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在国内掀起一阵争议热潮，学者、专家、收藏家纷纷站出来争论，质疑声不断。我们的“曹操”还没有验明正身，异邦之韩国也跻进来凑热闹，人家速度倒很快，三言两语就给“曹操”盖棺定论了：曹操乃是韩国人，曹操墓在韩国。据网上消息，现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供职的教授郑在书反驳曹操墓在中国安阳，并说得言之凿凿：“……据郑教授几十年对中国以及韩国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东汉末期著名枭雄曹操居然是韩国人。”该教授的依据我无从考究，但也说的头头是道，说曹操祖上乃是“夏侯”一族，原本是“高丽贵族”，公元117年，乌桓入侵高丽，同年因宫廷政变，曹操先祖流落至中原，改为复姓“夏侯”氏，后来过继给宦官曹嵩为继子。看来，对曹操的履历郑教授背得倒很熟，穿凿伪撰之事迹的时间误差也很小。据说，曹操虽身在汉朝，但心在高丽，从不忘记自己是高丽后裔，为报此国恨家仇，曹操在势孤力薄的情况下远征乌桓。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本着为国家稳定和自己落叶归根的愿望，借“七十二疑冢”之计将自己妙葬在今天的韩国光州，据说至今光州市仍建有魏武庙。
闻之，真令人啼笑皆非，叹为观止。韩国一些学者信口开河，也不怕贻笑大方。要说中国的河南河北互争“曹操”还有情可原，毕竟是自己家的事情，可是一个异邦小国也来争曹操，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对韩国学术界这种滑稽的“强取豪夺”的事情并不鲜见，可谓是举世震惊的，韩国学术研究成果是“硕果累累”，皆是惊天之作：也许觉得西施这样的美女不应该是中国人，于是就说西施是韩国人；觉得韩医“超过中国”，就说韩医为国际标准，也许对世界普遍认可中医而感到不安，觉得韩医应该有一个大牌来坐镇才能信服世界，于是干脆把李时珍也加入了韩籍；研究的成果越来越惊人，毛泽东也成了韩国人的后裔，孙中山有韩国血统，看到中国乃至全亚洲好不容易出了姚明这么一个人物，于是又把姚明也搞成了韩国后裔；中国的国宝也被“抢”了去，居然说熊猫之故乡发源地在韩国；中国的端午节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起源于韩国；更让人笑不可仰的是，大概韩国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大的宗教或宗教人物来支撑韩国人的精神，于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定成了韩国人……
在卑鄙和神圣、崇高和渺小之间，韩国一些学者似乎对前者更缺乏敬意，却赋予无畏和无耻以学术上的优越性和学术研究上的革命性。中国很多东西都被韩国人“豪夺”过，这里暂不赘述。韩国人之野心昭昭，世人皆知，恨不能将北京掠为韩国的郊区，纳入韩国的版图，这简直等于痴人说梦，妄人讝语罢了，安邦强国岂在唇齿之间，我泱泱大国不予计较也罢。
也许这个“蕞尔小国”对我中国的蔑视从来就不曾消释，长期以来，他们除了发过几句不着边际的学术昏话，除了强词夺理地奉行“利己主义 ”、“机会主义”，似乎从来就不曾老老实实地虚心向学。韩国小邦希望让外界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受自己，这本亦属正常，然而为此而奉行“夺来主义”的哲学，就是一种毫无自知之明的流氓行为，韩国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不是愚蠢就是装傻，就文化、文明这一方面，把中国和韩国放在一起，他们都分不清楚哪个是鱼目，哪个是珍珠，哪个是稗草，哪个是大树，更别说他们来跟我们谈文化谈文明了。
从韩国学术界争曹操来说说学术界。大概韩国的学术界也无事可做，只能时不时将手伸到中国来分一杯羹。他们大概也和河南方面一样，拿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想立即获得好处和外界的认可。把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仅仅归咎于一些杂七杂八的正史或伪史记载，很显然是一种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显然是学术研究上典型的“懒汉主义”做派。韩国学者也是乱点古书，自以为得意，依据一些野史传闻和一座惑世盗名的“魏武庙”来确定曹操墓的，他们甚至都没打算在“魏武庙”发掘出来一两件证物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成果，纯粹是一种戏剧性的草率。同样，河南考古专家将几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碑拿出来就向世界宣布发现了曹操墓，就像在猪鼻子里插几棵葱就说是大象一样可笑，似乎也是一种言过其实的不可靠的结论。坦率地说，学术界这种“冒失”的确有点热烈，现在看来，学术界存在病态之主观性倾向和病态之客观性倾这两种消极的倾向，前者否定人对历史进行价值判断和意义开掘的必要性，而后者否定历史与人的主体性关联，切断对历史考古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及外部世界的关联，把抽象的观念和任意的想象当做学术研究的基源，最终把学术这么严肃的事情变成了草率的商业行为，当今之学术，真假混杂，莫辨楮叶，因为缺乏充分的真实性和鲜活感，使严肃的学术变为心造之幻影。
庄严地为历史人物定论，往往显示着学者和考古专家对历史人物的尊重态度，而像韩国这样随意地为历史人物定论，则是一种嬉皮士式的任性胡闹的态度；像河南方面那样草率地为历史人物盖棺，则显示出学术、考古界以及学者、专家之可怕的冷漠态度和病态的主观倾向。这是一种极端形态的病态化之学术，那些缺乏真材实料的、已陷入套板模式之中的学术研究或考古，常常给人一种虚假、苍白、功利、敷衍的消极印象。
现在的学术研究够不够严肃一直是个的问题。从教授剽窃学术论文到学术成果造假，每一次事件的发生在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焦点的同时，也捧红了一个个学术名人。从而有一个严重的倾向是，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热媒介的尺度来评价学术，甚至有人索性将学术也归入热媒介，这些人强调用学术来获得只有热媒介才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博取人们的极度关注，然后再一次成功地与商业、市场合谋，于是就有了如易中天、于丹这样的“学术超女”，就有了争夺历史人物而使某个地方成为旅游景点的一场场学术闹剧。他们无视学术固有的严肃的本质，无视学术自己的学术品质，戏剧性地把学术变成市场文化的操盘手，成为市场经济的追随者，这表征着热媒介奴役学术界所达到的可悲程度，表征着学术研究丧失学术品质的严重情形。
做学术不是写小说，不能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小说创作固然需要想象，需要作者显示自己的道德立场、趣味倾向以及情感态度，但是学术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需要我们的学者、专家和教授通过严谨地钻研和考究，冷静的观察和思考，需要一种老老实实的客观态度。如果没有这种客观态度，就无法更真实、更细致地把握对象世界，就无法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历史人文，这样就会更容易把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仅仅当做一个符号，甚至一个进行游戏或玩弄的对象，任意地描述他，武断地评价他。
做学术倘若投机取巧、心浮气躁，谈何学术，实乃扯淡。“淡”而时“扯”之，于人可聊博一笑，或有情趣，于己亦可消愁释愦，也非坏事。然不过扯淡而已，于人于己又有何益？久之则堕落矣。
2010年1月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