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我毕业于西安一所知名大学的中文系。别看我其貌不扬，其时我已是圈内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毕业时，我手里已有了两本自己所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因为这些，我简直就成了悬挂在校园上空的一颗耀眼的星星。不管我走到哪里，身后总会有那么一帮低年级的学弟学妹追随着我，把我当成又一个汪国真，这令我不胜其烦，也令我陶醉不已。
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家乡一家县级报社的盛情邀请，义无反顾地汇入到南下淘金的行列。我相信，凭我手中的笔，我一定会擎起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我带着出版诗集和散文集剩下的稿费3000元，满怀憧憬地来到了深圳。凭这两块敲门砖，我轻易地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广告文案的工作。没想到上班第一天，老总就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个规矩，就是第一个月见习期得去拉广告，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从事文案工作。”我听后立刻脑门充血，我他妈的人生地不熟，我上哪儿去拉广告呀！可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点点头，赶鸭子上架似地硬撑了下来。
在烈日的暴晒下，我拿着宣传单挤出微笑一家家地上门游说，说着连我自己都厌烦的套话。结果，一个月下来，我从头到脚晒成了一块黑炭，练就了一脚飞毛腿，可一单广告都没签上。我猜想，我的大限怕是到了。与其在老总的嘲笑中被一脚踢出门，还不如自己识趣点儿早早地离开这鬼地方。
从广告公司出来后，我才明白，他妈的老总哪是招什么广告文案，分明是在招广告业务员。我他妈的被他当了一回猴耍！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难道我的一腔壮志就这样消磨了？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得找一家对口的文化单位落脚——一方面可以解决我的衣食之忧，另一方面也与我的兴趣相投，再次，我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写写稿，积蓄一点银两。
很快，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是当记者，试用期3个月。我的任务是每月完成3万字的写稿量，也就是说，每天至少得拿出1000字。说实话，我在大学时最擅长的是写诗歌和散文，因此对于写消息和通讯之类的稿件，我还真看不上眼，觉得它们完全是小儿科。可为了完成写稿任务，我不得不跟在老记者的屁股后面，不太情愿地到处去跑料。因为自己压根儿没用心去写过，所以写出来的稿件不是被编辑大刀阔斧地删节掉，就是干脆被枪毙了。
一天下午，我心情不错，交稿后就趴在桌上写起诗歌来。正写得入神，主任站在了我背后，朝我吼道：“不想干就趁早滚蛋，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完不成任务，休想给别的报刊写一个字！”我怔在那里，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这他妈的又是哪门子规矩，你当我是包身工还是旧时卖身的小丫环？我真想跳起来痛痛快快揍他狗日的一顿，然后立刻走人。可我想起口袋里只出不进的铜板，我只好当着主任的面，将我的诗稿一把扯得粉碎，扔进了字纸篓。我别过脸去，生怕屈辱的泪水不争气地滚落下来……
两个月后，当我再次被主任当场抓住在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我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主任，你的样子看起来真像我们老家祭祖时的猪头！”主任的脸被气得铁青，旋即变成了猪肝色。我扬眉吐气的代价是，我立刻被保安架了出去。
从报社出来后，我在街头漫无边际地遛达了好半天。天快黑时，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要当一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自由撰稿人。看他妈的谁还管得了我！第二天，我满怀惆怅地离开了深圳——一个让我的梦想折翅的梦工场。我带着东山再起的雄心和壮志，疲惫地来到了广州。
经过一番打听，我在天河购物中心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与一位漂亮MM合租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听说这种异性合租的方式很流行，当然我也想体验一下。我要了其中一间10多平米的小间，每月月租400元。有了栖身之所，我又从旧货店里挑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就这样，我正式开始了我的自由撰稿生涯。
其实，作自由撰稿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稿件发表的周期一般要1到3个月，就是最快的报纸也要一个礼拜左右，而要稿费到手，往往则要等到稿件见刊见报后的2个月，慢的甚至要半年以后。为了生存，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写作，饿了就啃一块面包，或者就泡一包方便面。我的作息表是这样安排的：白天睡觉，一直睡到下午2点起床，然后吃过中饭出去寄稿，回来后再看一会报纸，4点开始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
10多天后，我就悲哀地发现，我的灵感几乎消失殆尽，有时候趴在桌上半个小时也写不出一个字来。于是我就不停地用冷水浇脸，希望能浇出灵感的火花来。可是我错了，尽管我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爱诗歌，需要诗歌。我开始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迷惘，甚至有些后悔。记不起是谁曾经这样说过：诗歌是一个不容亵渎的高贵的朋友，当一个人想用它来作为获取金钱的工具时，诗歌便会无情地离他而去。我想这句话描绘的就是我当时的心境，简直太绝了。
一个月下来，我尽管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但各项开支加起来，还是花去了1000多元。可稿件只有很少的几篇才刚刚见报，大多数没有音讯。我再沉得住气，可面对生存的威胁，我不由得恐慌起来。到了晚上，透过窗户看到远处梦幻一般闪烁的霓虹灯，我能想象从中折射出的另类繁华和莺歌燕舞。于是，我再也无法心静如水，浮躁像春天的野草一样在心底疯长。渐渐地，我写稿的速度越来越慢，原来一天4000字的速度，一下锐减为3000字，有时只能勉强达到2000字。
一天早上，我刚刚洗漱完毕，迎面碰上了从门外轻手轻脚闪身进来的同屋美眉。我惊愕之余，这才意识到我们虽然同住一屋，但我整天埋头于文字堆中，未曾真正留意过她，几乎不知道她的一切。见我向她打招呼，美眉不自然地挤出一丝笑容，说她在一家宾馆的客房部上班，刚刚下晚班。我点点头，她则急忙躲进了房间。这以后，也不知为什么，我竟偷偷地留心起她来。直到有一天晚上她的房间传出异样的呻吟声，我侧耳听了听，才知道这位漂亮美眉原来是一个混迹于风月场上的烟花女子！
真他妈的晦气，闹了半天，我竟跟妓女同处一室，这就是所谓的异性合租？这不是对我所写的诗歌的嘲笑和亵渎吗？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哪怕是一分钟。我立即出去找房，终于在杨箕村找到了一间旧房，虽然阴暗潮湿，但却是独门独户。
从房东那里拿钥匙时，房东问我在哪里发财。我苦笑了一下，说你猜猜。房东说，你大概是摇笔杆卖文章的。我大惊，问他是如何看出来的。房东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们杨箕村可是有一样东西在全国都出了名的，就像深圳的大芬村一样，那里出画家，我们这里出作家。说不定在路上，你随便撞上一个人，也许就是你的同行。房东的话让我半信半疑，也让我有点兴奋。
一天深夜，我写得头昏目眩，脑袋发胀，于是便下楼想吃点宵夜。在一家北方面馆，我碰到了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那厚厚的镜片，与啤酒瓶底毫无二致。只见他低着头，闷声不响地坐在一旁，目不斜视地吃着碗里的面条。我猜测着他的职业，从他的表情和着装看，兴许就像房东说的那样，与我同行呢！走过去试着一搭话，真巧了，一位比我早出道三年的老自由撰稿人了！很自然地，我们坐到了一块。他说他叫七匹狼，圈子里都这么称呼他。
七匹狼问我出来多久了。我说出来四个多月了，才干上这个。七匹狼鼻子里哼了一声，又问我写什么稿子。我说写诗写散文。这时，七匹狼像打量怪物一样把我从头脚扫描了一遍，突然爆发出野狼嗥叫一样的笑声：“你他娘的真不知天高地厚！这年头写这破玩艺就敢在这地方落脚？趁早回老家凉快去！”我被骂得狗血淋头，可心里舒服，心想我是碰到高人了。果然，喝了一口面汤，七匹狼敲着桌子吐出了四个字：“纪——实——文——学。”
与七匹狼告别后，我按照他的指点开始了所谓的纪实文学的写作。为了早出成果，我干脆把自己反锁起来，像一架运转不停的机器，把平时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变个人物和地点，然后冥思苦想虚构一些情节，拼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伪纪实文学。
几天后，我与七匹狼又在面馆相遇了。他问我：“你一篇稿投几个地方？”我答道：“就一个地方。”七匹狼干笑一声，又骂开了：“你他娘的一篇稿不砸几十个地方，还不喝西北风去！”骂完后，他又问我：“你一天写多少字？”我答道：“三四千吧。”“不算少，中上水平了。”他终于表扬了我一回。他接着掰着指头给我介绍了一大串的名字，都是南方报刊上经常露脸的主儿。听着这些名字，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立刻想当面讨教的感觉。我央求七匹狼，让他无论如何带我去见见这些真佛，烧炷香。七匹狼盯我一眼，点点头，就走了出来。
我虔诚地跟在七匹狼的后面，屁颠屁颠地走街串巷，上楼下楼。当七匹狼把我介绍给他们时，看着他们眼神里纷纷流露出的不屑神情时，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心里骂道：什么东西？还不就是一张脸七个孔，顶多就是比我早出道几天而已！
临分手时，七匹狼给我一语道破弦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混的吗？除个别外，他们一个个都是剪刀加浆糊的剽窃高手，这在圈内已是不是秘密的秘密了。”一霎那，我觉得他们跟那位曾与我同居一屋的风尘女子，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记得曾经有一位知名作家在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过过穷日子的人真是不知道，穷而守志那是太难了。很快，我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使我在现实面前彻底败下阵来，我甚至于有些同情那位曾在我眼里一无是处的风尘女子了——我认可了七匹狼们“剪刀加浆糊”的做法，并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了。
一开始，我还战战兢兢，羞羞答答，只是把那些报刊上我认为好的文章偷偷剪下来，然后掐头去尾，重新加工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我的”文章的上稿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几乎十之八九都能发表了。我曾无数次地对自己说，等我一旦走出困境，我就金盆洗手，正儿八经地坐下来写点东西。可是，做过一回魔鬼，要想重新做回天使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初步尝到甜头后，我手脚慢慢放开了，步子也迈得更大了。当初自己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就像那些妓女，既然有了第一次的卖身，还在乎以后的成百上千甚至无数次吗？
半年后，我的名字也在南方大小报刊上混得眼熟了，甚至飞向了全国。当然，回报我的是，稿费单也像雪片一样地飞到我的手里。我彻底走出了贫困的沼泽地，自信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脸上，我甚至捡回了曾经一度丢失的春风得意。我给父母寄回一大笔钱后，用剩下的钱买了一部原装进口电脑。有了电脑，我如鱼得水，鼠标轻轻一点，先复制，再粘贴，别人的文章只需改个名字，眨眼间便成了我的“大作”了。然后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连邮票信封钱都省了。那种日子，真是他妈的爽啊！
为了扩大战果，我真是把我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我在不同的网站上分别注册了10多个电子邮箱，然后投稿时分别留下我父母、妹妹甚至亲戚的姓名和地址。这样，就算对方发现了，也一时找不到我的头上，我照样还可以“写稿”，坐收渔利。不仅如此，我还对七匹狼们的做法“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并概括成十六字方针：东西互补，南北交流；乾坤颠倒，阴阳结合。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将东部地区报刊上的文章拿来投到西部地区，将南方报刊上的文章投到北方地区去，反之亦然。第二句呢，就是说在时间上要错开，将去年或者说是以前年度的文章拿来今年用，将晚报上的文章投到日报上，或者说将杂志上的文章投到报纸上，以此类推。
一天，我收到上大学的妹妹的一封信。妹妹在信中说：“哥，你真了不起，写的文章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多了。我每次收到编辑部转给我的稿费，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非要我请客不可。没办法，只好每次挨宰喽。也是的，谁让我有你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好哥哥呢……”捧读妹妹的来信，我好像当众被人扒光了裤子，真想一头钻进地缝里。
更让人汗颜的是我父亲的来信。父亲说：“儿呀，你的孝心我跟你妈心领了。你在外不容易，可得多注意身体，吃好点，穿好点。以后少给我们寄稿费了，我们有钱花。你在外混得有出息，我跟你妈脸上有光呀……”看到这里，我突然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两眼也涩涩地想流泪。我问自己，要是父亲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他还感到脸上有光吗？
3年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文章被我据为己有，被我当作生财的道具。我也不知道南方到底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过着这种晨昏颠倒、醉生梦死的生活。但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会撞上鬼。如果不是我这个李鬼有一天一头撞上了李逵，也许我至今仍然迷失在南方，仍在干着出卖我灵魂的勾当。
一天，南方某报纸的一位副刊编辑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某某先生，大作拜读，拟采用。请您确认此稿是否为原创稿件？是否一稿多投？我心里一格登，随即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复道：此稿确为笔者原创之作，一直未曾发表，且只投贵报一家，敬请放心。半个小时后，该编辑发来了第二封电子邮件：某某先生，鄙人孤陋寡闻，但大作似曾相识。经反复回忆，X年X月的 XX报上曾发过此文，作者A先生就是你吗？我大惊，心想这编辑真够他妈的火眼真睛，我回复道：实不相瞒，我曾经向XX报投过此稿，但未被采用。如此看来，A先生即为剽窃我文章的“文抄公”了，真可恨也！10多分钟后，该编辑的第三封邮件又来了：某某先生，恭喜你，我已为你申请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脸皮最厚且最无耻的人！欲知个中原因吗？A先生实乃本人是也！
直到此时，我才如梦方醒，仁慈的编辑是想拯救我呀！而我却一错再错，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羞愧之余，只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瞪着我，骂我无耻骂我堕落。我曾经视之为高贵女神的诗歌和散文，为了换取几个铜板，竟被我糟蹋到如此地步。我问自己，我还是人吗？我的灵魂在哪里？这一晚，从不沾酒的我喝得酩酊大醉……
从此以后，我终于结束了所谓的“自由撰稿”生涯。离开广州后，我发现我的文思完全枯竭了，再也写不出一行属于自己的文字。当然，我从心底也觉得不配与文字打交道了。有时候，回想起过去的一幕，我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当年曾与我同住一屋的那位风尘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