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阿和封建官场的关系似乎只在理想的层面存在，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刚正不阿总是被深谋远虑、明哲保身、机智敏捷等代替。或者默默无闻，无法跻身为历史所铭记的风毛麟角的行列，只能看着极少数成功者的背影越来越远。在这种品格的意义上，宋代名相吕蒙正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判断实属不易，尽管这种刚正得以认可与他的机遇有关。这个发展曲折的封建知识分子是很好的关注对象，关乎他的成长经历，早已有说唱艺术版本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据说他的父亲有好几个宠妾，对原配夫人也即吕蒙正的母亲刘氏长期疏远，不堪受辱的刘氏和吕蒙正被赶出家门。离开吕家的刘氏发誓不再嫁，领着儿子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直至吕蒙正考取进士，这个坚强的女人才感到扬眉吐气。知识价值转化为仕途的机遇，吕蒙正过上了好日子。这时的他并没有对生父加以羞辱，或者以显赫的身份和排场回到老家，或者以怀旧的方式张扬自己的能量，他没有计较父亲早年的行为，而是将其接来与母亲异室而居．这种做法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
吕蒙正赶上了好时候，赵匡胤突然去世之后，赵匡义的登基让群臣感到有点儿不对劲。为了获得某种切实的支持力量，宋太宗赵匡义大规模开科取士，数量之多也算得上前无古人，吕蒙正正是在这时成为进士第一名的。这个状元郎当然得到宋太宗的特别重用，很快就让他做监丞、升州通判，授予他直接奏报皇帝的权力。此后的他当过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左仆射等，大抵用了12年时间成为主宰国内大事的宰相，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实在是破天荒的事情。
皇帝如此栽培，按理说他应该惟皇帝是从的，吕蒙正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尚存独立判断的能力。有个事情可以佐证：有次元宵灯节期间，宋太宗感觉不错，很有在群臣面前感慨一番的必要：“‘五代之际，生灵涂炭，周太祖从邺率军南归，百姓惨遭劫掠。当时地上有水灾，天上有彗星，看到这些的人都感到十分恐惧，纷纷说天下不会再有太平之日了。今朕亲理政务，万事和谐，常常感念上天的赐福。”接着他话锋一转，“但如今国家安定，人民生活富庶，朕才知道治乱全在于人，并非在于天矣。”这番话也道出了当时的部分实情，但周遭的大臣都以沉默作为回应，吕蒙正的反应是干脆地反驳：“天子所在的京城，聚集世间的人才物产，所以以繁华构成全貌。但是京城之外，还有多少人因为饥寒交迫而死，还有多少人不得饱暖，天下如今还未达到陛下描绘的繁荣景观，愿您放远目光，戒骄戒躁，励精图治，让百姓看到真正的福分降临。”吕蒙正这番话肯定是让宋太宗反感的，其实皇帝也知道实情，只是不愿意体验自讨没趣的尴尬。
吕蒙正的固执在当时大概是出了名的，皇上问他为什么固执，他仍然固执地回答道：“不是臣固执，而是陛下没有体谅到臣的良苦用心，臣不想讨好迎合皇上而贻害国家。”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但还是因为直言敢谏而一度遭到罢免，而遭到罢免的他却处之泰然。吕蒙正从来都不运用权力报复他人，即使有人对他加以诋毁、谩骂甚至迫害，他都尽可能地做到视而不见，洒脱大度地就当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连皇帝也深为叹服。他的廉洁自律也很值得称道，据说有个要升迁的人向他贡献特殊的古镜，自称能够照见方圆200里以内的事情，他淡然地说道：“我的脸也只有一只碟子般大，要照见方圆200余里的镜子何用？”人的面子其实不是照出来的，而是通过智慧和勇气凝成的正直的力量透射出来的。
年迈的他回到洛阳颐养天年，当时正值宋真宗当政，在祭拜宋太宗的永熙陵途经洛阳时，宋真宗两次到前宰相的家里看望，他问政于吕蒙正：“你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担当大任，为国家发展有所作为？”身居高位的吕蒙正确实有识人之明，也确实具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任人唯贤”的风度。他说儿子们都不中用，但有个叫吕夷简的侄子具有宰相之才，这个判断后来确实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还有个叫富言的人要吕蒙正看看他儿子富弼的才华，吕蒙正与之交谈不久，便吃惊地说道：“这孩子将来的名位和我一样，而功勋会远远超过我。”斯言不谬！富弼两次为相，很是有一番作为。准确的判断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他的对于国家的刚正和对于有德者的提携为后世封建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榜样。
明察秋毫的政治设计
张居正的政治才能和人格魅力在明朝实属罕见，他不能容忍摆在自己面前的“石头和僵尸”，其努力赢得了可观的群众基础。他的自由度成就了他也毁坏了他，因为过多地将政治设计完全施展在世风日下的明王朝，很难不遭遇难题。
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其政治才能和人格魅力在明朝实属罕见。明察秋毫的他曾是高拱的副手，高拱的骄横无礼让成熟的他脱颖而出，也让有好人缘的张居正谨慎地完成了两次政治交锋。起初由宦官冯保帮忙，他与万历的亲娘达成了秘密的合作计划，在得到皇权照拂的同时，让万历的亲娘与嫡母能够两宫并尊，孤儿寡母遂对这位“元辅张先生”有着特别的尊重；加之隆庆皇帝去世时，冯保将高拱在哭灵时说的“十岁的孩子，如何治天下”改成“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传到后宫，伴随着张居正的安排，在某个不太温暖的清晨，高拱突然被通知出京，交原籍官员严加管束，张居正的声音渐渐代表了当时的朝廷态度。
有着勤王保驾功劳的他开始受到“万人称颂”，万历的御批基本上等同于对张居正的“票拟”的描红，人事大权操持在这位元辅的手里。也正是这种对人事大权的把持，让他遭到政敌的攻击，还使他一度递交辞呈。年幼的皇帝见状竟不知所措，表示要严惩异议之人，张居正却适时地展露了自己难得的宽容，恳请万历不要体罚大臣，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方算了，这个不知出于何意的主意让万历感到了“古大臣之风”，殊不知，遭到流放的官员大都莫名其妙地死去。
当然，权倾一时的张居正做了很多力图富国强兵的努力，但他的“变法”运作得很不顺利。他曾经以万历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欠交的税收补足，这个看似没有问题的决定其实很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因为当时的1100个县的情况不同。富裕地带的收入是贫困地带的数百倍，这个巨大的差异很让贫困地带的人们想不通，他们实在没有能力纳税，富裕地带的生产者也没有多缴的意思，他们这时候更看重一视同仁，于是，国家的税收总是在约定俗成的一拖再拖中处境尴尬。
更何况，在法定的纳税之外，粮米运送过程的损耗也要由地方承担。这种被称为“米耗”或者“火耗”的“常例”往往是地方官巧立名目的通道。视“灰色收入”为“石头和僵尸”的他是不能容忍这种腐败的行为的，他觉得当官者应该“仁民爱物”，但事情并不简单，其责令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在地方政府感到压力沉重的同时，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因为严苛的执政没有推广上古的道德，竞使得部分官吏将百姓鞭笞致死，社会稳定似乎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他的似乎具有某种理想气质的改革更不得人心之处在于制定了“考成法”，改变了原来的关于官员考试、录用、提拔等规则，让很多知识分子不知何去何从。他让年幼的万历在全国两万多官吏中选拔贤良，这很让皇帝感到为难，因为他根本认不全那么多人。权力便因为“推荐”而渐渐分解，很多官员发觉这真是极好的腐败机会，“乡谊”、“年谊”、“姻谊”等便很是派上了用场，由于政局变化无常，这样的考核自然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或紧或松，而真正要有所作为的人可能因为举措的积极而遭到周围的弹劾，其考绩水平便不可观。不愿意含糊的张居正面对着某种尴尬，他的判断同当时官场的习惯有太多不兼容，以至于诸多官员指责他“图谋不轨”，这时的他积劳成疾，由“腹疾”而病情加剧终于不治。
在他去世前9天，他成了明朝历史上惟一的太师，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凭借这个职位做更多的工作了。这时全国耕地的丈量统计工作还没有开始，未到长寿之年便辞世的他一定是抱恨终天的，却并不妨碍很多人额手称庆。在其去世半年之后，来自多方面的检举揭发使他获得了欺君害民、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居心叵测、企图篡位等罪名，在遭到抄家的同时，其长子因为遭到“追赃”而自杀，他的其余两个儿子也被充军，这个结局应该不是他能够想到的。
无论如何，张居正为明王朝的强盛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明朝难以扭转的腐败。他的更多自由度成就了他也毁坏了他，因为过多地将自己的政治设计完全施展在世风日下的明王朝，很难不遭遇难题。讲求务实的他的“变法”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诸多“官迷”的旁门左道的发展成为泡影后，他也成了官场中不受欢迎的人。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讲求分寸并不是均衡的，有的角度游刃有余，有的角度又举步维艰。而其“变法”的弊端也就成了导火索，点燃在他辞世之后，就连皇帝的诏书也说过去丈量的土地体现出很多不法行为，曾经是张居正的拥护者们如今都成了倒霉蛋，而曾经对元辅言听计从的万历也感到非常窝囊，他简直觉得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可怜无补费精神
他处事一丝不苟，他的谦和是很有名的，他要在务实的追求中感受崇高。其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人性的“阴”“阳”两面，与其严厉批判人们的“阴”，莫不如更多地展露美好的“阳”。“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他的失意有历史原因。
申时行的发迹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仰慕的标本，他是明朝殿试的状元，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年幼的万历在练书法的时候，赐给他“责难陈善”四字，这应该是他渴望创造“万历之治”的情感起点。大概是海瑞、张居正等人的认真态度所致，他的处事也一丝不苟，比如说要求君臣保持早朝的传统。尽管有很多人抱怨说，早朝实在是某种折磨，白色脸孔的冻成大红；红色脸孔的冻成漆黑，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锻炼大有好处，还能促进政治清明，何乐而不为呢？
而申时行成为首辅，似是意料之外的机缘促成的，张居正的继任者张四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丁忧，在即将回朝的时候又一病不起，当时的资深重臣马自强和吕调阳都已病死，担子也只有担在申时行身上。申时行的从政态度较为温和，既没有高拱的飞扬跋扈，也没有张居正的“自由”，他的谦和是很有名的。因为他看到张居正的失败在于忽略了政策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实施，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屡遭艰难，就要考虑调整的问题，否则再完美也只是空中楼阁。
在其就任首辅的岁月，全国官吏达两万余人，官吏的团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速度。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能够帮帮忙说说话的场合总有他的身影，这也为他的正义感的张扬提供了舞台。当死后的张居正遭到“万人唾骂”时，他没有加入“唾骂”的队伍，而是提议实事求是地对张居正的功过加以评价。这个建议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提升百姓对于朝廷的信心，也尽可能放松官僚之间的紧张空气，可在当时提出来是要有几分勇敢的，尽管此举也有报恩于当年栽培的含义。
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看到了人性的“阴”“阳”两面，也即私人的谋算和公认的追求。将“阴”完全剔除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很多士人都不能摆脱做官而赢利的打算，而当务之急并不是改变士人的追求目标，而在于竭力地帮助年轻的万历创建出一番大业。与其严厉地甚至不近人情地揭露、批判、处理人们的“阴”，不如更多地让他们展露自己的美好的“阳”，这样还会造成阳盛阴衰的感觉，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名垂青史的机会，应该能够得到所有官吏的欢迎。
事情却并非如此，他的这种很有诚意的处事方式竟然被指责为“首鼠两端”和“左顾右盼”，甚至干脆不抬眼皮地说他的办法跟张居正如出一辙。更有人具有充足资料说他曾经营私舞弊，理由是张居正的4个儿子中有3人人了翰林院，而申时行是当时的会试主考官之一。进而还弹劾他的近臣，礼部尚书徐学谟就是因为和他是亲家而被迫去职，或者是海瑞、张居正等营造的罢官风尚所致，感到疲惫的申时行也曾经有过11次罢官的经历，万历皇帝的态度也非常明确，首辅对于时政有重要的意义，参劾者全部遭到审查。这时的申时行又表现出自己的首辅风度，他建议不要过于追究提出批评意见的官吏，还曾建议将其中的能臣晋级。此举再次稳定了时局，官吏各安其位，也都交口称赞首辅的老成持重。
其实，稳定和波折永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于封建官场。尽管他尽力在官吏之间以及官吏与皇帝之间做出必要的调和，而且还有客观的成绩，但是诚意并不是攻讦结束的理由。而万历经由张居正，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会给申时行过大的自由度，他在等待时机的好转，以真正让所谓的“万历之治”在历史的河流中光照后世，但漫长的等待并没有告慰他。而在万历立储的问题上，申时行让很多渴望动荡的士人找到了极好的口实，他真的感到安度晚年的必要了。
其实，他已经没有能力影响当时的舆论，直至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也没对他产生某种同情，长江后浪推前浪，似乎没有哪位官吏愿意把推荐太子的功劳放在他这个老臣身上，他的威信已经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成过眼烟云。“可怜无补费精神”，在分寸的把握上，申时行要超过张居正，这跟他所处的时代和际遇有关，但也恰恰是这个机遇和时代，构成了他的以“回籍调养”为结束的从政经历的深层原因。
“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这是他关于自己无能的谦虚表达，也是他的痛哭无奈的失意流露。只是他还有深深的困惑：“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他对万历年代及其后的国家发展不放心啊！他多么渴望时局能够“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民众欢呼而趋事”，但世事偏偏不遂其愿，“寿终正寝”的他的结局并不孤独，但无疑也不无遗憾，那时的明朝几乎无药可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