球复制我们的品牌。”
“陈，为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奉献是我毕生的愿望，我希望能通过你的帮助来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应该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明白你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我非常的乐意，也非常的高兴，关于合作的诸事项，就照你说的办吧。”David Tidmarsh先生说。
David Tidmarsh先生起身，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在那一瞬间，我们彼此对视了一小会儿，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们在短短的十分钟里迅速达成了一致。如今回想起来，那都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无论对于我还是他，之前都没有遇到过如此一拍即合的“谈判”。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相遇绝非偶然，而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我和David Tidmarsh先生在那一刻成了一生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综合我这么多年的“谈判”经验，我认为谈判是一门艺术。如果作为商人，与合作方“谈判”，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对手的心理：我们是要双赢，而不是做“零和游戏”，我要赚你10块钱，我就最好要给你留20块钱的利润，无非就是利润，对方见到有利可图，就没有谈不下来的事。
而作为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谈判”就不能那样赤裸裸了，当然，学校发展依赖经济的支援，教育发展也离不开财务的支持，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本身，如果抱着赚钱的心思，那就不要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了。
我之所以要了解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所要的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颗全心全意奉献于教育事业的心。像tidmarsh校长，他的爱好是开飞机，开着私人飞机，到苏格兰打球，对他来说，金钱和名利都无法真正打动他，他想要的是开创前人所有没开创的事业——教育。
我不讳言直说，我以我同样的心抓住了他的心，这个“谈判”才成功了。
英国人喜欢喝下午茶，我们之后的很多细节都是在下午茶的时光里商定的。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谈判”都要讲究一个方法，那就是和对方“谈判”时，你必须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自然就能和对方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感情，无形中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为最后协议的达成奠定好良好的基础。而且，跟任何人“谈判”靠智慧，不要送礼，要非常廉正——做人做事，最重要的出发点都是要讲诚信，如果只是想靠剑走偏锋来获得成功，那么这样的成功就是来的快，去得也快。
我们要牢牢记住一句话“欲速则不达。”
任何时候，都不要做违背本心和道德的事情，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达成自己的梦想。
34、转战国内教育界
别人流血，自己得到教训，这是代价最小的教训；自己流血，自己得到教训，这是代价最大的教训；自己流血，别人得到了教训，自己还没有得到教训，这是最可悲的教训。
亲自跋涉过失败、挫折、风浪、逆境的沼泽，饱尝了风口浪尖、大喜大悲、人生沉浮，才有了我今日的幸运与辉煌，看似所拥有的成功美景，谁人能知道我所吞咽的血泪？谁人能知我所品尝得苦果？谁人又能知我所亲历过的悲伤与痛苦？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偶然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而是继承了前人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一个人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且不说从小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那场灾难，把我的家毁于一旦，全部家当毁于一炬，
从薄有资产的赋予家庭陷入了赤贫境地；也不说那场灾难让我曾经丧失了尊严，并且毁掉我
寄托着希望的前程；更不说我曾经的理想的夭折，学业的遇阻受挫与思想的误入歧途，这都
在我热血沸腾的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伤痕，令善感多思的我初识了人间的无奈与苦涩。我只
想说，如果没有那场灾难，就没有我的今天，是那场灾难给了我自立自强的勇气，给了我一
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事业。
就在我要在国内实行涉外教育战略之前，所有的接洽与谈判都不顺利，而且遇到阻力，那时候我陷入困境。我要在国内办学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和反对，他们大多都以为我从一个商人华侨，到回国办学是目的不纯，说白了就是为谋利。但我想我会让他们明白我的心，并且我凭着超出常人的意志力，顶住浊风恶浪，力挽狂澜，撑住了我梦想的一片蓝天。
不可想象，如果我不做一个顽强的舵手，我的教育事业的航船肯定会淹没在波涛起伏的大浪中，更别说有以后的不断壮大。这一切都源自于我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自信。因此，我常对我的职员说：“一个人只要有信心，那么他就会变得力量无穷。”
对于一个有信念、有信心的人来说，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险阻艰难。失败不会令人停顿止步，成功也不会令人永远满足，只要能正确对待失败，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我就是这样一个面对逆境奋力突围的人，而且也是在身陷逆境而不畏失败的人。
在90年代末，国内做英式教育的是少之又少。尽管我以前没有做过教育，但依旧信心满满，因为我是为国家培育更多的国际化人才，我想要更多的中华儿女打入世界更高的意识形态中，也想通过做教育事业来告诉世界，告诉祖国，我们意大利华人是可以成功的。
那时的中国教育事业秉承着以往的传统，依旧是以国立教育为重中之重，私立教育为辅，而华侨开办的国际教育几乎没有。
尽管已经与国外名校谈好了合作事宜，但来自国内的阻力也深深地打击了我。
第一个与国内谈合作的学校是同济大学，但是却被拒之门外了。
紧接着跟复旦校长谈，结果也被拒绝了。
后来找到上海交大、上海外国语学校和北京语言大学谈合作，这几所大学没有完全拒绝我，但是要求必须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与支持后才能考虑合作事宜。
于是我又开始奔走于国家教育部的各个相关单位。第一次找到时任教育部的吴部长，向他递交了我要办英式教育的调研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
吴部长甚是惊讶，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拟完善我国教育事业方面的法令，并初步调研有关国际教育法方面的工作，为日后引进国际教育做准备。而我的英式教育正是属于国际教育，看着我的调研报告和申请书，他笑了笑说：“小陈啊！做英式教育可不好做，那外国名校的英语教材那么难，国内的学生怎么跟得上呢？再说，你也不是做教育出生的，咱们国内之前也没有人做过英式教育，现在的环境和时机都不够成熟，你再等等看吧！”
“吴部长，我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准备之后才决定做的，现在我也已经说服了国外的名校与我们一起合作，为我们国家培育国际化的人才，您就批准我们办英式教育吧！我一定会好好办的，一定会做出些成绩来的。”我急切而恳切地向他解释。
他还是摇了摇头，冷静地对我说：“办英式教育是件大事，上级领导也是很关心的，这没有把握的事，我们还是缓一缓吧！你先回去，材料就放在这，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谈！”
就这样我被打发回来了。但是，做英式教育已经成为了我当时的最大的梦想，前期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岂能轻言放弃。第二次、第三次……我找到了吴部长恳切希望能够批准我办英式教育的批文。
最后一次在吴部长办公室，我说：“吴部长，我办英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我们中国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未来国际社会中一定会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的。虽然我是一个商人，但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您也看了我们的调研报告，英式教育在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推行和运用的很好，并培育出了大批的国际化人才，相信在我们中国也做到的。对于办英式教育所有的资金和费用都将由我们来承担，成功的话都是得益于国家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如我管理不善，我将承担一切后果。吴部长，恳切请求您的批准。”
在这几十次的交锋中，吴部长最终答应了。时间过去整整两年，终于在1999年10月，我拿到了批文。
但是批准办学校的地点却没能如我所愿，因为我是福建人，当然希望可以批准到家乡去办学校。但吴部长解释说：“因为中外合作的英式教育是作为国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补充，因此批到比较繁华的大都市是不太现实。”
那时候正好是响应西部大开发，上级领导更倾向于能够在西部办学校，但考虑英式教育比较先进，因此最后批准在湖南株洲办学校。正好湖南株洲某职业技术学校搞的不是很好，所以教育部给我批到了湖南，也为我提供了一些教育资源和设备。
1999年10月招了一批学生，引进最先进的教学系统——雅思体系。我从国外招聘了一流的英国老师来给学生们教学，原本以为提供学生们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就可以将他们培育成才。孰不知，学生们根本听不懂外教老师的授课，因为此前国内教育中没有英文教育，他们的英语基础非常薄弱。
为了解决学生听不懂外教授课的难题，我不得不找来要同期翻译，这也极大地增加了教育的投入和成本。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与国外名校合作时，规定了考试全都是英语考试，学生们本身就英语基础比较差，好不容易能够勉听懂外教老师的授课，但还远远达不到全英语考试的水平，加之国外名校对于考试的严格性，我办的英式教育的诸多矛盾一一显现出来了。
当初，办校没考虑到学生的基础问题居然能够影响到整个英式教育的推行，学生成绩一直上不去，国外名校也不认可我当时的办学水平和现状。开始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样没有办法教下去，在湖南这做了一年，英式教育失败了。
遭受了这打击，我开始反思理想和现实巨大的反差，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听朋友的劝，是不是我这个太过狂妄了？为什么我会失败呢？许多个念头在脑海里浮现。
严寒侵袭着泥泞，给一些地方的水洼盖上了一层冰，给水沟上的小桥涂上了一层白色，给树木包上了一层层寒霜。
深夜，站在学校空荡荡的教室里。
一个矮小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线当中。走近后，发现原来是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是当地有名的大学问家，年轻的时候读过很多书，也在私塾教教授过学生，年老后也一直会给身边的人讲述些有哲理的故事。
王老先生肯定是听说我的学校要停办了，没等我开口，他便说：“别人流血，自己得到教训，这是代价最小的教训；自己流血，自己得到教训，这是代价最大的教训；自己流血，别人得到了教训，自己还没有得到教训，这是最可悲的教训。”
说完，老先生走了，一阵咳嗽声回荡在教室的回廊里，打破了这寂静的黑夜。
那个时候，自己倍感挫折，以往一直都是有梦就能实现，而现在自己也努力为教育事业奋斗拼搏却得来失败的回报呢？但听到王老先生一番告诫之后，我顿时豁然开朗：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自己还不会从中汲取教训，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一路走来，我有过坐立不安与愁眉不展的日子，但我并非像那些悲观退缩的人那样怨天尤人，甚至一蹶不振，从此潦倒一生，无所作为。我信心坚定，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只一心一意寻找突破口，凭借不肯屈服的信心，找到了自己事业的重生之路。
黎明破晓，经过一整晚的思索，我决定了继续做教育事业，永不言败，要做就做最好。
看着冉冉升起的红日，我心中是梦想也在激情地燃烧着。
35、教育界的“法拉利”
真是刚趟过了洪流，又遇上了暴雨，没想到办个学校就这么困难。原本取这个校名是为了让我的学校更加国际化，并让更多的人记住我们这个学校。我再次开始与领导展开了关于校名的博弈，在这场“战役”中，执着与坚定又一次征服了领导。终于，1999年EEC上海欧文经济学院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适时的放手不是失败，放弃才是真正的失败。
早年，我率领科恩集团虽竭力扩充影响，但实力究竟不及一切大的企业财团，因而未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发展成为的最大的地产商和外贸商业集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放弃了那个创建商业王国梦想，成就我开创教育事业的梦想。
还记得那次，我在厦大考察时，站在陈嘉庚先生的铜像前我就暗自下定决心：我也要像他一样投身教育兴国事业，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端和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例如：中国的学校偏重于鼓励学生掌握已知的知识以便成为已知领域的专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偏重于鼓励学生探索未知和正在形成的知识，以便成为未知领域的专家。
我觉得全球化时代的陈嘉庚梦想与世博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世博留给大家许许多多精神财富，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是传播一种国际化思维，一种全球化眼光，这也就呼唤着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说到“法拉利”无人不知，但很多人都知道它是著名赛车的品牌，有其在意大利没有人不知道“法拉利”。“法拉利”这个汽车品牌是意大利人恩佐？法拉利创建的，他被誉为“赛车之父”。“法拉利”对我而言寓意深远，他不仅仅象征着赛车，而在我心中它最可贵的是象征着与命运与时间以及未来赛跑的一种精神。创办致力于培养国际化人才的EEC上海欧文经济学院，引进英式教育，也是我想为祖国的国际教育事业增加一台与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赛跑的“法拉利”。
从湖南回上海后，我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思：虽然英式教育在湖南无法为继下去，但却不能否认英式教育它本身具有的其他教育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我必须将英式教育坚持下去。一直以来，我的人生准则就是：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决定去做了，就一定要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于是，我开始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之地为英式教育寻找最合适的契机。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里聚集了一大批讲英语的国外人士，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上海比中部城市湖南株洲更具有办英式教育的优势，这给我决定在这里扎根英式教育提供了莫大的信心。
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后，我开始奔波上海政府的各个教育相关部门。
分管教育的领导却一口否决了：“你现在可都 ‘出名’了，早说过了，现在国内不适合办国际教育，你看你湖南不就是失败了吗？怎么你还想到上海来瞎干，这可不行，所以你还是回去吧！”
领导的话犹如一盆冰水浇在了我的头上。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事实上，湖南英式教育的无法继续，和教育体制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与那边的生源的基础适应不了这个先进的教育体制有关。
我又开始了说服领导批准在上海办英式教育的慢慢征途。俗话说的好：事实胜于雄辩。说的再好，也不如做的好。因此，我整理所有关于英式教育的优势以及上海是最佳的英式教育基地的事实资料，并将湖南失利的根本原因一同形成了书面材料递交给了相关领导，并坚持不懈地向领导阐释：英式教育一定会为国家培育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并紧跟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脚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次奔走游说之日后，领导终于同意我在上海办英式教育了。那一刹那，我的内心真的是无比的激动，这一艰苦的过程让我更加明白：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接下来又一件麻烦事来了。
拿着审批材料的工作人员面色沉重地对我说：“领导不同意签字。”
这句话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都走到这一步了，领导怎么又不同意了呢？
“请问，领导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们的材料有问题吗？”我急切地问道。
工作人员严肃地说：“领导说，你们这个学校的名字不能通过，EEC上海欧文经济学院，欧文明显就是外国人名，这是不允许的，我看你还是尽快改个名字吧！”
真是刚趟过洪流，又遇上暴雨，没想到办个学校就这么困难。原本取这个校名是为了让我的学校更加国际化，并让更多的人记住我们这个学校。因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外欧文被众人所熟知，欧文这个名字已经等同于经济了。
我再次开始与领导展开了关于校名的博弈，在这场“战役”中，执着与坚定又一次征服了领导。终于，1999年EEC上海欧文经济学院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对我来说，学校就是我教育梦开始的地方，因为，它意味着我的培育人才的梦想、桃李满天下的梦想也有机会实现了。与此同时，我与国外名校的合作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有了上一次办教育的经验，我也加深有关国际教育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学校与学校合作，开展的形式也不过是教育项目的合作，这对于英式教育在中国的深化以及人才培育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局限，且培育出的人才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相互认可也有待验证的。
这个时候，英国QAA（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质量体系再次触发了我的灵感。世界著名学校名排行榜上，为何众多英国学校能够跻身其中，与这个国家的完善的教育质量体系是分不开的。尤其是，1997年QAA质量体系的颁布，它成为了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教育质量体系，被众多国家所引用和大力推崇。我萌发了学校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优势，只有这样EEC欧文一定会培育出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自开办学校以来，学院就严格按照英国QAA质量认证体系的所有要求来办学，并不断地进行这一体系的认证。
随着学校坚持严格的质量体系结合英国教育的启发式教育，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的学生前来求学，主要是国外华侨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国内众多为梦想而战的学生。
在这个实现梦想的舞台里，我们联合了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英国格林威治大学、英国伍斯特大学、英国威尔士大学、英国北安普顿大学五所大学及意大利马耳他大学林克学院等欧洲众多名牌大学，并和国内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紧密合作，共享师资团队、硬件资源及学术资源，共同为学生提供最优化的学习条件。所以EEC欧文的学生都可以与众多合作的国外名校实现学分互认、学历互认，其学位证书在英联邦108个国家和相关地区被相互认可，真正实现了国际化办学。
尤其是EEC欧文的学生可以在国内（北京或上海）读预科：一年级可以到英国伦敦继续学习，二年级又可以选择到美国纽约读书，三年级的时候还可以到意大利米兰或罗马去深造，四年级可再次选择其他国家去学习的模式，为学生提供了资源共享和叠加的学习模式。这一模式将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会使学生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思想交流与智慧碰撞会让学生具备更强的实战能力。
同时，我们聘请了国外最优秀的外籍教授和教师来为学生们授课，所有学生都要求必须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以使学生们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课程目标设计也是立体式的：专业与副科是兼容，理科与艺术设计文科兼容，自然科与社会科兼容的，始终是严格按照国外名校的标准而设计，还很好地将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学校里。
我们学院的办学宗旨就是——“学习在欧文，成才在英国，创业在中国”。
36、我采到了累累硕果
这些年来，国际市场上的创意产业可谓一线飘红，众多知名品牌都被国外所包揽，在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中，我们中国却只得到了“制造大国”的封号，而非制造强国，这也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原创设计和自主品牌。我深深的认识到，我们国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创立自己的民族品牌，加大对原创设计产业的支持与扶助，因此我决定做一次高端的创意设计论坛来探讨全球的创业产业。
在办教育的路上，能看到学生们成才并有所成就是我最为欣慰的事情。
我相信处在一个多元的环境，更可以让人成长、进步而不断超越。但想在激进的EEC欧文经济学院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可能是国际教育中最困难的一项工作。但是在办学过程中，我就诚心地多次强调多元化教育的优越性，这是一项关键性的课程改革设计，以确保所有EEC欧文经济学院的学生除了自己的文化之外，还能学习到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即使在百忙之中，我也会去每一个系去视察。学生们立刻认出我来：
“陈校长来了。”两个学生耳语。
“你好，校长。”一位学生向我问好。
“别忘了请我参加你们的文化活动哦！”我和爱地笑笑说。
“一定，一定！”学生有些受宠若惊地说。每到一个班级，我都要亲切地问候学生的学习情况。
当我四处走动时，没有人去和我说话，因为大部分学生在校园中从未看到过我。而让校园气氛活跃起来，是我治校期间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一些人来说，也许只是表面形式，然而，不管这是多么刻意的人际接触，却正是EEC欧文经济学院最需要的。这个涉外的国际教育学校，我这样的具有整合力量的人来领导。
这些年来，有两个学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办学校的第二年的陈看，他在EEC欧文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大学三年级就自己开办网站，给诸多知名公司和企业提供优秀的网络设计，毕业后自己创业，成功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并进入基金投入，他是我们学校早期培养出的人才中的代表。世纪初，计算机在国内还算不上是那么的普及和发达，但是年轻的陈看就用他在欧文所学的知识运用国际化的思维以及资源整合，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成为学生们心中的榜样。我也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2008年，我们EEC欧文迎来了一个学习艺术设计的学生王尧。说起这个学生，还有这样一段让我难以忘怀的经历。
我们学校历来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为学生举办优秀作品展。每当举办艺术展时，许多校外人士都会慕名前来参观。这年暑假过后，开学不久学校便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艺术展。
就在这次艺术展中，王尧的父母带他来到了现场。
看完艺术展以后，父亲就问王尧：“你现在也是艺术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作品你会吗？”
王尧耷拉着脑袋，小声地回答：“我不会。”
“那你就不要在那个学校读了，你看这个学校的预科学生都做出来了，明天你就转到EEC来好了。”王尧的父亲坚定地说到。
就这样，王尧的父亲带着他来到了我们招生办公室，知道这位家长在参观完艺术展后就要自己的孩子转学，我们当时非常的惊讶。相反心里非常欣慰，因为我们学校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很快王尧便通过入学考试，面试后专业导师结合他的喜好与特长，建议他选择了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通过了半年多的的学习，还有不断的钻研，王尧自己开发出了最小的笔记本电脑——像化妆盒一样大小，这是一次巨大的创新。他的这项技术后来被苏格兰的一家知名的IT公司购买，并从此名扬国内外。在学校的庆功宴酒会上，我为他颁发一万块钱的奖学金，就是奖励他从一个普通的学生，通过不断的努力做出了今天非凡的成就。这些年来，我们学校有过太多这样的学生了，我倍感欣慰。
从学院创办以来，我也一直做着教育基金方面的工作，还在学校内设立了四项奖学金，其中一项就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陈田忠奖学金。学校的奖学金对接英国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做出优秀成功的学生。至今，已有2000多名优秀学生获得过奖励。同时，EEC欧文每年还从西藏、新疆招收一批学生，并全部提供学校的奖学金，但有一个前提要求就是学成以后一定要回到西部，因为西部需要他们。这是我们EEC欧文的骄傲，也是我自己的骄傲。我不仅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还为西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桃李满天下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希望国内到处都有我的学生，也希望世界各国也都有我的学生，并将自己的教育做成最高端的国际教育。投身教育事业是这11年来，我们共培养了2000多个硕士博士，为企业培养了1.6万人次的企业员工培训，并且他们都进入到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或是其他优秀的公司。
与我相识多年的英国uce大学商学院副院长Brian Anderton在接受一家英文媒体的采访时说：“人们都很喜欢接近陈田忠，这让他做起事来更加成功。善交际又得人缘，陈田忠总是生气盎然，没有一点劳累疲倦的感觉。他的精力从具有感染性的自信神情中流露出来。他真是个平民出生的人，不是个自负的贵族。”
回想起当初那些劝说我不要做教育应该继续做地产的那些话时，我无限地感慨。盖楼确实是可以挣很多钱，但却不能像做教育那样持久，钱是有价的，知识是无价的。人活着世界上的意义不是用钱的多少来衡量，而是做的事的境界，境界有多高，路就可以走多远。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获得了英国QAA质量认证体系，学校的发展也更上一层楼了。教育事业的如日中天地开展起来，一批又批的优秀人才走上了社会的工作岗位。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受到国外原创设计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的启示，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这些年来，国际市场上的创意产业可谓一线飘红，众多知名品牌都被国外所包揽，在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中，我们中国却只得到了“制造大国”的封号，而非制造强国，这也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原创设计和自主品牌。我深深的认识到，我们国家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创立自己的民族品牌，加大对原创设计产业的支持与扶助，因此我决定做一次高端的创意设计论坛来探讨全球的创业产业。
2008年11月4日，以“梦想智造中国——原创设计的崛起之路”为主题的EEC首届上海国际创意设计高峰论坛在上海花园饭店隆重举办。此次论坛邀请了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创意传播学院院长爱芙？艾蒂尔女士，她全面介绍了英国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经验和现状，特别就创意设计产业和英国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发表了精彩演讲。她还与中国同行共同探讨了中国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道路。
论坛现场来自全球创意产业的资深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创意设计理念：来自青岛游艇设计师杨磊介绍国际游艇设计的最新动向；德国当代珠宝设计师、艺术家岳莉莎（Lisa Juen）介绍珠宝及时尚设计的最新信息；通用的首席设计师殷福瑞侧重介绍当代国际汽车设计的最新动向，并将就汽车与能源消费问题与论坛上的其他专家展开讨论。创意设计论坛举办的非常成功，历来举办论坛是政府的专利，但我既快又好地举办了，并带来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为此还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优秀组织奖，这令我倍感欣慰，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得到了认同。
随着EEC学校的不断发展壮大，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国际化人才，我也深感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我总结了一下，办校11年来，我采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累累硕果：
一、 EEC欧文经济学院成功培养了2000多名英国国立大学本、硕毕业生，为企业培养人才1.2万人次。就历届EEC欧文经济学院学员毕业就业情况统计，60%的学员进入世界500强企业，15%的学员进入英国排名前十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的学员进入政界从政，20%的学员开始自主创业。
二、 EEC欧文国际教育集团资源的稀缺性引起国际投资银行如JP摩根等的强烈兴趣。
三、 英国工商协会ABE？（Association？of？Business？Executives）还与我们深度合作，并给予我们在中国北京、上海两地的授权资格。
四、 EEC欧文经济学院以“学习在EEC欧文，成长在英国，创业在中国”的独特办学模式，2007年被意大利时尚杂志评为“教育界的法拉利”，一举成为一颗耀眼的国际明星。
我成为把英式教育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并在此过程中付出了充满艰辛的曲折，就因为我延续了陈嘉庚的梦想，才支撑我走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