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是成熟政治家面对诸多棘手问题的把握之道，意味着事情及处理事情的办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对方圆之道的操控主要在于智慧的广度和深度。
这就如同中国的古币，在矛盾的结合中体现着事物的规则，对两种形状的使用顺序大有学问。聪明人不会在该“方”的时候“圆”，因为智慧本身也是有形状的。
韬光养晦亦是方圆之道
楚庄王这招儿也挺绝，他以蒙蔽的状态查验臣子的态度，以期将来能一鸣惊人。他知道很多事情应该有姿态，很多事情不可过分，很多事情得讲究时间和火候。该“方”的时候不能“圆”，该“圆”的时候不能“方”。
“长第挫吴豕，雄图竞周鹿。万乘重沮漳，九鼎轻伊洛。”唐初名臣李百药的《郢城怀古》说的是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洛水的气概，而这番气概的激昂着实经历了长期过程，其间体现出方圆之道的意义。登位三年的他从来不发号令，终日郊游围猎沉湎于声色中：“有敢谏者，死无赦！”晋国趁机把附楚的国家拉了过去，有个叫伍参的大臣实在忍不住了，冒死进谏的他见庄王左拥郑姬右抱越女而坐于钟鼓之间。伍参请庄王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
楚庄王心里明白他说的是谁，便悠然地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过了一段时期，楚庄王仍然没有动静，大臣苏从又去劝说。庄王抽出宝剑要杀之，苏从无所畏惧地劝谏，庄王终于罢淫乐而亲理朝政，伍参、苏从得到了重用。楚庄王这招儿也挺绝，他以自己蒙蔽的表象来查验周围的臣子到底是什么态度，以往奉承拍马的人都被撤职。“国人大悦，是岁灭庸。”鉴别清浊，整饬吏治时应该预设环境的，没有这种出奇的手段，不可能“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制造武器，操练兵马，收服南方成为楚国真正振兴的具体步骤。
为了彰显楚国的兵威，楚庄王特地在洛邑郊外举行大检阅，挂名的周天子很担忧，只好派大臣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问王孙满周王宫的九鼎轻重如何，似乎已经暗示他要夺取周天子的权力。王孙满机智地应付道：“国家的强盛主要靠以德服人，不必打听九鼎的轻重。”楚庄王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没有灭周的条件，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家，他请楚国名隐孙叔敖当令尹，从此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国家强大就有了说硬话的资本，楚国逐渐平定郑和陈的内乱，和中原霸主晋国发生了冲突。结果是晋国遭到惨败，人马或死或逃到黄河，因为争抢而大都入水，楚庄王没有把晋军赶尽杀绝，因为已经一鸣惊人了：“楚自从城濮失败以来，一直抬不起头来。这回打了大胜仗，总算洗刷前辱，何必多杀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攻打庸人之时，由于当时的粮食匮乏，楚庄王曾经“振廪同食”，士卒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这个懂得方圆之道的人知道在很多事情上应该有姿态，特别是不可过分，还得讲究时间和火候。遭庸人抵抗后，楚庄王用的是七战七佯败的办法，使敌人放松警惕而最后遭到大败。正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所说的：“灭庸而楚内乱夷矣……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说他有“窥觎周鼎之志”，似乎并不矫情。
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终于开始展翅高飞了，他所任用的孙叔敖提倡法制，注意缓和国内矛盾，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取得向西北发展通路，庄王曾7次进攻郑国，乘胜攻灭萧国，彻底地包围宋国……这番努力是不能够缺少耐心、修养和胆识的，而这种素质的背后是拥有能够运筹帷幄的智慧，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很是说明了方圆之道的意味。该“方”的时候不能“圆”，该“圆”的时候不能“方”，事情的成功关乎适宜的方式及其所对应的恰当的内容。
宋国投降楚国后，楚国和晋国南北并霸，楚国攻打鲁国的时候，晋国不敢干预，完全丧失了霸主地位。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14国在蜀结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到楚庄王，前前后后的“春秋五霸”大都是方圆之道的高手，这种方圆之道对于民族精神中圆融意境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是“圆”的重要补充，“圆”是“方”的洒脱的前提。
观察不同的事物，我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标尺，这正如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判断结果。多元的判断方式也体现了思考的辩证态度，楚庄王的最大成功在于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而对这种判断的结果又采取了不同的实现方式。感觉低迷的时段可能正是磨练自己的机会，有志进取者在短暂的困惑期运筹的是如何东山再起，他们不会把困难和挫折当做事业的天敌。“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蜇，以求存也。”这正如战国的金虎纹，仅仅图案本身就是虎，圆虎也是虎，虽然虎的状态可以改变，但是虎性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变的。
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
以卑微姿态麻痹对方；以精致美女沉醉对方，直至对方长醉而不醒。隐忍与姿态成为方圆的两端，对方不信任的时候，所有麻痹的企图都难以成功。还是史家评论得精当：“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
勾践的灭吴为后世津津乐道，人们大概为这位能够卧薪尝胆的勇士而感慨，而忽略其复国报仇的必要步骤。步骤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正是具体的环节赋予卧薪尝胆的意义以认可，成为方圆之道的两端。勾践有两个具体步骤：以卑微姿态麻痹对方；以精致美女沉醉对方，当对方已经醉得都醒不过来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最终大获全胜，他的这两个步骤的实施还是按部就班的最初的步骤确实很难，也让勾践暂时付出了人格的代价，将30多名死囚犯的人头敬献于对方，发起突袭的他成功地将吴王阖闾造成重伤，以至于阖闾之子夫差“不敢忘”父仇。这位有志者也有所为，终于把勾践撵到会稽山躲起来，勾践对全军发布号令：“凡我父兄及全国百姓，能够助我击退吴国的，就同他共管越国政事。”文种在这时进谏说：“贾人夏则资皮……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
文种随后到吴国求和：“越国派不出有本领者，派我这样无能的臣子，不敢直接对大王您说，越军不值得大王屈尊再讨伐，越王愿意把金玉子女奉献给您，以酬大王的辱临。并请允许把越王之女做婢妾，大夫之女做吴国大夫之婢妾，士之女做吴士之婢妾，越国的珍宝、军队都归附大王。如果您认为越王不能被宽容，我们将烧毁宗庙，把妻子儿女捆绑起来，同金玉一起投到江里，然后再以仅有的5000勇士决一死战，结果不免使越国人财俱损失，这样一来，大王您岂不是什么也得不着了吗？”这番话说得何等巧妙！吴王夫差准备接受文种的意见，同越国订立和约。而伍子胥觉得不对劲：“吴越两国是世代仇视攻伐的国家，三河环绕着两国国土，两国民众都不愿迁移到他地，吴越势不两立的局面无法改变。您可不要后悔莫及啊！”
得到8位越同美女的吴太宰说：“听说古时攻打别国的，对方屈服就算了；越国如今已经屈服了，还要求什么呢？”夫差采纳太宰的意见，文种顺利地回到越国，勾践的谋略开始实施。勾践埋葬好士兵尸体，对有丧事者亲自吊唁，远出还家者亲自迎接。凡是百姓所憎恶的事都清除，凡是百姓渴望的事都及时办好。此后的他粉墨登场了，自居于卑位侍奉夫差，亲自给吴王当马前卒，能让敌人到如此地步，吴王应该满足了。
跟着勾践前往的是其夫人和范蠡，夫妇二人住在阖间大坟边的石屋里，范蠡跟着当上了奴仆。勾践大概是百依百川页，据说他曾经扶生病的夫差去大便，勾践查看并闻过粪便的味道。说大王的病气已经排出来了，不几天就会痊愈了。不久，夫差果真痊愈了，立即放勾践等人回国，越国遂开始厉兵秣马。立志报仇的勾践惟恐让安逸消磨了满腔的志气，在吃饭之处挂上苦胆，每逢吃饭时尝尝苦涩的味道并自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用柴草当做褥子，以让自己不忘记网苦的生活。勾践亲自参加耕种，夫人织布鼓励生产，范蠡也训练人马而救济贫苦。
此后10年不征收赋税，越国百姓家中都储存有3年口粮，过上好日子的父老兄弟都请求报仇，勾践说暂且不要作战，范蠡让两施到达吴国去麻痹吴王。吴王哪里见过这么美貌的女子，立即青听计从，美人让吴王攻打鲁国等强敌．以期“大展宏图”，吴王觉得有理，正当他四面树敌之时，越国又过来借用粮食。次年越国还粮，还的都是煮过晒干的，吴国播种时颗粒无收。西施又吹起枕边风，说伍子胥不是好人，结果是忠臣被逼自尽，吴国的城池“十卒分散，城门不守”。
夫差确实不懂方圆之道的妙处，大概他在倒霉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判断的失误，无原则的仁慈是注定要倒霉的。勾践用的招数都非君子之道，尽管在非常时期曾经起过作用。他实质上是利用了吴王的仁慈，最终靠西施的美貌甚至是爱情骗取了吴王的信任，这似乎是非常卑鄙的。当吴同被打败的时候，勾践却没有夫差仁慈，他的隐忍、逢迎和决断都表明他是政治家的材料。司马迁较为客观地评价说：“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还是范蠡看得清楚，他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悠哉游哉地过好日子去了。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
他是靠绝对的创作实力而闻名的诗人，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毫无疑义是了不起的：没有得到重用的他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忍不住触及权力，甚至流露出造反思绪，不久以叛逆罪遭弹劾。尽管承诺动人。他还是遭遇火中取栗的结局。
诗人的创作总是“斯痛久已忍”的爆发，也即总要迫近极端的，但如同谢灵运这样同权力阶层公开对抗的极其罕见。这位处于东晋与刘宋之间的著名诗人是历史上因为淝水之战而闻名的赫赫名将谢玄的孙子，因为他袭爵封康乐公，后世就习惯地称他为谢康乐。这位贵族出生后不久就寄养在了钱塘杜家，青年时代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其才识很为叔父赏识，他与从兄弟谢瞻及谢晦等都是其家族的精英。年轻时代出任大司马行参军，次年又做了记室参军。此后，北府兵将领刘毅和刘裕对峙抗衡，其叔父由于支持刘毅而被刘裕杀害了，但刘裕对谢家仍然以礼相待，还提升谢灵运做太子左卫率。
但是，刘宋王朝仍然对谢灵运有所怀疑，他见自己得不到重用，就跟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往来密切。义真本来有可能当皇帝，可是刘裕死后，置身王权争夺中的他被杀死了。此后的谢灵运就开始不断地辞官，出入于深山幽谷之间，纵情于自然奇胜之中。要不然就纠集众人非议朝政，由于其“唯以文义见接”，宋文帝义隆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令他撰写《晋书》。但是总觉得不被重用的他没有完成，因为把心思都放在因为才能名望远不如他的人都身居要职而愤愤不平之上。
他的文采确实惊人，“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他是靠绝对的创作实力而闻名的诗人，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毫无疑义是了不起的。更何况，他还是极有名望的豪门中人，在极其重视门第的当时无疑是重要的资本。“学而优则仕”，按照这个逻辑，那学而极其优则应当做大官。没有得到重用的他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忍不住触及权力，当然，太子的承诺极其动人，“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谢灵运终于流露出造反的思绪，不久以叛逆罪遭弹劾，流放广州之后被杀死，时年49岁。
这位处在宫廷斗争中的诗人遭遇的是火中取栗的结局，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这固然与其家族的背景有关，但是其矛盾的人格也对命运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阅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自然流畅的环境美，纵情山水也能得到旷达的境界。我们不能忘记，谢灵运的山水诗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尽管他本人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但以景启情浑然一体，从其中可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面貌。其艺术实践为后来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热心政治的他早年曾经信仰道教，后来又转而奉佛，其间曾广泛结识佛徒，而且精研佛理，长于史学书法。谢灵运还曾经注释过《金刚经》，也和慧严、慧观等人润饰过其他的佛经，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与原本的北本对称南本。
可是他却“自谓才能宜参权要”。这似乎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当权者认为他“多愆礼度”，说白了就是觉得他不安全，可是他的文化能力又是明摆着的，又不能让他无所事事，于是也就给了他个闲职干着，这样对谁都说得过去。可谢灵运偏偏看不起这个闲职，当主管门卫的官员时又犯了错误，接着就被逐出了京城。天真的诗人绝不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其实，在南北朝这种政权变幻多端的时代，皇帝就是“兵马强壮者为之尔”。大诗人谢灵运应该知道与皇权有杀叔之仇的他对朝廷是有威胁的。如果为报叔仇，起兵反抗刘宋的统治也很好，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权力要求，或者说并没有这种权力支配的能力和可能。
他渴望的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当个好官，殊不知，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缺个好官大概要比多个可能的乱臣有意义得多。失望的他后来也就“称病不朝”，领着一大帮子人游山玩水去了，而“陪游者”达200人之多惊动了地方，以为来了群山贼，可是，诗人的骄横j千妄使得他不买地方官的账，于是人家就说他“谋反”，他也就真的有了“逆志”。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大诗人谢灵运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美丽点缀，可以装点门面，却不可以重用以举事，他的任务主要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殊不知，“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古诗源》对其品德和政治态度作了精辟的评点，结合诗人的身世经历，深刻剖析了其政治思想实质，之所以谋反在于其权力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其“叛逆”归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和倾轧，至于说谢灵运自比为恢复汉国而终生努力的张良和反对秦国吞并四处出谋划策的鲁仲连，似乎是欺人之谈，无非在于要粉饰自己。
才子的政治
跟陈后主们不同的是，这位风流才子懂政治，只是没有李世民般用全部精力抓政治。有始有终的皇帝不多，爱得彻底实属难得，甚至爱屋及乌。当“圆”的艺术令人陶醉时，“方”的世界似乎乏味，但这种乏味正是“圆”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