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与武功的难题
忽必烈的力量是通过智慧获得的．他知道舆论是一方面，有力量似乎更为重要。他是元代的开国君主，他的爷爷能够征伐，这对隔辈人属于“破”和“立”的两端。忽必烈的晚年开始穷兵黩武，文治回到武功，是历史亦是个人的遗憾。
忽必烈的创立元朝使用的是非常规手段，在他之前继任成吉思汗基业的是窝阔台、贵由、蒙哥，都经过“忽烈尔台”的严格选举。蒙哥打算将南宋肢解，自领军入川攻重庆，命皇弟忽必烈攻武昌，可是没等蒙哥完成灭南宋的愿望，就因为瘟疫驾崩了。蒙哥临终前把政权交给在国都的幼弟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与皇室亲近，得到西部汗国支持，忽必烈多年驻扎华北，跟中国儒臣交往甚密，尽管执政的能力很强，却不能在关键时刻得到蒙古主流的高度认可。
忽必烈没有办法改变帝位的转移，只有通过武力争夺。自立为帝的他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昭谕”阿里不哥“谋反”。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非正统指责正统“谋反”，忽必烈的谋反以倒打一耙为起点，这个宣传不会得到蒙古贵族的认可，值得提及的是，其嫂、蒙哥之妻也支持阿里不哥，忽必烈应该感到尴尬。但是他没有尴尬，因为妥善的谋划让他看到胜利的曙光，他知道舆论是一方面，有力量似乎更为重要。
忽必烈的力量是通过智慧获得的，他派人同贾似道讲和，又立高丽世子为国王，用金帛拉拢蒙古贵族，并亲自“讨逆”。阿里不哥兵败被擒后，大多数亲戚都承认忽必烈是正统，不承认的也大都被剿，忽必烈感到非常满足，他接下来要做的是大规模的改革，用以创立元朝的基业。凭汉族知识分子的顾问集团，他认为成吉思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为了弥补这个缺失，他鼓励农业发展，“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承认汉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对大儒礼敬有加；仿照汉族朝代的体制，确立中央集权的完备国家机构。此外，他还建立了国号、年号和礼仪制度，同时防止汉人的叛乱，刚柔相济的他是元代真正的开国君主，他的爷爷能够勇敢而有智谋地征伐，这对隔辈人属于“破”和“立”的两端。
忽必烈的军事指挥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南守北攻的他费时4年围攻襄阳，进攻的目的在于日后的发展，“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为了保持蒙古的语言，他积极提倡使用蒙古新字，对于“先朝皇后”及王公贵族的赏赐定为常例。这种妥协在统治初期很有作用，但是也使得种族政策更明朗，当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已经看到汉族人对于其统治的不满。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财，作为历史的原因，忽必烈没有从金和南宋的经济系统中看到可资借鉴的财政政策。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其取于内郡者，日丁税，日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日夏税，日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高额的税率都配给蒙古贵族，有的贵族领有数万“采珠户”或“淘金户”，色目人阿合马得到忽必烈信任，理财20年，已经有宰相的权力，这个权臣破坏了忽必烈的汉制，以传统方式勒逼财物，遭到汉族地主和官僚的痛恨。痛恨的结果是遭到了屠杀，益都千户王著趁着忽必烈外出的机会，把阿合马骗出宫外以铁锤锤死。忽必烈对此极为恼火，派“平乱”之兵逮捕王著．泰然就缚的王著慷慨激昂道：“我为天下人除害，如今被缚就死，死不足惜，将来自然有人要记述我的这番壮举。”
晚年的忽必烈穷兵黩武，出兵攻打高丽、日本、安南、缅甸、占城、爪哇等邻国，大量军费开支由阿合马一类的人想办法。世荣、桑哥等阿合马的继任者为阿合马立“德政碑”，加强财政的严苛管制。社会矛盾激化，“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恐为陛下忧。”“嗜利”的忽必烈这回只好判死世荣、桑哥，处治起草“德政碑”的翰林，将阿合马掘墓戮尸，但为时已晚，这时“天下骚然江淮犹甚”，“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正如黄仁宇所指出的：“‘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能说是个人的错误。”忽必烈当然知道并非阿合马等人之错，但不惩治他们，又能震慑谁呢？
这种紊乱的财政政策是元末通货膨胀的起点，当然这也是后话。忽必烈在晚年应该打算建立更大的基业，但这种举动背离了他的“安业力农”的初衷，而老百姓也并不都渴望游牧，大都不愿随其征伐不断迁移到不习惯的生活区。他挑起外部矛盾引发的是内部矛盾，其处境注定非常艰难，因为两种人的观点无法调和，好战的蒙古贵族觉得他犹豫而保守，汉族官员则认为他过犹不及，曾经深知“天时”、“地利”、“人和”意义的他这时大概很尴尬：“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这大概既是他的尴尬，也是他的难题了。
辅强国君，一统江山
她始终不忘民间劳苦，不改勤俭本色，辅君巩固了大明江山。“贵为帝后最怕生出骄纵奢侈”，因为“危亡起于细微”。每当朱元璋猜忌苛刻的时候，仁慈宽厚的她都会多加劝谏，从而挽救了很多无辜受疑者。
在中国封建宫廷之中，女人的角色并非都如同妲己、褒姒、贾南风者，也有如同洪武帝国的马皇后这样的贤内助。马皇后的善良淳朴、体察民情及安邦定国被民间传颂，她不仅创造了“露马脚”、“福字倒贴”等有趣典故，还在多秽乱的后宫以光芒划破黑夜。在视三寸金莲为美为贵的时代，她以一双天足为自豪，凭着大智大勇为朱元璋摆脱了诸多内部矛盾，能文能武颇具胆识的她以女人少有的气度、果敢和智慧不忘民间劳苦，不改勤俭本色，辅君巩固了大明江山。
马皇后出身微贱，是战火连天岁月的无助孤女，未满周岁的她成了郭子兴的养女。郭将军与妻子都视其为己出，并亲自教她读书写字和针线女工，聪慧过人的她稍加点拨即能精通。及笄之年时面貌端庄，举手投足都透露出大家风范，而有能相面者曾经说：“此女天相，不可等闲视之！”25岁的朱元璋成为郭将军的部下时，因作战勇猛而深受赏识，大概正是这个资本使他后来和马皇后结成百年之好。朱元璋屡屡建功获赏，曾惹得很多人眼红，甚至找机会拆他的台。而朱元璋偏偏是个直率的人，不仅与同事时常争执，就是在岳父面前也常常直陈观点。
他的岳父也刚愎自用，加之嫉妒者胡言乱语，朱元璋曾经被幽禁起来思过。别有用心者甚至暗中断绝其饮食供给，把无法与外界保持沟通的未来皇帝推向死亡，是马氏偷偷从密道递食物给丈夫，这样才避免悲剧发生。多亏养母替她说情，朱元璋得以恢复原职，而别有用心者得到了惩治。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马氏随之成了王妃，为了助丈夫一臂之力，她亲自带领将士妻女为军队做后勤，使得前方士气大振，直至夫君建立明朝。朱元璋毕竟出身贫寒，见到部下搜罗的大批珍宝玩物，自然是喜不自胜，忙把马皇后叫来玩赏，马皇后是见过世面的：“元朝因宝物而不能保住国家，皇上也不必在意宝物，要身外之物做什么呢？”朱元璋明白皇后说的是以贤士为宝物，“贵为帝后最怕生出骄纵奢侈，危亡起于细微”。
勤治后宫的她倡导嫔妃节俭仁慈的风尚，常用古训来教导周围，说仁厚总比刻薄要好的道理。朱元璋说自己的老婆“与太宗时的长孙皇后比也毫不逊色”，谦和崇贤的她说：“只求无愧于心，哪敢与贤德的长孙皇后相比！”她以女性的谨慎来弥补丈夫的不足，早朝议事常常要延续至晌午，奏事官吏按惯例在殿廷上用餐。马皇后命宦官取来菜肴品尝，觉得味道不太好，遂对皇帝丈夫建议道：“人主奉宜薄．而养贤宜厚，否则怎能笼络贤德之士！”话说得很有道理，丈夫深以为然。
为了报答她的美德与佐治之功，朱元璋数次提议赐予其族人以高官厚禄，马皇后觉得：“外戚干政，易乱朝纲，官职恩赐外家，实非遵法！”这是她阅读历史得出的见识，她还建议规定，内臣不得着外臣冠服，不得与外廷诸司有文书往来，“不得干预政事”，杜绝了宦官乱政之弊。每当朱元璋猜忌苛刻的时候，仁慈宽厚的她都会遇事劝谏，挽救了很多无辜受疑者。“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曾辅佐明太祖19年，后来回到青萝山隐居。朝臣胡惟庸图谋不轨，宋濂因曾教授过他，竟以72岁高龄被押到京城。多亏马皇后数次进言，朱元璋也不由得恻然，于是保全了创业重臣。
而当吴兴巨富沈万三因为财富惹是生非时，明太祖决定加以诛杀，马皇后适时说不妥：“妾闻国法是用来诛杀不守法的人，并不是用来惩罚国君不赏识的人。沈万三虽然狂妄，却未犯法，不当诛之。”沈万三才得以戍边。而当浦江郑谦被赐予“天下第一家”匾额时，马皇后觉得如此厚遇这“一千有余”之家令人不安，令人传话于夫君：“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
“生死有命，我病已不治，服药何用！”“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在临终的时候，她反复叮嘱夫君：“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宜贤，臣民得所！”言语至为朴实而深刻。走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仍然不忘告诫儿女：“生长富贵之中，当知蚕桑耕作之不易，当为天地惜物，且为生民惜福！”当她辞世之后，其夫之悲痛无以言表，竞决定此后不再立后。她因懿德得到各种方式的纪念，送葬僧人做偈日：“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后宫人因感念马皇后的贤德而做歌日：“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泉下，悠悠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