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一提到联邦调查局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前身就是1908年成立的信息情报局。但是，相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1915年又成立了一个机构，在联邦调查局成立之前，它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领头羊。圈内人简单地把它称呼为“U1”。可以说，没有“U1”就没有战略情报局，而没有战略情报局就没有CIA（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美国中央情报局）。但“U1”无疑是一个悲情的部门，因为美国人对于情报部门“战时建，平时撤”的习惯，让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了五年，便关张大吉。不过虽然“U1”是短命的，但它的存在使得整个美国秘密情报史跌宕起伏。由此可见，“U1”在美国秘密情报史当中的重要性。
1．“英国化”的“带头大哥”
不知道着名的胡适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是否注意过一名叫做弗兰克·波尔克的校友。当然，他们成为好友的概率的确不大。主要原因是波尔克是由英格兰式矜持和西部式散漫结合起来的“新式美国精英”，这种具有“咄咄逼人”气质的人很难领会东方文化含蓄与优雅的深刻内涵。所以胡先生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为自己赢得留下画像的机会，却并不见得能成为学生会主席，更别说把美国秘密情报工作推到一个新高度了。
如果这样说会使某些深具民族情感的“愤怒青年”义愤填膺的话，这些有为青年就应该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为自己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至少要像波尔克那样为国家命运既积极参加国民警卫队，又勇敢站出来与纽约腐败的坦慕尼·霍尔派政治集团抗争。这样比起花父母的钱在夜店里勾搭脱衣舞娘似乎更能显出“使命感”。
的确，波尔克一直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己任，但“为国献身”的机会并没有特别青睐于他，这使得他的青春岁月和诸多年轻人一样充满了迷失和困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对前途深感渺茫的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可是令他失望的是，这两所着名大学的学习似乎并没有为他指出前进的方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搞了几年法律工作，接着又和纽约政客恶斗了一段时间，最终也没搞清楚自己该为什么事业奋斗一生。
不过，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还是应该羡慕波尔克的好运气。因为在他没有决定“破罐子破摔”之前，机遇再次光顾了他。当时在一位好朋友的推荐下，他进入了白宫，头衔是“国务院法律顾问”。时间是1915年5月，除了他进入白宫，本月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美国的“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船上有128名美国乘客死亡。威尔逊总统正向德国提出强烈抗议。
波尔克几乎是和辞职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擦着肩膀进出白宫的，布莱恩因为反对美国就“卢西塔尼亚事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主动辞职。出于反战的目的，他管理下的部门出现“秘密情报局”这样的编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如果知道波尔克进白宫是为了组建新的情报机构，他可能连个招呼也不会打。
和倔老头布莱恩不一样，他的继任者前“国务卿顾问”罗伯特·兰辛对情报工作具有强烈的兴趣。甫一接任国务卿，他就立刻把老朋友波尔克招进白宫，对外言称是请他做法律顾问，但波尔克做的主要工作是全权负责建立新的情报体系。据说波尔克当时还有些担心，因为总统对情报工作的态度他还不了解。兰辛对他说，建立新情报体系最大的障碍就是布莱恩，如今老头子已经不在这里了，总统希望新的情报系统至少要比得上威尔基时代的特工处。
兰辛这么说立刻就让波尔克放了心，当威尔逊总统就情报工作咨询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美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搜集外国情报工作的行动，其次是和英、法两国使馆在反间谍方面建立必要联系，同时加强国内的情报监督。
威尔逊总统对波尔克的回答非常满意，全力支持他建立新的情报体系。美国秘密情报史上又一位着名的“带头大哥”由此粉墨登场，而这位“大哥”也理所当然成了“U1”的创始人。
“U1”的隐姓埋名及高度保密性使它无须去压制报道自己存在的新闻，原因就是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所以也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由精英组成的机构工作起来默默无闻，在某些方面非常有效率，堪称未来美国情报工作的楷模。
和阿兰·平克顿等截然不同的是，波尔克创立的情报系统始终强调其“精英性”，作为“U1”的顶头上司，波尔克本人是耶鲁和哥伦比亚两所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副手戈登·奥金克洛斯出自耶鲁大学；特工处被波尔克别有用心地划到财政部后，它的新主管财政部长麦卡杜毕业于“常青藤联盟”中的田纳西大学；派驻欧洲的情报人员艾伦·杜勒斯则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由上面可以看出，这个新的情报机构完全可以称为“常青藤机构”。
不过这个“常青藤机构”改称“U1”是一战后的事情。根据当时已是副国务卿的波尔克的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战争期间涌现出来的专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诸多部门的情报机构最后会聚到国务院属下的一个总情报机构，这个机构就称为“U1”，他的负责人是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波尔克，U是“副国务卿”英文词组UnderSecretary的第一个字母，1是“总部”的意思。它直接领导着“U2”-“U6”这五个部门，这五个部门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的情报的搜集。一般程序是，五个部门把情报整理好后首先呈报给U1领导者波尔克，波尔克负责把这些情报上报给国务卿。
可以说，“U1”使美国秘密情报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在前几个时期，秘密情报工作还不足以成为一项重大的政府工作，而现在随着波尔克领导的“U1”出现，秘密情报开始正式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生根发芽了。
自小在格罗顿贵族私立学校读书的波尔克不可避免地对英国抱有好感。当他还是白宫的高级情报幕僚时，他就出现在一些重要社交场合，但凡英国人，总会得到他礼貌的问候。识货的英国人很快探明他的身份，而他马上也就有了一位来自英国的“密友”，这个人是负责英国在美国情报工作的威廉·怀特曼爵士。
波尔克起初并没有见过怀特曼，他只是和怀特曼的副手诺曼·思韦茨有些不冷不热的来往。声称出于对“常青藤”毕业生的敬重，思韦茨才向他介绍了毕业自剑桥大学且拥有1628年家族历史的准男爵怀特曼。当然，波尔克对具有这样身份和学历背景的英国绅士自然是肃然起敬，成为密友后他很快就把怀特曼捧成华盛顿社交圈的明星，怀特曼同时也表现得既有涵养又慷慨大方，一时成为美国政客们争相结交的对象，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伦敦指派的间谍。
在怀特曼的影响下，“常青藤机构”——未来的“U1”逐渐成了美国亲英势力的代表，它的高层为怀特曼不远万里从伦敦为自己请来“裁缝”而感激不尽，却不知道整个美国情报机构正在逐渐成为英国利益的忠实保护者。“U1”的亲英倾向在美国宣布参加一战前就已经非常明显。
早在1913年，一群印度革命者在旧金山成立了卡德尔党，该党的宗旨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实现印度自治。开始时他们的动静不是很大，但随着一战爆发，德国开始支持他们，主动为他们在印度国内的组织提供军火。英国特工处印度组就委派王牌特工罗伯特·内森赴北美处理这个问题。
1916年5月，内森在温哥华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基地，不过由于美国坚持的中立政策，卡德尔党只要在美国不从事暴力活动，那么他们就受到美国政策的保护，如此一来，王牌特工也无能为力。伦敦方面得知消息后，很快指示怀特曼，让他迅速联系美国情报部门，最好能让美国情报部门出面彻底摧毁卡德尔党在美国的组织。
怀特曼于是找到了波尔克，几乎没费什么劲，波尔克就表示自己支持英国方面。怀特曼小心翼翼地询问，美国总统也许不会同意美国特工逮捕印度人，但波尔克则表示威尔逊总统对有色人种一向有些看法。
虽然得到总统、国务卿的大力支持，但这位“英国式”的“带头大哥”最终还是没有亲自出面替英国人张罗，他只是指示美国特工处全力配合英国人的行动。于是，美国特工便开始在旧金山大肆搜捕卡德尔党党员及印度民族主义分子。
波尔克以为，只要行动够保密，没有人会对特工拘捕几个有色人种在意。结果美国前脚一宣布参战，后脚美国政府违反中立原则及宪法的行为立刻就被媒体曝了光。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国际社会对美国一边宣布中立，一边帮英国行凶的骗子行径纷纷给予强烈的谴责。威尔逊政府更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政府在替英国做事，成了英国的“走狗”，这让他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U1”的开场戏就这样演砸了，除了被英国人牵着鼻子搞了几次大搜捕，这个“精英机构”并没有给国家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由于有一位英国味十足的领导，更让人对它的工作性质产生怀疑——它究竟是为谁工作呢？幸好“U1”是一个不被公开的机构，否则媒体的追问会更加凶猛——波尔克看起来并不像威尔基那样善于驾驭舆论。因此事件发生后，政府已经有人传说，这是一个“短命”的机构，注定不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大哥”就是“大哥”，他不一定每件事都做得绝对正确。至少对波尔克来说，政客们如何指责他的英国化倾向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这个“带头大哥”最终拯救了这个国家。或许任何自诩“精英”的人都有这种通病，一旦在工作中遭受质疑，他们就会耐心地要求大家等着看最后的结果。而与这样的精英不同的是，波尔克竟然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
当一些议员在国会上提醒大家注意行政部门中出现的“英国化”倾向时，波尔克的副手同时也是众议院议员的奥金克洛斯却反唇相讥道，现在不是讨论“英国化”的时候，特工部门从来都没有把“英国化”作为调查监视的重点。根据美国特工处所掌握的证据，美国的威胁的确来自战火连天的欧洲大陆，但却绝不是英国。特工处处长很快替奥金克洛斯拿来证据，那是一份长达200页的调查记录，被调查者是德国大使约翰尼·范·伯恩斯托夫。这200页调查记录的内容是德国使馆电话通话记录，大到德国大使秘密购买军火，小到他和美国情人的私人交谈，全部记录得清清楚楚。
特工处处长解释获取这些情报的过程时说：“当（德国）使馆电话的听筒被拿起时，特工处为侦察而出租的公寓里的信号灯就会亮，当使馆的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们公寓里的电话也同时在响，四名速记员轮流记录。”
议员们的质疑声很快沉寂了下去，毕竟英国人并没有显示出对美国不利的企图或者行动，而德国人在不久之前炸死了128名美国人。现在，德国驻美国大使又出现了种种疑似间谍的行为，到底谁是敌人呢？更重要的是，即使瞎了眼的人也能看得出，情报部门为国家安全而获取情报的确是费尽心机，这样的表现加上搞到如此机密的情报，难道还要承受“无能”的指责吗？
应该说任何一个前任都没有做到波尔克这一步，作为“精英”级别的情报负责人，他针对一件事情的调查在组织安排上的确是滴水不漏的，虽然说“U1”一度成为了英国“友人”操纵的“傀儡”，但同时及时发现了潜伏着的最危险的敌人。即使五五开来算，这位新的“带头大哥”也算是功大于过了。而且整个情报系统士气正高，谁又能说他们不会干出更惊人的事业呢？
2．黑鹰坠落
海因里希·阿尔伯特的公开身份是德国使馆的“商务人员”，他的博士头衔也不是加州西太平洋大学颁发的。至于说美国特工处怀疑他是德国的王牌间谍，也仅限于“怀疑”而已，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的工作就是搞间谍活动。因此他在美国的行动也是相当自由的。1915年7月的一个下午，阿尔伯特乘坐的高架火车停靠到哈里姆站。出人意料的是，哈里姆是个小车站，火车却停留了很久。当然，也许并不久，只是天气太热了，在到达目的地前哪怕再停留一秒钟都会让人觉得时间太久。阿尔伯特先生连抹了几把汗，眼皮子就打起架来。虽然站台上一片喧嚣，但即使是美国女郎与美军上尉的离别激吻也没有为他挡住困意，不一会儿德国博士就沉沉睡去。
火车起步的汽笛声终于惊醒了沉睡的阿尔伯特，他一边嘟囔一边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把外套挂起来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惊恐地扭头看着自己的座位。当发现座位上空空如也，博士重重地跌坐了下来。一双日耳曼式的蔚蓝色眼睛里瞬时充满绝望。
伯恩斯托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到秘密文件箱在火车上丢失的消息，绝望的阿尔伯特在哈里姆给他打电话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当时他真恨不得亲手枪毙了这个拥有高学历的窝囊废。但作为德国间谍组织的负责人，他的任务不是做刽子手而是把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搞得“神不知，鬼不觉”。所以他尽可能用平静的语气安慰倒霉的博士，说文件箱里装的秘密行动细节自己已经知道了，即使该死的英国特工偷去，也不会对德国间谍组织造成什么影响，他只希望博士尽快安全地回到德国使馆，其他的事他会妥善处理。
伯恩斯托夫认为，“文件箱失窃事件”是英国人搞的鬼。其实，偷走文件箱的弗兰克·伯克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特工，他不受英国特工部门调遣，他的直接领导是美国特工处。
受英国人影响，波尔克一直留意着德国间谍组织在美国的活动，根据他的安排，美国特工处不但监听德国使馆的电话，任何出入使馆的人也都成为他们监视的对象。阿尔伯特博士办理入境签证起，就已经在美国特工处的严密监视下了。伯克受命专职“盯”他，当他在火车上睡着，伯克认为机会来了，立刻过去拿走他的文件箱，不久这个箱子便被送到华盛顿的“U1”总部。
让波尔克失望的是，箱子里虽然的确装有德国在美国的行动计划，但并不能完全证明德国大使馆的间谍行为。说到价值，那就是美国人通过这些秘密文件知道，德国有意扰乱为英、法联军提供补给的美国工厂的生产秩序。对波尔克来说，这个情报的价值聊胜于无。
按照波尔克的安排，德国部分秘密文件的内容被登载上了《纽约世界报》。报纸没有透露文件是怎么得来的，但这些被冠以“秘密”的文件内容还是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而美国情报机构这个行为的受益方则是英国。它们因此在舆论宣传上获得了一些优势，至少欧洲人认为德国在“后勤”方面搞破坏的行径有些可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