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重托的他在契丹军出入要道口连续修建了几个兵寨，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用堵截和奇袭方式大败契丹军。作为一种结果，敌兵每看见“杨”字大旗，都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杨业也被称为“杨无敌”，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这种极显赫的战功使得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有人不断地诋毁杨业，宋太宗把谤书封好后交给他。此举还算是坦诚布公，将领能够得到皇帝如此信任也算不易，杨业感到拳拳报国之志的喷涌。
为彻底解决契丹的不断骚扰，宋太宗决定进攻契丹，颁诏分兵三路北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三路大军之中只有西路出师两月战果累累，由于其他两路守军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见状调集精锐兵力，全力向西路军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四州百姓迁回代州。在此危急时刻，杨业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等宋军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宋军到达应州的时候，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朔州民众出城，另外派千名弓箭手守住谷口。
这个正确方案遭到潘美的坚决反对，他硬要杨业攻打寰州，“有几万精兵为何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抗敌！”杨业觉得如果这样注定失败，而监军王优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为何不敢与敌人交锋，难道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只好遵命前往，出发时流着眼泪对潘美说道：“这次出兵必定失利，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全军覆没。”
结果如其所料，杨业因为寡不敌众退到陈家谷时，潘美却早已率军离开了谷口，这位立志精忠报国的老将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被俘，最后绝食而死，其子七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其余六子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仍然精忠为国，特别是六郎延朗后改名延昭，智勇善战且号令严明。这个被杨业认为最像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与契丹军激战泰然自若，在杨业死后，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宋代边防名将，曾在边境做过镇守将军，防止西夏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发扬了“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金沙滩、天门阵、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的故事一直在民间传唱，甚至胜过汉唐威武的大漠长征，抒发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绵绵不断的赤子之情。杨家将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长河而得到传颂、缅怀、热爱和崇敬，在人们心中竖起丰碑，原因在于这种精神体现了反抗侵略和追求和平美好的寄托。也正是有了这种寄托，杨老令公战死，六郎、文广能够继承遗志；而男将牺牲之后，余太君、穆桂英等女将能够继承遗志；主人们战死了，杨排风等丫环也能够继承遗志。与此对应的薛家将、呼家将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但是，我们也应该关注其中令人难过的事情，记住是为了悲剧的不再重演。正如京剧《李陵碑》所唱：“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到如今只落得兵败荒郊！恨北国萧仁宗打来战表，要想夺我主爷锦绣龙朝。贼潘洪在金殿帅印挂了，我父子倒做了马前英豪。金沙滩双龙会一阵败了，只杀得血成河四处奔逃。我的大郎儿替宋王把忠尽了；二郎儿短剑下命赴阴曹；杨三郎被马踏尸骨不晓；四、八郎落番邦无有下梢；杨五郎在五台学法修道；七郎儿被潘洪箭射芭蕉；只剩下杨延昭随营征讨，可怜他尽得忠又尽孝，血染沙场、马不停蹄、为国勤劳。可怜我八个子，四个丧了，我把四子丧了，我的儿呀！可怜我一家人无有下梢……”
以死报国的杨业因为历史局限而被染上了悲剧的色调，但杨家将的群体力量证明着，历史因为他们而生动，想起来似乎十分遥远。看起来却很是亲近。
深沉有谋的一代天骄
作为杰出的民族首领，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帝国可以跟他建立的帝国相比。他以马上得天下而治，“深沉有战略，用兵如神。”勇敢的他很懂得隐忍，用智慧和勇气在野蛮争夺中拓展疆土，为后世所纪念。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帝国可以跟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相比，横跨欧亚大陆的“武功”成就了成吉思汗也成就了后来的元朝。这位深沉有谋的勇士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其父也速该有“勇士”称号。当时的蒙古高原上部落林立，大多部落曾对辽、金臣属、纳贡，金朝利用归顺的部落讨伐叛离者，使蒙古部落局势复杂。愈益频繁的战争规模愈益扩大，部落结构常常被打破，“分久必合”，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后来，以金朝为后盾的塔塔儿人与蒙古部族激战，也速该俘获了敌首领铁木真，正值自己的孩子降生，遂给婴儿取俘虏之名，用以纪念战役的胜利。
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之后，其所率部众纷纷离去，是他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艰难度日。年少的艰难培养了铁木真坚毅的品格，他渴望复仇，位卑力薄的他投靠蒙古部落最强大的脱里汗之后不久，其妻被蔑里乞人夺取，为了夺回妻子，他与扎木合共同出兵。达到目的后的铁木真又投靠扎木合，并建立自己的“斡耳朵”，后来称汗，继而派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四杰”击退乃蛮，在部落战争中纵横捭阖，占领了呼伦贝尔草原。
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兵非常坚强，“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地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如果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烟火。”这段描述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其兵威也可见一斑。后来，他在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台大会，树九游白旗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部落界限逐渐泯灭，构成共同的蒙古民族，他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之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以此控制全国。此外，安排掌管户籍、诉讼等行政司法事务的专人，他的汉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发展起来的游牧民族的封建军事国家机器。
“男人的才能在于战胜敌人，夺取他们的一切”；“天下土地辽阔，你们尽可能扩大自己的领地”，这种从野蛮向文明迈进时所具有的野性让人感叹！作为杰出的民族首领，成吉思汗的伟大在于张扬了人性的发展空间，早年的坎坷使他在逆境中奋起。从部落首领逐渐统一蒙古诸部，甚至于横扫钦察草原，沉重打击了衰落中的金政权。作为打破传统军政合一的任用贤能者，这位一代天骄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力量，可贵的是融智慧于其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这位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土地、士卒和财富，两次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成吉思汗又率军攻金，继而成功地占领中都。成吉思汗并没有满足，又率20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花刺子模内部矛盾重重、政局不稳，没有统一指挥，兵力分散，成吉思汗几路进兵，各个击破，并大规模屠城，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攻破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等城后，他又占领呼罗山全境，并追击敌人到印度河。这次大规模出征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给中亚各民族带来了极大灾难。
成吉思汗在征伐过程中体现了诸多政治、军事才能和韬略。勇敢的他很懂得隐忍，按理说他的起点不高，尽管是贵族的后代，但是这个贵族已经没落，他只有用智慧和勇气在野蛮争夺中找回因其父被害而失去的尊严。但由于文明没有建立，在野蛮中征战的成吉思汗把战争和掠夺看成崇高的事业，曾经大规模屠城的他无视作为“人”的平等、尊重和仁爱，据说困惑的他曾经向丘处机请教长生不老之术，而对于“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静”这样的答案，或者没有理解，或者不以为是，仍在征战中结束一生。
尽管“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在历史上还是有进步作用的，其征战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部族交往的客观实景，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成吉思汗不盲目地实行残暴政策”，在马上得天下的他对士兵的约束随事态变化而调整，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表现在：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同时也力避树敌过多。其用兵注重探明敌情，分别包围而佯退诱敌，且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史称其“深沉有战略，用兵如神”。
武将和文官的差异
文官对他的担忧和对倭寇的担忧差不多，于是严厉地加以弹劾。而他之最为倒霉，还因为和张居正的关系密切，以至于不能够得到万历原谅。他的成功在于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失败在于他本身就充满矛盾．其悲剧具有历史意义。
戚继光的去世没有被正式档案记录，因为这是东厂秘密警察的科研成果，得知真相者寥寥无几。其悲剧具有历史意义，俞大猷、卢锋、汤克宽、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将领大都被拘禁遭斥革受参劾，深层原因在于武将和文官的不能相容。文官往往是讨厌战争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期望能够保持各方面的平衡，认为暴力是文明的失败，这个观念牢不可破。他们把外夷的侵略和市民的暴动看成是后果一致的事情。武将大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对敌人以猛烈打击，从不让他们感到犹豫。
生命是他们赌场之中的筹码，必要时可以孤注一掷，这同文官的中庸之间的差异极其分明。文官的社会地位在明朝上升到封建历史的最高点，武官的社会地位自然是到达最低点，军事的衰败尽人皆知。边境经常为鞑靼人侵，掳走了大量的人、财、物，戚继光赴浙江就任时，东南沿海经倭寇蹂躏，数十人的海寇到处杀人越货，把悲观和惶惑带给明朝市民，南京12万驻军竟对几千名倭寇毫无对策。这种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情况让戚继光焦虑．他有条不紊地实施建军方案，明确官兵的职责，统一武器的规格，尤其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以此端正军队的作风。
这番努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效果，“戚家军”令敌闻风丧胆，这种很有个人色彩的武装让文官担忧，他们觉得这种担忧和对倭寇的担忧差不多，于是严厉地加以弹劾。明朝军事体制的弱点太多了，“土木之变”就已经暴露，文官总是将军队改造的计划束之高阁。在这种情况弥漫之时，再说东南海防固若金汤就是笑言了，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倭寇的残忍令人发指，他们的“战无不胜”主要在于战术优势和武器精良，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悄，立而发矢……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其战术在于严密地互相照顾，协同的信号是海螺声，总督胡宗宪见到这架势在败退中落水险些淹死。倭寇之猛如此，普通百姓当然要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