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率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共领导人更是不断地以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一步一步地突破以消费为中心，使中国朝着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告诫人们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他这样说道：“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相关思路，不仅重申了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且使用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提法。他把这个思想变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是当代人的指路明灯战略和政策，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紧紧抓住促使人和社会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使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内涵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真正生了根、开了花。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更是传递出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的鲜明信息。全会突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到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
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无论资产阶级怎样炫耀自己的价值观念，它们所拥有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目标和追求方向。没有两极分化，生活有保障，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等社会状况，与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极分化，尽管物质生活充裕，但精神上极端空虚，用精神上的堕落换取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的社会状况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永恒得多。
（二）
当代社会有一个社会现象正在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这就是：通过微电子生产力而大大增多的社会时间储蓄并没有等量地转换为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闲暇，而是一方面制造了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却又加剧了劳动的紧张程度。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转变成一个机器人，人当然不可能获得幸福和解放，人类以为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让人被机器人代替，人便可以真正获得幸福和解放了。但客观存在的现实把人们的这一幻想辗得粉碎。人们所看到的残酷现实是：现代社会在不断地抛弃“过剩者”使之陷于贫困的境地的同时，其成本核算机器又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人如何在劳动中实现人生的意义和相应获得享受的问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和紧迫。
在这个时候，只有求助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才能索解这一时代难题。
马克思主要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来阐述人的生存的意义之所在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三个分裂：其一是使劳动的主客体相分裂，即工人从主体变成了客体，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为机器或附件，使劳动失去了人的自主性；其二造成了人的目的和手段的相分裂，劳动成了劳动者纯粹谋生的手段，劳动者把劳动看成是一种机械的沉重负担；其三使人的劳动和享受相分裂，人的劳动的过程是个强迫的痛苦的过程，只要劳动的强迫性一解除，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马克思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志地享受，把此当作人的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过程，也是阐述劳动是人的本质，阐述劳动对人的意义的过程。他不但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把人类劳动规定为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即认定人类劳动的过程是劳动者主体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对象化到某个产品上的创造性过程，而且又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人类劳动规定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说：“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③马克思还说道：“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现实地能动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在其对象化劳动实践中非但没有丧失自身，而且表现、实现和确证人的内在力量和主体性。
马克思还非常明确地把劳动的意义概括为可以满足人的三个方面的基本需求，即生存的需求、发展的需求和享受的需求。正因为他对劳动的意义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失去其本真，成为劳动主体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异化劳动深恶痛绝。
由此可见，劳动的解放，即把异化劳动变成真正自由自觉的人的活动，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马克思把作为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劳动复归”的社会。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中，真正消灭了异化劳动，树立起了人类劳动的全新的观念，即劳动不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觉的，不再是痛苦的而完全是一种消遣和享受。他甚至把“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劳动——劳动复归”的历史视为即是“人——非人——人的复归”的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历史。这里的关键是实现人的劳动的自主性，因为在实现劳动的自主性的同时，人的才能可得以充分地发挥，即每个人都能够在他所喜欢的活动领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地发展。因此，上面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心环节就是实现人的劳动的自主性。
不要认为马克思只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才高扬人类劳动的旗帜，实际上，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以及对劳动对人生意义的阐述贯穿于他的全部一生的理论研究和斗争实践之中。《资本论》当然是论资本，但是论资本的实质就是论劳动，即论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确实，马克思在中后期的著作中较多地关注的是现实的劳动，即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不关心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实现了。马克思在中后期根本没有抛弃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理想，他只是要为实现这一理想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他在关注现实劳动的同时，脑海中所要想的仍然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实现。他之所以转到对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雇佣劳动的关注，就是为了通过研究雇佣劳动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但要论证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的必然性，而且还要论证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的现实性。
人们总喜欢把马克思劳动解放的思想说成是一种“劳动乌托邦”。实际上，正如一些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马克思的所谓“劳动乌托邦”的思想显示出了极高的当代价值。我们当今虽然尚不能完全实现劳动的真正的解放，但必须朝着这一目标前进。起码在当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不要随随便便地把人们从传统的直接性的劳动岗位上驱赶出去，确保人们有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直接性的生产活动最能发挥人的创造性从而最能体现人生的意义，所以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都有直接性的生产劳动岗位。鉴于目前出现了将大批人驱赶出直接性的生产活动领域，而只是让一小部分职业精英从事这种活动，从而使前者沦为后者的仆人的情况，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特别指出了当前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的重要性。他认为，面对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局面，有着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一种是像现代社会所正在发生的那样，把减少掉的劳动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而让大部分人失业下岗，再让前者廉价地去购买后者的劳动为其效劳，当他的奴隶；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尽管劳动减少了，但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哪怕把劳动时间减少到一天两小时，也得让每个人都在劳动岗位上。他认为，如果被排斥出经济活动领域，那就无从谈起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自主性。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劳动的解放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把劳动的时间减少些，但必须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都有其劳动的岗位。他说：“劳动的解放和‘劳动得少些从而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的理念，说到底是劳动的斗争运动的发源地。”高兹所提出的“尽管劳动减少了但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的思想极有针对性。我们一定要避免高兹所说的第一种办法，而尽量按照第二种办法去做。也就是说，我们万不能把传统劳动岗位只是集中于人数很少的“劳动精英”那里，而让大多数人离开传统劳动岗位，沦为只能从事围绕着“劳动精英”转的服务性工作。对于广大下岗者和失业者来说，仅仅给予生活补助让他们能生存下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仅仅需要活下去，更需要一个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天地。实践证明，让每个人都有活干的意义并不逊于让每个人都有饭吃。
其二，在把当今的人们的劳动转变成真正自主性的活动上下工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我们要像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们的生产活动中来，引导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获取享受和满足。劳动的时间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人的快感的自然增加。现代人一定要在有限的劳动时间里开辟出一个足够大的自由和享受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的生活不再完全被消费所占据，从而也不再被只是作为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的劳动所占有。人们发现这是一个价值不能被量化的领域，发现这才是生活自主的领域。这里关键的是要逐步改变目前的那种“付薪劳动”形式。如果不改变目前通行的“付薪劳动”形式，要实现所有人的生产活动的自主化是不可能的。高兹尖锐地向当今的人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替代付薪劳动的活动资源和社会一体化模式？我们是否必须超越完全职业化的社会，而去计划建立一种‘完全活动性’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不再是其出卖劳动所获得的价格？”一定要把“劳动”（work）与“工作”（job）或“就业’”（employment）区别开来，相应地把“劳动的权利”和“挣钱的权利”以及“得到收入的权利”区别开来，只有让“劳动”取代“工作”或“就业’”，让“劳动的权利”取代“挣钱的权利”以及“得到收入的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
（三）
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罗马。那里，几十名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罗马俱乐部”，写出了一份份足以使全体地球人驰魂夺魄的报告。这些报告告诉人们：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人类借以生存的整个生命圈在缩小，自然灾害将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吞噬……几十年过去了，“罗马俱乐部”的告诫与呼唤，以及随后联合国就环保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宣言，并没有使人类真正苏醒过来。纵观整个世界，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在继续，并且在有的地区还变本加厉，人类仍面临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