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刚学习财政学时，就读过许老主编的《财政学》。后来，多次聆听许老的讲座，讲座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许老引用材料、数据如数家珍，当时就心向往之，期待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学者。而今，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老先生一如既往地指点江山，酣畅淋漓，激情满怀，令闻者心悦诚服，谁能相信这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呢？
在研究问题时，许老具有高屋建瓴的大家风范
每每翻开许老的文章，就不得不钦佩老先生高屋建瓴的驾驭水平、一针见血的剖析能力。许老分析问题时，从不就事论事，他总能追根溯源，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层次，追溯到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在他的研究中，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学说和唯物史观，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和史学的深度。
早在50年代，许毅教授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的理论影响，提出了“财政学是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创建了“国家分配论”。
在研究企业核算时，他就发现，企业核算和财政、银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企业的“小核算”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大核算”，即宏观经济。这一观点，在当时中央组织举办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上提出后，许老开始在经济理论界以“大核算”代表的身份出现。
1993年，许老又提出“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他明确指出，提出研究广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命题，目的就在于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研究财政理论与政策。
当前，许老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解决三农问题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方面。通过对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的实地考察调研，一向关心农民群众疾苦的许老指出：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只在一些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修修补补是没有出路的，要使农民致富，就必须对现有的落后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必须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入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样，农业产品才能由过去的小商品发展成为大商品，进入城乡大市场，并走向国际市场。这样，三农问题的解决，就上升到大生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层次上。
视野开阔方能融会贯通，总揽全局便可挥洒自如。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许老从不局限在财政经济的狭隘圈子里，他擅长对经济问题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大家风范。在哲学、经济史学以及市场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多个学科，许老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也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同。许老是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咨询委员、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财政学会等多个学会的顾问、北大、人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协会选举为该会年度会员，并被收入《国际名人词典》第21版中。同年，又经国际传记协会理事会考察认可，被收入《世界名人名誉册》。
在治学方式上，许老强调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许老高度重视方法论的科学性，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许老具有长期在部门工作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预算处处长、税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交财务司副司长、基建财务司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等职务。在财政部科研所主持工作时，他一向反对脱离实践的经院式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研究员曾称赞许老：“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许老理论功底深厚，但他研究问题时从不空对空。他一贯强调，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实施，还是实地的调查研究，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本人的研究工作，正是一个随着时间和认识而不断深入的过程，形成了“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总结理论，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再达到更高的理论高度”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许老强调，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都必须既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脉相承，又做到与时俱进。一切研究都要从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否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都会脱离实际，出现偏差。
许老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为经济决策服务。对革命和建设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许老，在从事财政科研工作后，并没有吃老本，仍然深入基层，与各方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倾听来自第一线的意见。他不仅坚持自己这样做，而且用这种科研作风影响着周围的科研人员。
这位不懈探索的老人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即使在今天，早已过耄耋之年的许老仍然四处奔忙，与基层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同志进行信息交流。他每年在北京以外进行调研，参加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几乎占去全年三分之二的时间。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许老的调查报告和专业论著总是内容鲜活、材料丰富、透彻。这正是他一贯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结果。也正是这种长期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使许老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题报告，总是在实际工作部门得到强烈的反响。
作为一位知行合一的学者，许老的思维是开放式的，他善于吸收和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许老曾指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地谋求发展。在此形势下，我国应积极地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但这种往来只能在保证本国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进行。开放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发展和壮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1979年，他与杨纪琬一起，在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开始招收西方会计硕士研究生，1983年起招收博士研究生，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会计人才。
作为学者，许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许老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至今已有60多年党龄。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他无时无刻不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系于心上。作为学者，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党员，他满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早在1938年，许老就与同学一道，自发组织“战时抗日救亡宣传队”，向四乡的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1958年，他质疑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与工资政策》，认为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1963年，担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已有五年的他，却向党组织提出调到财政部科研所当所长，以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即使在十年浩劫时期，长达八年的劳动改造也没有使他消沉，劳作之余，他坚持学习，通读了《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阅读和思考使他的思想意识达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当年探索救亡图存真理的热血青年，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但老人的赤子之心依旧火热。改革开放以来，许老已过花甲之年，但他精神面貌之振奋，学术思想之活跃，著述成果之丰富，科研活动之繁忙，都是空前的。当其他的老人离退休后，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时，许老却依然以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时期的财经理论研究中去，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他密切关注时代脉动，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形成了关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一系列真知灼见，真可谓是“晚霞粲然逾晨曦”。
可以说，财政学界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重要阶段都饱含着许老的关心和指导，浸透着他的心血。1978年，他建议在财政部科研所内设立研究生部，使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成为第一批研究员兼研究生导师。1981年，许老本人成为全国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并当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20多年来，许老授业育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高级财经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现在，经他指点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成为各条财经战线的骨干和领导。本人虽没能成为许老的嫡系弟子，但这些年来许老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绝不逊色于嫡亲的师生关系，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1981年访美回国后，他同杨纪琬、刘志诚等共同努力，在国内举办了一系列西方会计、税法讲习班，协助有关部门派送了干部和研究人员到当时的八大会计公司实习，为我国的财会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做了相应的人才准备。他曾花费近16年时间，带头整理了关于清代以来外债的历史资料，实现盛世修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许老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使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的领导下，《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本系列丛书得以顺利编撰出版。
“苟令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这就是许老的胸怀。为学者，他不拘泥，不教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文者，他不八股，不浮夸，针砭时弊切中要害；为尊者，他不骄矜，不自大，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为师者，他不追名，不逐利，诲人不倦循循善诱。财政部老领导戎子和称赞他是“财经学界的先锋，理论战线的卫士”。
“90岁的年纪，60岁的身体，40岁的精神，20岁的神气”——这是熟悉许老的人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每当脑海里浮现出许老辛勤奔忙的身影，就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懈怠。
今年是许老90大寿。我们衷心祝愿他福寿安康，谱写出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