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秘密文件的公开，德国人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谍报组织已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伯恩斯托夫果断决定，缩小德国谍报网的规模，一些秘密据点迅速被裁撤。这样一来，无论英国还是美国，获取德国间谍活动的情报越来越难了。
波尔克敏锐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是个情报老手，遭受一次打击就很难再露出破绽，自己已经不可能通过监视德国使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了。他便试图从被拘捕的印度卡德尔党徒那里获取德国间谍的情报。
卡德尔党的一名党徒很快就供出德国潜伏在美国为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秘密提供各种支援的间谍，这个人叫沃尔夫·范·伊格尔，公开身份是华尔街的银行经理人。
1916年4月18日，蛰伏了大半年的美国特工忽然出现在纽约华尔街，他们迅速搜查了伊格尔负责的秘密情报中心。说来也巧，伊格尔刚刚接到伯恩斯托夫的电话，伯恩斯托夫让他迅速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秘密文件转到德国使馆，以防美国特工的突然搜查。伊格尔一刻也没有耽搁，放下电话后，他立即从自己的保险箱里把德国间谍网所有秘密文件取了出来，但就在而后他手忙脚乱打包时，美国特工突然闯了进来。
伊格尔情报站的覆灭对整个德国间谍网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也因此掌握了包括电话号码在内的有关德国间谍在北美行动的详尽细节。这样，德国间谍在美国的所有活动都将暴露无遗，即便伯恩斯托夫可以通过使馆的特殊地位继续从事间谍活动，但德国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系统确实是名存实亡。看来大使先生没有枪毙阿尔伯特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并不是这个有些粗心的博士最终把德国情报网推向毁灭。
但这时给波尔克戴上胜利者的绶带还为时过早，虽然就打击德国间谍网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他还是没有预料到，德国间谍会用“黑汤姆岛事件”来完成自己在美国的最后使命。
1916年7月30日，德国特工在纽约的黑汤姆岛上引爆了美国军方存放的200万吨炸药（官方公布的数字）。但值得庆幸的是，事发在深夜，岛上并没有多少人，最后仅仅有三名男子和一名小孩被当场炸死，而装载这些炸药的仓库在强烈的爆炸中片瓦无存。
客观一点说，有限的伤亡注定爆炸现场并没有多么血腥，但刺激人感官的是，被点燃爆炸的竟然有足足200万吨炸药。消息发出后，如果有人担心黑汤姆岛已经从地球上消失可并不是大惊小怪。而民众对德国间谍的憎恨导致对整个德国产生厌恶和仇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让波尔克心里感到安慰的是，美国特工处迅速侦破了这个案件，德国间谍也被绳之以法。民众只是强烈谴责德国人制造的恐怖行为，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情报机构，这着实让不善驾驭舆论的波尔克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心里肯定异常明白，自诩掌握了德国间谍所有行动的“常青藤机构”没有阻止事件的发生，应该算是失职的。
波尔克难得会有这样的反思，对他这样的“精英”来说，不指责别人就已经算是反省了。事实上尽管成功摧毁德国情报网，但他领导的“精英情报机构”总的来说是个纯粹“外向”的机构，它取得这样的“辉煌”战绩也不见得是单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黑汤姆岛事件”前，许多美国人只是认为，德国间谍对美国法律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危害程度是相当有限的。直到黑汤姆岛事件发生，人们才认识到德国间谍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性。但这种危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情报机构”自身促成的。正是由于它的亲英倾向，德国的间谍活动才最终演化成血腥的恶性袭击。更有这样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政府倚重的“常青藤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把美国强行推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参战的诱因当然不是“黑汤姆岛事件”，这个恶性事件只是让美国一些政客意识到政府被英国“操控”的危险性，他们要求政府能够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但这种呼声刚起，“齐默尔曼”事件随即发生，英国人非常巧妙地把“选择权”抛给美国人，这时即便波尔克这样的重量级政客不替英国人说话，美国参战也是势在必行。在亲英思路带领下，这个国家不自觉地站到了战争前线，它已经无从选择。
3．危险的“伙伴”
一辆英国戴姆勒公司出产的“捷豹”牌汽车穿行在伦敦的夜雾中，车上的乘客是美国外交官爱德华·贝尔。尽管确实喜欢车厢里做工考究的胡桃木饰件搭配暗红色天鹅绒地毯营造起的华贵气息，但他并不相信英国外交部深夜召见自己也是如此饱含善意与体贴。
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贝尔在美国时就深得政治、外交、情报等各个“华盛顿圈子”的青睐。他娶了一个同性恋妻子的事情曝光后，他的健康形象的确受了些负面影响。但随后迎娶的英国妻子瞬间又让他在政治圈中熠熠生辉，而这名来自英格兰的大家闺秀也成为他出任驻英外交官的重要因素。
贝尔在华盛顿时就把自己称为“亲英派”，因此伦敦对他的欢迎程度自然高于其他美国人，英国的情报系统更对他的到来显得“欣喜异常”。因为他们相信，随着贝尔来到伦敦，英国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想法肯定会顺利实现。“捷豹”在英国外交部门前戛然而止，贝尔从车上下来，他不自觉地紧了紧自己的领带——一路上他反复想外交部深夜召见自己的原因，到这时心情反倒轻松下来——如果说此时他心里翻腾着“爱国主义”的浪花，倒也不算是夸大其词。
满脸严肃的英国外交部长接见了贝尔，因年迈而行动略显机械的英国绅士并没有忘记给他倒一杯威士忌，然后才向他出示了一份内容很有爆炸性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计划于4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在此情况下，我们要最大可能确保美国的中立立场。如果该目标落空，希望在如下基础上把墨西哥发展为盟友，并肩作战、共享和平、无私援助以及从我们的角度去理解墨西哥立志夺回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地区失去的领土。”
英国外交部长边观察贝尔的神情边解释说，这是1917年1月17日德国外交秘书亚瑟·齐默尔曼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海因里希·范·埃克哈特的密电，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的“40号房间”将其截获并破译出来。由于事关“美国朋友”，英国外交部决定把它交给美国方面处理。
长期活跃在外交、情报圈的贝尔当然知道，在美国的德国间谍网被摧毁后，德国一直争取墨西哥加入“反美阵线”。但据他所知，墨西哥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他觉得英国人似乎又给美国挖了一口井，美国这一次要是掉进去，很可能会在战争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所以他只是反复端详着这封电报，轻描淡写地指出，这样重大的一则情报，自己不能只凭英国方面提供的电报副本就把消息传回华盛顿。
外交部长胸有成竹地说，英国情报部门不能直接把情报通报给美国。因为这么做，德国人会察觉到英国已破译了他们的顶级密码，这样就会对英国日后的对德情报工作很不利。而如果美国政府公开情报是英国获得的，美国民众会认为英国在两国“亲如手足”的关系上留了一手，这对两国未来的发展会有不良的影响。因为这些考虑，英国才选择了贝尔，希望由他做中间人把情报传回美国，而且不要提及情报是英国提供的。当然，英国方面尊重贝尔的慎重态度，只要他愿意做中间人，那英国就可以提供齐默尔曼电报的原文。
贝尔同意了外交部长的要求，外交部长就向他提供了齐默尔曼电报的原文。令外交部长吃惊的是，贝尔竟然颇为轻松地翻译出重要的几句话。
确定了电报的真实性后，贝尔答应自己会在不泄露英国的情况下把情报传回华盛顿。
离开英国外交部后，返回住所的贝尔并没有急着把情报发回华盛顿。随后的几天，他一直观察英国的反应，确认英国方面并没有其他企图后，他才于1917年2月24日把情报发回华盛顿。按照英国人的嘱咐，他说情报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在墨西哥买到的。由于国务卿兰辛在度自己的三天假期，代理国务卿的波尔克接到了情报，他不敢耽搁，第一时间把情报呈送给威尔逊总统。
威尔逊总统正和国会中的反战分子就武装商船问题争辩得面红耳赤，齐默尔曼的电报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当即把电报作为德国威胁美国的铁证拿了出来，声言美国如果不参战，不仅海上的商业利益无法保全，“后院”也要起火。由于情报提供人是贝尔，议员中质疑的声音就弱了很多，参战的决议也很快就得到通过。事实就是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秘密情报领域，美国是被英国牵着鼻子走的，甚至在一些事件上还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蒙蔽。虽然在“常青藤机构”或许是客观的推动下，美国介入了更多的国际事务，但在很多具体事务上，它受到英国的深深影响，即便是后来的“冷战”政策，也是在英国人萨默塞特·莫姆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秘密情报历史表明，英、美之间一直存在一种非常奇异的“友好”状态，这种状态造就了双方交流的“不透明性”。在这种模模糊糊的“友谊”背后，英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美国的“征服”，而美国已经培养起自己的国家气质和新的民族性格，不希望总是被藏在幕后的英国操纵。就在英国试图在美国政府内部大批扶植“亲英派”时，美国也同样希望在英国拉拢更多的“亲美派”。
一战之后，尽管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开始缓慢抬头，但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而这个时期的秘密情报工作也几乎占据了美国外交的主要篇幅，由此可见“U1”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同时在波尔克这个“带头大哥”的领导下，美国秘密情报工作也进入一个空前的活跃期。
只要是波尔克主导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即使是“齐默尔曼事件”的功臣贝尔也无法阻止英国对美国情报界的渗透。当然波尔克并不是可耻的卖国者，只是他在具体工作上对英国太过倚仗，进而使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经常遇到英国就丧失原则。尽管波尔克有时会戳穿英国人的谎言，但更多的时候他似乎要求特工们看英国同行的脸色行事。在很多情况下，特工们照此标准工作往往把美国政府推进尴尬境地，上面提到的旧金山“卡德尔党事件”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