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实现大厦的夙愿
我终于明白了，人是社会的一员，重要的是你究竟在社会中做些什么。要想让走向成功的道路打开，只有牢固把握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接下来，我用大把的时间来思索如何扩展科恩集团公司的投资领域，除了做国际贸易，能否做一些更为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投资教育产业，我想这应该是我的终极梦想了。在实现这个终极梦想之前，就必须做国际贸易，必须赚取足够的资金，积累充足的资源来做为教育投资的坚实保障。
1984年，我把意大利最名贵的奢侈品品牌Geroge Armani首次带到了中国。
从89年到93年，我又用了五年的时间，把中国的产品销往欧洲各地，让欧洲的大街小巷、屋内室外处处有“中国制造”。
将中国的产品推向世界，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产品只是一种载体，而承载其上的是中国的文化与精神。我们带给欧洲人的不只是物美价廉的商品，而是向欧洲展示一个崭新的、正在崛起的中国。
我考虑事物，总是以世界都美好为前提的，我并不怨天尤人。社会也许并不那么溺爱你，如果你对你的职业感到无奈，你怨天尤人的话，那真是实在对不起，我想这全是你自己的原因。 毋庸置疑，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保持积极、开朗所以，很多时候，随即出现的消极悲观的观点也会荡然无存。
在结束了罗马T型台的时候，奥立弗曾担心去刚刚开放不久并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搞服装不现实。其实直到我做服装加工成功后，这一忧虑彻底被消除，很显然，在中国一切都很顺利。转型发展外贸我也曾担心过前途渺茫，可经过我的努力，外贸也做得如火如荼，事实证明。中西文明存在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所以无论做什么，只要再合法守法的基础上，国内会在政策上给予极大的鼓励与支持，这是我在国内做外贸这些年来最大的体会。
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是在一个具体的职业中体现的，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职业，为所有的人施展才能提供了舞台。假如发现在这各式各样的职业中，没有适合你的职业，你自己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职业。
想起我在国内的时候，放弃继续考大学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家庭的遭遇与社会的歧视，那时候我发现考大学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以我们当时的家庭成分，根本无法在当时的社会中有所希望。在那种环境下，我不可能以一种顽强的学习态度面对高考。父母也对我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你现在还小，还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事做，倒不如暂且读上几年大学再说。”
可是我讨厌这种“暂且”的缓兵之计。退出了学校，又不打算参加高考，我进入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时间段，我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能干……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只有无聊和郁闷。那段时间，我陷于一种长久的思虑中。“我的路该怎么走？”这是一个需要我立刻找出答案的问题。它与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密切相关，也是我把握今后人生的最重要的立足点。我必须严肃地对待。
坦白地说，在此以前我考虑最多的、最为看重的是金钱、地位、名誉……中学时期我曾一度幻想将来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但那个时候梦想对我来说遥遥无期。去了罗马，做过苦力，做过业务，直到后来我努力探寻，参加每一次时装发布会，而且对所有的活动热心投入，也不是因为看到了它在国际交流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更没有借此了解别国文化的愿望，而只是对商务贸易特别感兴趣……
在别人看来，我完全是在一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状态下做一些毫无前途的事，或者说放弃了对自己负责，在幻想中游戏人生。这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可悲啊，可我竟毫无察觉，一任自己为所欲为。
现在我如梦初醒，我突然明白以前我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我想如果把金钱这个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的东西看成自己终极的奋斗目标，那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一个人即使获得了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地位，再高的名誉如果自私自利，也会为人所不齿，他的人生就是可怜的、灰色的。金钱、地位、名誉……这些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能体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那么，人生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会因人而异。不能否认，有的人确实是把金钱、地位、名誉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但我现在要说，这种人生观是完全错误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比较率直的。我先要问自己：我能为他人和社会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因为我的存在，使周围的人们生活得快乐自在？我怎样才能和更多的人沟通理解……这些问题，无论哪个，要想完全用实践来回答，确实是相当困难的，但只要能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付诸行动，那么他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激动的心境中，对人生的美好满怀着无限憧憬。同时，我也深深知道，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首先要看得起自己。是的，人必须首先要看得起自己，那么我究竟应该怎样面对社会，怎样面对自己呢？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是连哲学家也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费脑筋，我所想的就是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的人生，一句话，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所事事带给我的情感的煎熬。那个时候比起曾经历过的闯罗马、做服装加工、做外贸时的轰轰烈烈，这种悬隔简直就如地狱和天堂。所以我抓住了表哥让我去罗马送货的机遇，留在了罗马，成就了今天的事业。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没有这样的志气，我就做不好事；如果为我对我做的事不是由衷地热爱，我不会为我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我自豪，是因为我对我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和努力都非常的热爱。
我终于明白了，人是社会的一员，重要的是你究竟在社会中做些什么。要想让走向成功的道路打开，只有牢固把握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接下来，我用大把的时间来思索如何扩展科恩集团公司的投资领域，除了做国际贸易，能否做一些更为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投资教育产业，我想这应该是我的终极梦想了。在实现这个终极梦想之前，就必须做国际贸易，必须赚取足够的资金，积累充足的资源来做为教育投资的坚实保障。
在做国际贸易的五年中，我想科恩集团要想在国际贸易这个商业领域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做好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的工作。可以这么说，现有质量后有信誉的，质量与信誉是一种继承的关系，我大致总结出以下两点看法：
产品的命运首先是由产品自身决定的，质量的优劣是衡量一种产品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生产等于负数，营销等于负数，收入与声誉等于负数……而过硬的产品质量换回的则是“一本万利”，它能够焕发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在确保了质量之后，才有信誉可言。它让企业在打广告时可以理直气壮；它能够不断的累积品牌效应、提高企业声誉。而对于营销而言，也是最佳的保障。营销的最高境界就是培育消费者，让消费者在不自觉中成为产品的推广者，让产品的人气在消费者的口口相传中迅速扩散。道理很简单，对于同一个产品而言，商家讲一百句好话，也比不上消费者讲一句好话，这就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之处。
为此，我特地建立了科恩集团的质量监测站——把从各国营厂购进的产品，进行拆装再审查，以确保质量过关。我想这是其他企业几乎不会去做的事情。对此，也有很多企业朋友笑话我说：“你做事太婆婆妈妈，产品存在一定的不合格率是很正常的事情，况且国营厂在产品出厂时都会进行审查，你何必要再审查一次？简直就是浪费成本。”
“这就是我做事的原则，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我想我不是一个只会把国内的商品传递到欧洲的‘纯倒爷’，既然产品从我这里发出，我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我有责任把自己视为产品的生产者。”我对他们说。
要想使企业可持续发展，我理应对我发出的产品负全责，所以，我坚持对产品实行再审查制度，把质量进一步提升，把不合格率降到最低，甚至接近于零。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颇具成效的。在科恩监测站中通过审核的产品，我们都会在包装箱封口处打上“科恩质量监测”的醒目标签，很多国外的进出口商正是看准了我们产品的质量，纷纷转投科恩的怀抱。同时，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消费者中，也渐渐受到青睐，很多消费者都会点名要贴有“科恩质量监测”标签的产品，这个标签已经成为了质量的保证_科恩为自己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做中国的马可波罗的路上也遇到一些挫折。我开始准备着手来做更大的进出口贸易。
在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是当时上海最为繁华的商场，但那里售卖的商品几乎看不到世界知名品牌的身影。于是，我就试着引进奢侈产品，尽管那时候高端品牌服饰的市场几乎是捉襟见肘的，直到我的计划无疾而终，但我尝试了。那时，法拉利汽车也想进驻中国市场。法拉利负责亚洲市场开拓的Giulio先生找到我，想要我帮助他们来开拓中国市场。但是，当时上海购买法拉利车的人少之又少，加上法拉利公司本身比较保守，只肯自己来做技术，因而很难把它推进中国。但我也尝试了，否则我就不知道这些。
我并不后悔，我就有一种想法，要想获得真正的经验就必须亲自去尝试、去经历，要想从别人那里获得真正有效地经验，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每个人的经验只适合自己，或者只适合某个阶段或具体的人和事。
在这场战役中，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做好一件事，仅仅去付出辛勤和汗水是不够的，做事的方式和方法也很重要的，一旦找到准确的方法，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损耗。你们纵向发展进出口贸易事业，那我就退一步，继续加大做家电等产品的贸易的力度，以及宽度和深度，来做横向拓展。
我想这非常有趣，做企业就如用电脑，你要想不死机，要想速度快，那就必须时常刷新。所以我养成了思考的习惯，经常“刷新”着企业的发展定位与方向，尽力让企业保持生机。这使我们科恩集团的进出口生意越做越大，做进出口贸易时商品的利润都保持在15—20%，因而资金的积累也越来越多。
我的进出口贸易事业持续做到了93年底。还记得曾在上海和平饭店与华侨朋友的那一次碰撞，我曾发誓要在上海盖一部总部大楼，而这个梦想呼唤我的声音越来越大。
当时我已经有了2000多万资金，我萌生出另一个想法——逐步转型房地产。
25、在地图上确立梦想
我承认，这是一次疯狂的博弈，但一切仍在我周密的思考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成功，都是依赖于以下这些思想：第一、是我做任何事情都很有激情；第二、我做任何事情都相信对方，并始终为对方利益着想，宁可自己利益少点；第三、我只赚市场的钱，不赚对方的钱。
所以我决心要把这个楼盖起来，自己想到就要做到，并做到最高端。
我开始觉察到一些真正重要的机会，而且我也有时间来采取行动了。
走到这里，我的生命已经被分成了在不同的空间中度过的几个阶段：在罗马中餐馆打小工、在路易吉制衣厂做搬运工、在海外市场部跑业务、在奥立弗那里走T型台、回国办制衣厂，还有在上海创办科恩集团公司。我多么希望能够再次领受一下最初在意大利那些勇闯天涯的日子，领受那种获得了一点点进步或小小成绩之后所给我的欢快与愉悦。
我想，现在该计划一下来度过我余下的日子了。人活在世界上不仅要活得幸福，他不单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更要为人类作出伟大的事情，要到达崇高的境界，超越几乎人人都被羁康的庸俗生活。
和平饭店时曾夸下海口，如今想起还历历在目。
我曾对着华侨朋友说：“等以后我有钱了，就在上海市中心盖一栋属于自己的大楼！”
而我知道，他们并不信以为真，当时我的话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公司里对员工说：“大家一定要努力工作，我想在未来不久，我会盖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办公大楼，为大家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只要我们努力进取，就一定会实现这个梦想的。”听到大家掌声如潮，我很高心，同时也下定了决心。
我想我应该转型了。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踏入了逐步过渡阶段，一方面慢慢淡出进出口贸易，另一方不断加大地产投资。与此同时，我在国外也做了一些住宅地产的投资，通过这些住宅地产的投资，我有了更多的资本积累。显然，我离建总部大楼的梦越来越近了。
1992年海南地产泡沫的爆发，波及到整个中国的地产业。此后，许多人都纷纷推出了地产投资，上海地产业尤其显现出它的潜力。此时的我却未显出平素的勇气与决断，我不置可否地说：“上海虽然是中国的最先进城市，但现在地产业还处在萌芽状态，在没等到政策扶植的最佳时机，现在就开始建楼房，还有点勉强吧？”
那时，投资住宅开发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以退为进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只需要把钱投进去，然后开始设计住宅的建筑图纸，然后把图纸买转手卖掉，就可以获取利润，而并不需要我真正的去建房。
终于瞄准时机，1994年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上海的住宅地产对外开放。国内地产不断吸收华侨外资来建商业住宅，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在这个时候，我正式进入上海商业地产——要盖一座总部大楼。
充满生机的春天来临了。白昼长了，清晨锐利的白光透过被花边窗帘遮住的窗子射了进来，迎面拂来的和煦春风，吹进了我的心间。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的梦想种子也慢慢萌芽了。
我问公司的何秘书：“你说上海的市中心在哪里？”
何秘书跟了我两年，她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当然知道市中心在哪里。
看着满脸疑惑的她，我对她说：“小何，你去拿份上海地图过来。”
拿到地图，我迅速地将它横竖对折了起来，然后再摊开来，指着对折的中心说：“你看见了吗？上海的市中心就在这里。”
秘书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认真地说：“从现在开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给调研这市中心是否有合适的地皮来让我们来盖一座总部大楼。”
秘书睁大了眼睛。我明白她的疑惑，因为在那个年代，尽管社会的市场环境已经有所好转，但是一个私人集团要想拿到上海市中心的一块地来建商业建筑几乎是不肯的，更何况我还是个华侨，在年轻的秘书眼里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不容秘书的反驳，我固执地对她说：“任务我已经交给你了，你必须完成，完不成你也就不要来见我了，三天之后把你调研的结果交上来。”
我当时想，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如此繁华的都市，寸土尺金，恐怕好地皮也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
秘书不假思索，当即表示同意。
中年吃饭的时候，偶然听见秘书与市场部小曾在聊天。
秘书似乎有点抱怨：“陈总今天要我去调研市中心是否有合适的地来建总部大楼，你说现在市中心那寸土寸金的地方，这怎么可能。”
小曾笑着说：“你知道陈总早就想盖总部大楼，我们尽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要盖这个楼是好事啊。你想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去市中心的一座大厦去工作，那该多荣耀啊。”
听到这里，我也会心地笑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三天后，何秘书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捎来了一个大好消息，地皮找到了！
“陈总，二工大正好要在浦东建设新校区，但是现在资金不足，所以打算卖掉他们的一个花园来筹措建设新校区的资金。我去调查过了，那个花园正好处于市中心的有利位置，且面积也很大，很适合我们盖总部大楼，这是关于二工大和那个花园的一些基本资料。”她抱着一打资料来向我汇报。
多年的宿愿有了实现的可能，我欣喜若狂，急切地奔赴二工大进行实地考察。
我对身边的员工说：“我们就要在二工大这个花园盖上我们的总部大楼！”
这块地皮条件非常优厚。当地已经有几个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前来交涉，但都好像没什么结果。我听说他们都是派代表来了解情况，并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
真是天赐良机，我提出立刻拜访土地的拥有者——二工大基建处的赵处长。
在会客室坐下之后，我开门见山说：“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个花园正准备转让，我想接手这个地皮，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赵处长躺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只是在初步的商洽阶段，对你们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我觉得这近5、6个亿的项目，如果没有实力，我想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听说郊区的地皮很多，你可以去看看。”看起来他十分轻蔑，把脚几乎伸到了沙发和椅子上。
“赵处长，如果没有实力，我就不会亲自来了。”我尽量保持微笑。
“这样吧，你们先写一个申请报告，我们党委讨论一下，再给你答复。”赵处长说着从沙发上起来，他借故有事要失陪了。
之后再去找他，他一直推搪我，说还要开会讨论。
迎着他疑惑的目光，我对他说：“你们到底是什么考虑，我是真心实意想接受这块地皮。”
接下来我态度诚挚坦率地谈起我要建大厦，投资教育事业的愿望与设想。
“我希望在上海投资教育事业的愿望由来已久，充当国际间文化、经济交流的使者，这可是我少年时的理想，现在我有实力了，若以非常希望这一理想能成为现实。”我说。
这时候，笑意渐渐浮上了赵科聪慧的面孔。我坦率挚诚的态度显然打动了他，令他对眼前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有了一份亲切感。
“我只想告诉您，我们盖楼房是做教育产业，但是别人盖楼就不一定是做这个了。”我再一次补充和强调，希望能找到同行间的共同点，以此来切入正题。
赵处长见我直言不讳，也就不掩饰什么了，他说：“不瞒你说，我主要还是怀疑你们公司的实力。相信你也知道了，这个项目其实很早以前就启动了，就是因为开发商资金断了，所以现在只能停工，而且也打乱了我们学校新校区的建设计划。”
我说：“如果你们实在是不相信我的实力的话，那么，请给我一个你们学校的财务账号，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进1000万现金。”
赵处长依然是笑笑，然后对他的秘书说：“一会给他一个账号。”
辞别赵处长，我立刻驱车来到公司，找来财务经理，对她说：“这个账号是二工大的财务专用账号，你现在就给这个账号里面打进1000万。”
一向不多发表意见的他，这个时候却犯了倔，死活不同意。他说：“陈总，我劝你还是再考虑考虑，现在什么协议都没有，你现在要贸然打过去一笔钱，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一旦出了问题，公司的财务会出现很大的困难的。”
我的律师听到财务经理这么说，也立刻表示反对。见他们都这样坚持，我只能召开一个核心员工的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员工们听到，“一石激起千层浪”般的热烈议论，久久难以平息。
我等他们的声音稍微平息之后，清了清嗓子说：“我知道大家一时都很难接受这样的消息。但是请大家听完我的解释再做决定。首先，这1000万是打给二工大的。二工大是什么性质的单位？他是国有的学校，基本不可能侵吞我们这笔钱。他们不断地拒绝我们，是因为怀疑我们的实力。现在我们把这个钱打过去了，他们还会怀疑吗？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侵吞了这笔钱，那就当是我做了教育捐赠，我一个公司捐1000万你总要有我的名字吧？这对我们公司的声誉也是有益无害的。”
见大家不说话，我接着说：“二工大这块地肯定会卖的，他们现在建设新校区缺少资金，即使不卖给我也会卖给别人。现在和二工大接触的有很多企业，其中不乏保利集团这样的巨头，他们现在只停留在表面接触，不愿意先垫地款给二工大。如果我们现在就打款，绝对能给二工大一种信心，也能建立我们良好的形象。否则，等这些巨头都反映过来，原意垫付地款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毫不犹豫地踢出局了。我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虚荣而把公司的前途搭出去的。”
我的话说完了，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看到他们对我满满的信任。这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二工大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
我承认，这是一次疯狂的博弈，但一切仍在我周密的思考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成功，都是依赖于以下这些思想：
第一、 是我做任何事情都很有激情；
第二、 第二我做任何事情都相信对方，并始终为对方利益着想，宁可自己利益少点；
第三、 我只赚市场的钱，不赚对方的钱。
所以我决心要把这个楼盖起来，自己想到就要做到，并做到最高端。
26、“反客为主”之计
做生意可以精明，但始终要切记，不能太精明，如果精明过头了，直到连一点点亏都不想吃的人，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又怎么会赢得别人的合作和支持呢？有价值的不仅仅是钱这个纯粹的东西，人的精力不是价值吗？时间不是价值吗？而很多的人往往只把能看到的东西当做价值，而把那些看不到的价值全都丢失了，其实他们丢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得到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前利益”，这真是太愚蠢了。
款打出去之后，我立刻给赵处长打了个电话，我对他说：“赵处长，我们的1000万已经打到你们学校的账户上去了，你查收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坐下来讨论一下合作的问题。”
“是吗？”电话那头赵处长明显有点激动，“如果确实到帐的话，明天上午咱们还在会议室见吧。”
第二天，我又走进这个已跑过不下十次的地方，赵处长没变，不过他的语气变了。
“陈先生，你的资金我们收到了。”赵处长赞赏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不动声色地切入了主题，“我们进入实质性问题吧！”
喜不自禁，尽管心里乐开了花，但我表面上还是很镇定地说道：“赵处长，当然没问题。”
谈判进展的很顺利，因为我把这个合作项目的操作权都给了赵处长，所以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为什么我要把合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我的律师以及助手、各部门的经理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因为我想让他们也做这个项目的主人，只有这样，他才会把我的事当做他的事来认真对待。你们要知道，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最欠缺的就是‘诚信’二字。这次二工大的合作，之所以这么顺利，就是因为我们主动地打过去了1000万，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的诚信，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真地说。
在我看来，要翘起一个商业王国，我们的支点就是诚信。
“不仅仅是如此。”我又对他们说，“接下来，我还要将他们的人返聘到我们公司，让他们做这个项目，就如同做自己的事。”
我从助手和律师以及部门经理的眼神中看出来，他们都认为我是多么精明，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精明，至少不是一种纯粹的“耍手段”，我觉得这是一种商战策略，是一种商业哲学和智慧，因为无论我采取任何方法促使我达到我的目的，都始终坚持一个底线，也是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诚信，在诚信的基础上，就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手段”和“计谋”。
赵处长收到钱后，就讨论我们这个公司，报上级批示，显然我们是很有诚意的，也有实力和魄力的。我认为花1000万做品牌，先投钱然后成立团队建设。尽管很多人以为我不按照规矩出牌，换成他们，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但我觉得，取胜者往往是出其不意，掩其不备，正是因为我的顺向思维，逆向操作，才建立了诚信体系。
我想，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有诚心，以前做自行车倒单的时候，将自行车厂退休的人返聘回来，这次我又聘用了二工大基建处的处长还有他们的工程师，这不但使他们放心，也让我们也省事。因为他们了解他们工作过的地方，知道在什么样的环节做什么样事，这就使得我省去了不少的麻烦，也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我的成功有两点因素：
一、 要有分析的智慧，分析后我觉得可以承受的我就去做；
二、敢用与我利益冲突的人和反对我的人，反客为主就会事半功倍。
我花费很少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我使用对方的人，保证他们的利益，我的利益也得到了保证。这就是中国当下很多合作的默认模式，现在的合作都会用到这样的策略，就是所谓的“双赢双效”。尽管很多商人都知道这种游戏规则，但是他们并没有去真正消化，抱着诚信去实施，有时候说的很好听，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们往往在“舍”与“得”之间犹豫和徘徊。
做生意可以精明，但始终要切记，不能太精明，如果精明过头了，直到连一点点亏都不想吃的人，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又怎么会赢得别人的合作和支持呢？有价值的不仅仅是钱这个纯粹的东西，人的精力不是价值吗？时间不是价值吗？而很多的人往往只把能看到的东西当做价值，而把那些看不到的价值全都丢失了，其实他们丢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得到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前利益”，这真是太愚蠢了。
“即使对方的利润只有100万，我给了他120万的利润，我也就少赚了20万，但是我能生多少时间和精力，这些东西是20万买不到的。再说，如果因为20万利润，我与合作方发生矛盾，那么这件事就做不成，也就不能做。”我对公司的伙伴说。
他们都明白了我在说什么，当然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像我一样想，如果我的企业的人都有我这样的观念，那么这个企业将会充满活力，一旦出击，那将是势不可挡。
在罗马起早贪黑给中餐馆打工的日子里，我始终不曾放弃信心，不曾悲观，反而每天起来，都觉得今天比昨天更好。我承认，正是我时常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才有了今天的事业。一个人最怕的就是自己倒下，只要自己不绝望不倒下，那就没有什么外力能令他灰心沮丧，甚至一蹶不振。
命运并没有独厚于我。所以我每日只想好事，烦恼也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人不能输给自己的性格和情绪，性格如果忧郁，那我就故意高兴，情绪如果悲观，那我就努力乐观，不高兴的时候多想象一些高兴的事，多做一些美梦来让自己活在希望中。所以我要求自己通过这种“修行”，创造出一种恒定的心态：“不因小失而悲，不因小得而喜。”始终保持这种心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要坚信只会出现好事。
不是盲目的乐观，更不是自欺欺人，这是要求通过主观的努力，形成开朗乐观的性格，来不断加固自己坚强的意志，做到天塌地陷而我岿然不动。
这种坚强的意志，是我通过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事磨练而成的，所以我将它称之为“修行”。
与别人说话时，我非常注意自己的话能否抓住要害，抓住细节中最关键的地方来打动对方。我会在之前假想种种的过程，就像播放电影一样，播放一遍，然后再倒回去重放，尽量找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足，再一一裁剪，直到剪辑到这部影片让我满意为止。
在海外做贸易的时候，我同样考虑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所在国的顾客高兴？ ”
我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在我的企业，面对我的员工的时候，或每次开会发言的时候，我同样要求自己：“用什么明快语言才能使我的员工感到高兴？”
我想有三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之所以成功的基础：
一、对别人或自己人，我只用最好的词句来表达我的意思。
二、要注意表情，尽量和颜悦色，即使自己当时并不高兴。要做到表里如一，不给人一种虚伪的印象。
三、时刻反省自己阴暗的心理，学会宽恕别人，使自己变得宽宏大量。
我想这是一种成熟的行事方式，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修行”，才能达到这种成熟的行事方式。
我必须登高望远。在历览世界商业潮流的变化之后，我感知到：单纯追求利润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经营，必须与为世界作贡献联系在一起。
“有舍才有得”——是这一哲学大放光芒的时代了。
能与二工大合作成功，这就是我利他主义的结果。我不像有的企业削尖了脑袋赚合作方的钱，为什么我后来能和英国大学合作教育产业，也就是基于这样的定位与策略：“我只赚市场的钱，不涉及你的利益。”合作对象就不会有戒心，他就会觉得和我合作是在增长利益，而不是在削弱利益。从小我就形成这样的思维机制。十世纪，罗马人的利益怎么样？为什么要出台罗马第一部法律，解决政府和皇族的利益。革命成功和皇族成功就是靠这样的协调机制，才保证了各方面的利益。
27、风波突起时
动工许可是政府批准的，而文物别墅上没有门牌，客观原因来说也不是我们的错。现在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眼前：就栋文物别墅被破坏了，他触犯了国家文物保护法！一切都表明我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我该怎么办？就在总部大楼的基地动迁不久后，一道责令停工的通知送到了我的手上……
我习惯于一遍又一遍地摊开地图，就如一个睿智的军事，基本上是图不离手。
面对地图，我思绪万千：最难的一关已经攻下，要逐步达成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展开自己的地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心愿。 最初的兴奋已然远去，欣慰也只留下淡淡的一缕余甘，我心静如水，将已往的成就抛到了脑后，头脑正不停顿地为未来谋划着：我要跟有钱人做邻居。
我要的是上海市中心的楼，它不仅仅是一座楼，而是我的一个梦。我要的就是这个梦，别的地方的楼我不要，我要的是和李嘉诚、董建华做邻居，在外面盖十栋不如这里盖一栋，一年仅租金就一个亿，我为什么不做？但这不是仅仅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只顾追求利润的经营方式曾经盛行一时，很多人因此得以发展成为商业巨头。但因为只顾赚钱，但我想，我决不能这样而被社会讥讽为“经济动物”。我认为衡量企业的好坏，利润当然是重要的标准，无视企业利润，企业也就无法生存。可是，仅仅用利润这一标准来评价企业的时代已经结束，必须采用新的标准参与国际商业社会的竞争。
别人都做教育，我做国际教育我不专业，但是我做就做高端，做到持之以恒，做到最好，做到人文、底蕴一定要优秀，要不然李嘉诚也不会在我附近盖楼。很显然，与当时其他的专攻地产业的大亨李嘉诚、雷龙正、荣智健等相比，我的资金和实力都远远不够。但我有着一颗执着的心，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建起属于自己的总部大楼。
有人问我：“你凭什么以为自己可以做到？”
我回答说：“凭我半世纪的人生经历，凭我的信念，信念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成败，我的信念是——必须成功。” 信念是一种武器，它就藏在我心里，形成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帮助我持续不断地向前奏，向上攀登，直达顶峰。
我成立了一直精英团队来专门负责总部大楼的项目。与二工大谈判后，我支付了2.2亿人民币的土地费用，从政府那拿到动工的批文后，我要开始了基建工程。
这个时候，财务经理找到了我，面有难色地对我说：“老板，我们的资金现在很紧缺，都没钱采购基建材料了，还要支付那些工人的工资，怎么办啊？”
我想我必须解决这个资金缺口。在上海市中心建总部大楼当时预计大概需要五、六个亿，而我的资金还远远不够。就像当时其他地产商一样，我也想到了要找银行贷款。但是对于一个华侨来说，要想贷那么一大笔钱，这又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难题。
战斗未有穷期。
如何帮助科恩集团脱离危险困境？我决计鼓足勇气，去拜访一些在上海的金融机构，看能否寻求一些援助。事至如今，生存毕竟要比自尊来得重要，况且虽然我是华侨，但同是中国人，事情会不会好办些呢？
经过一番精密调研后，我们决定向当时一家实力和影响力都很大的银行贷款。而如何才能成功说服银行贷下一笔巨款，成为当时我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于是，“换位思考”是我最重要的解决思路，站在银行角度分析：银行是靠吸收存储来进行再次借贷或投资来运作的，借贷的时候最注重的就是对方的信誉度，以及是否有可靠的担保或是否有相应的抵押物产。为实现建筑总部大楼的梦想，我已经将积累的所有资本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中了，没有其他的资产了。但我有二工大这块地，这块地一旦建成将会有巨大的收益，毕竟这处于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银行没有理由不给我贷款。
抱着几分侥幸心理，我去拜见一位银行信贷部的负责人郭经理。如前所说，心气高傲的我向来对此类屈膝卑躬的求人办事深感难堪。但事已至此，得失荣辱都要置之脑后，关键是把事情办好。
来到郭经理的办公室，我谦恭地说明情况，热切地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你要贷这么大的数目，我们必须要研究一下，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打算用什么办法，让我把国家的钱放进你的口袋。”郭经理不慌不忙，显然是一个非常幽默和风趣的人。
这种轻松友善的态度，让我放松了许多。我认真而诚恳地对他说：“郭经理，我有三个想法，看能否在您的支持下贷出这笔钱。第一，我有二工大那块地，已经投入了2.2个亿，您知道这块地的价值，事实上它也再不断升值，这是我贷款的基本保障；第二，我有这个决心，即便您不给我贷款，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这栋大楼竖起来，所以您放心，我将会做好这个项目的投资和经营，不怕回不来钱；第三，您要是贷款给我的话，贵行将会得到超出一般的回报，除了正常的付息报偿之外，在我们总部大楼建成之后，还以最优惠的价格为你们提供办公楼层，我想以您的眼光来看，毫不怀疑我们这个大楼的位置一定是上海未来的商业中心，如果贵行能移居到这座大楼，相信您也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基于这三个想法，我想您完全有必要考虑下我们的贷款。”
我再次用个人魄力征服了一个合作伙伴。
最后，郭经理对我说：“陈先生，真有你的，我决定争取满足你的愿望，不过，将来你要兑现你的诺言，我们银行也要去你的大楼里办公。”
简短的一席话使我感动非常。我的眼眶湿润了，如果不是竭力克制，我个连危险和困难都压不倒的人，当时一定会热泪汹涌而下…… 有这几句话就足够了。满心感激的我在这一刹那，忘却了遥远的罗马的仆仆征尘；忘却了我为这惊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而进行的一切努力；忘却了自己几个月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忧虑，更忘却了这一个月来费尽心神以及口干舌燥的说服、讨论等等艰辛的工作。
终于向银行贷到了款，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正在试图一举击毁我初见眉目的计划。原本以为可以顺利开工了，但是政府一道公文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挡在我面前。
1992年，国内开始实施文物保护法，上海作为中国的大都会率先试点。那时，上海正全面执行这一法令。不巧的是，我要建的上海总部大楼的基地——上海二工大的花园恰恰被被锁定为是重点保护的对象，当时正好有两栋文物别墅在里面，一栋就是清末著名实业家陈秉谦的住宅；另一栋就是龙宗谨的别墅，国母宋庆龄也曾在此居住过。
在国法和个人利益面前，我当然不遗余力地遵守国法，而放弃个人利益。但是，阴差阳错的时间时有发生，出现这种结果令我痛心的同时也有了至今的遗憾，我没能够保护住这座文物。当时，这两栋别墅虽是重点文物建筑，但不知什么原因，上面的门牌居然有一个不见了，而二工大这个项目当时我已经成功拿下，并得到了政府的动工许可证。调查之后发现，原来龙宗谨的别墅在动工之后被工人意外拆除了。
对此工人的回答是：“那个别墅没有门牌，也没有交代我们不要拆这栋建筑，另外一栋别墅上有门牌号，有人交代了我们不能动。我们只是奉命开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动工许可是政府批准的，而文物别墅上没有门牌，客观原因来说也不是我们的错。现在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眼前：就栋文物别墅被破坏了，他触犯了国家文物保护法！一切都表明我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我该怎么办？
文物被破坏，立刻在上海一些范围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都备感震惊。震惊之余，指责和攻击之声顿起，一夜之间我似乎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奸商。
有很多舆论说我是华侨而已，并不在乎中国的文物，在很多华人眼里，我几乎成了卖国贼。也有很多华侨朋友、亲人以及合作伙伴等等说我太冒险，说我有勇无谋，说我好大喜功的，说我不知天高地厚……总之当时说什么的都有，唯独没有赞成我和支持我的，一个都没有。文物被破坏，我怎么能够不心痛？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无意中酿成的错误，而并不是我明知故犯，不是我因为金钱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良知。
事已至此，我当然不能改变初衷，我得想办法让国家的损失与自己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想我会坚韧不拔地撑着我的顶风船，并且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但我无法排解当时异常的苦涩与孤独。我想，当时如果没有家人，以及董事及科恩集团的全体职员全力支持他，我想我在心底筑成的坚强防线会瞬间崩塌。
就在总部大楼的基地动迁不久后，一道责令停工的通知送到了我的手上……
28、化解危难与矛盾
他们都知道，我在做教育事业，不是单纯的商人，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得到宽容与支持。我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都是有关部门的领导。我想我的一些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心底的那头野兽始终没有苏醒过来，也并没有发生我一生都感到惧怕的事情。
说实话，我已经将所有的家当都压在了总部大楼的这一项目上，并且银行贷款如期到账，停工就意味着每天我都要损失一大笔钱。当时，每晚都睡不着，压力就像一团团杂乱无章的云雾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疲劳和烦恼。
这个时候，大家也一致认为，科恩集团的危急情况是外来因素造成的，恐怕很难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
当时我想：文物既然已经无意间破坏，想恢复也是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就是打倒我，将我赶出上海，也不能给文物破坏挽回什么，相反对于一个致力于建设上海、立志于教育事业的我，这显然又是一个损失。
“难道国家希望看到一个损失又会眼睁睁去看第二个损失吗？”我打起精神，怀里装着始终不曾改变和动摇过的信念，开始奔走于各个单位和部门。
别墅被拆已成事实，时间是不能倒回去的。因此，如何来弥补和减少损失才是最重要的了。我在国内找有关部门，同时也奔走于驻意大使馆，因为我是一个华侨，必须有大使馆出面来进行协商。
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不少单位警告过我，并且态度很恶劣，他们甚至扬言要将我绳之以法。那个时候，我的心境灰色得可想而知，童年遭遇的阴暗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说实话，我有点恐惧，那是一个阴影，在它埋葬在我心底的若干年后，它正在苏醒，我怕一些不好的事情突然降临在我头上，那么这一生我的一切美好的梦想就结束了。
我每次都十分沮丧地走出去。我来找他们时，满以为自己的请求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因为我以为当一个人找不到出路，没有办法面对现实和事实时，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在和失败与不幸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上海已经黎明，远处烟囱越来越显出明朗的颜色，一些屋顶在白色朝霞的照耀下也亮起来了，宛如一束束和珍珠混杂在一起的玫瑰花，在大地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天气看来是晴朗的。我敞开胸怀呼吸着冷空气，他慢慢恢复正常了。
我想尽了一切可能出现的事，但始终有三点理由支撑我走到最后，而最终帮我度过灾难的也是这无形中的三个“牵制”：
二工大是个教育单位，我是在为国内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如果总部大楼停工了，势必会影响到二工大的新校区的建设工作，因为合作的后期付款不能准时付给他们了，这对于政府来说也将是很大的损失，因此二工大在这件问题上必须伸出援手。
作为一个华侨，回国做这么大的项目投资是响应国策的，责令停工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将中断，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那些准备要回国投资的华侨的积极性；所以，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个负面因素。
银行为我们贷了一大笔钱，如果项目不能如期进行，还贷几乎就成梦了，因此银行决不能坐视不管。
有了以上三个无形中的“牵制”，使我在游说各个相关单位时，事情变得渐渐顺利起来。他们都知道，我在做教育事业，不是单纯的商人，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得到宽容与支持。我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都是有关部门的领导。我想我的一些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心底的那头野兽始终没有苏醒过来，也并没有发生我一生都感到惧怕的事情。
奇异的是那枚代表了人类法度的小小权柄，在善良而平庸的人手中它形同虚设，只能做维持一日三餐的烧火棍；而到了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手中，它才能进退自如、左右逢源，，如擎天柱般百折不挠地擎起一片蓝天；但在恶欲膨胀的奸佞之徒手中，它又成了无恶不作、张牙舞爪的狼牙棒。
在各方的理解与宽容以及帮助下，我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1996年，我的总部大楼工程终于回复动工了。
“文物风波”平息以后，还有一个难题在等着我。由于当年与二工大谈判时，其他几家地产公司也在与二工大接洽。虽然我最终拿下了这一项目工程，但当时二工大采取了联合盈利为目的，最终我只是以大股东建总部大楼，还有其他四家小股东参与了这个项目。建总部大楼是我在上海打拼的最终梦想，尽管我是项目的最大股东，占有65%的股权，但毕竟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所以我决定收购其他股份。
总是先把对方的利益放在前边。所以在收购其他股权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计成本。当时，与其中一个小股东保利谈收购事宜时，他们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但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很多人为此不能理解我，说：“陈田忠又不正常了，花那么多的钱去收购那一点股份，自己做大股东不是很好吗？”
在众多质疑和非议中，我坚持了自己的做法，因为，我不是为了赚钱，是要实现自己的教育事业的梦想，这个梦想是无价的。
1996年12月4日，我成功收购了其他四个股权。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一生都没有机会，或不去寻找机会发挥才能？他们没有发觉自己的本领，或者根本找不到机会去发挥自己的本领，结果犹如一个两手空空的人，深入宝山空手归，白白浪费一生光阴，多么令人可惜。我觉得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才把自己的潜能白白浪费掉了。
29、两棵银杏树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应该具备的两方面的素质——舍弃和决断。“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便包含了舍弃与决断。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关键看选择者能否权衡轻重，能否克服贪欲，然后决断地二者择其一。
要想拥有希望，就必须摒弃私欲，所谓无欲则刚，这则古训包含着非常深奥的哲理。放弃自我的私欲，方能胸怀大志，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这就是我的境界。
我常在朋友面前自嘲：“我虽然不是陈嘉庚，却也经常在思考怎样塑造中国这一重大问题。”
建设大厦期间，有一天我去总部大楼工地现场查看工程的进展情况。走进施工现场，突然听到有工人在议论什么。
一个工人说：“唉！这么古老的银杏，真是可惜了！”
“听说这两棵银杏已经120年了，是以前那个陈老先生买回来的。人都说十年树木，真是可惜了这两棵古树了。”另外一个人接着话说。
工头老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物是人非，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要建大楼的，留着这两棵树肯定碍事，老板怎么会着它们呢？”
听完后，我立即警觉起来：120年的银杏这意味着什么啊？因为一时马虎没有保护好别墅文物，已经让我终生抱憾了，难道这一次还要犯同一种错吗？
有一次去意大利，我和朋友Materazzi散步于罗马一条林荫古道上的情景。
Materazzi感慨地说：“陈，你觉得我们罗马怎么样啊？”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这美好的一切，我情不自禁地说：“我非常喜欢这里。”
Materazzi一脸自豪的神情，他又问我：“罗马和你的祖国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你看在罗马，这些古树都是很早以前留下来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耗费巨资来养护它们，不知道你的国家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一时间，我语塞了。因为国内正在发展经济，拆除旧建筑建设新城区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何谈对于古树的保护与维护呢？在意大利，建筑和树木都保护的非常好，而同样历史悠久的中国，就做不到这一点吗？我知道这仅仅是一颗银杏树，它也许并不能影响到什么，但我想无论如何都要从我做起，能做到的就绝不推诿。
“快点干活吧！不要多嘴了，老板来了。”一个小声的警告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想，这120年的银杏树如果放在罗马的话，它断然会安然无恙。而现在我的工人即将要将他们砍伐掉。不行，这样绝对不行，我这样想。
走到工人的身边，我说：“大家都停手吧，你们先休息半天，然后我会让负责施工的经理来通知你们什么时候动工。”
有些人脸上露出了些许欣慰的神色，他们猜想，也许这两棵银杏的命运有转机了。
一路上我在秘书了解了来龙去脉，原来那两棵银杏是清末实业家陈秉谦建了这栋别墅后买回来的，为的是能够给他带来好运。至今这两棵银杏已经度过了120年的岁月，历经过战火和岁月的摧残，但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它们不仅仅是两棵银杏树，它们还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见证。
回到办公室，便立即召来负责工程建设项目的高经理，没等他开口，我就责备他说：“你是怎么回事？工程建设中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也不向我汇报？”
高经理好像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问我：“陈总，最近我们的工程并没有出什么问题啊？”
“还没出什么问题？两棵古银杏树你应该清楚吧？你打算不向我汇报就要把它们砍掉吗？”我问他。
高经理笑着解释：“陈总，我还以为您说什么呢？我们的项目已经获得了政府的动工许可，现在要建房子，而它们就是障碍，随意我必须砍掉那两棵树。”
我当然不同意他这么做。高经理面露难色说：“陈总，保留那两棵树会影响我们的工程，那个位置是停车场的位置，如果留着它们，会减少我们的泊车位。政府都说可以砍了，您一定要保留吗？”
我镇定又严肃的说：“高经理，希望你能听明白我的话，我不想再重复。也希望你能看清楚，那不仅仅是两棵树。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要的是它们都安然地长在那里。”
两棵银杏古树终于留了下来。尽管有人也说我为两棵树做的不值，但我却不不以为然。做商人也要做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应该具备的两方面的素质——舍弃和决断。“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便包含了舍弃与决断。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关键看选择者能否权衡轻重，能否克服贪欲，然后决断地二者择其一。
我对此深有感触，关于决断，我认为其根本一点便是舍弃。必须有所舍弃，否则就下不了决断。所谓决断其实就是选择，而选择就是舍弃。选择是其中之一，就等于舍弃其他。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有超前思维和开阔的视野，说正因为我能够高瞻远瞩，才立于不败之地。我想这一点并不是一种讨好式的赞美，以往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我有充分的自信。
我常说：“既是舍弃，就需要勇气。若无勇气舍弃，便没法做出决断。” 这就如同设想时需要无我，决断时需要纯心一样。下决断时，若被自我所缠，则眼前一片漆黑，反之，如果能摆脱自我，问题的本质便一目了然。
后来，在建大楼的过程中，在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我始终会保留一部分钱来用于养护这两棵银杏古树。
德国伟大思想家歌德曾经说过：“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
我虽然没能做到他说的那种境界，但也无愧于心，因为我以一颗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心来实践自己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