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王刘恒因为长安发生诸吕之乱，被迎入未央宫登基，这就是汉文帝。因为代王后在没进长安的时候就去世了，汉文帝即位几个月后，窦姬的大儿子刘启在刘恒诸子中年龄最大，被立为太子，窦姬也就成了皇后。吕后老太太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原先在身边伺候自己的宫女，后来竟然接替自己，成了长乐宫的主人。我们不清楚窦家女子在吕后身边工作了多少年，但是从她后来的表现看，她从女强人吕后那儿，还真的继承了一些东西。
窦皇后有一个弟弟窦少君，曾经被人掠卖为奴，先后转卖十多家，流落到宜阳山中烧炭。一次山体滑坡事故中，一百多个同伴都遇难，只有他一人幸存。这位窦少君后来到长安和姐姐相认，他的儿子被封为南皮侯。看来，窦猗房大概并不是出身在富贵之家。
窦猗房后来因病失明，是真实的。她的从兄弟的儿子窦婴在平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因军功被封为魏其侯，也是真实的。司马迁还记载，窦太后喜欢黄帝、老子的“淡泊无为”的学说，在她的影响下，皇帝、太子和窦家的老少贵族们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崇黄老之学。她为了维护黄老之学的尊贵地位，让辕固生去和野猪搏斗，可见这位老太太不仅偏执，也是够狠心的。幸亏汉景帝递给这位儒生一件兵器，才使得他免于一死。儒学学者赵绾、王臧被汉武帝看重，进入执政集团上层，然而最后被治罪，被迫自杀，主要责任人也是太皇窦太后。窦猗房晚年成为守旧集团的领袖，在汉王朝从“无为”到“有为”的历史转换过程中，也是一种必然。
刘彻刚刚即位，就尊祖母窦太后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一个多月之后，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不久，汉武帝又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两位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亲属都受到重用，一位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一位担任最高军事长官。
窦婴和田蚡的任命，可能还是太皇窦太后和王太后的主意，也可能是汉武帝综合平衡两位女性家族长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但是也有汉武帝个人的倾向在起作用，因为我们看到，窦婴和田蚡，都是热心儒学的贵族。
两个外戚家族的代表并列于最高执政集团的最高层，合作管理朝政，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
窦婴是窦太后从兄的儿子，汉文帝时，曾经做过吴相，后来因病免职。汉景帝即位之后，任管理皇后和太子家事务的詹事。
在太皇窦太后和王太后行使政治权威的日子里，少年汉武帝没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汉武帝即位之后的第9个月，就颁布了要求臣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的著名的诏书。他又亲自策问以古今治道。汉武帝诚恳地表示，他希望知道“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对于“精心致思”的学者们的指教和启示，愿意“垂听而问”。
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予以“更张”，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其内涵，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的境界。这是儒学政治学说提出的理想境界。
从表面上看，董仲舒曾经提出“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似乎是全面否定变革的。然而，他一方面认为作为政治基本原则的“道”，绝对不可以“变”。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肯定了“改制”的合理性。他甚至还曾经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也就是说，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其道变”，也是正常的，合理的。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主张“大一统”，应当成为政治文化的定式。他感叹道，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持一统”，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相异的学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民知所从。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的根基。
董仲舒的意见得到汉武帝的赞许。他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
当时以“贤良”身份进入上层政治生活的读书人，来自不同的学派，甚至有有遵循当时不受重视的法家和纵横家之学的。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指出“贤良”之中有研究申不害、韩非学说的，有研究苏秦、张仪策略的，应当统统取缔。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认可。
汉武帝即位初，随着窦婴和田蚡这两位倾向儒学的贵戚担任丞相和太尉，倾向儒学的赵绾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王臧被任命为郎中令。儒学的势力在朝廷中显著上升。赵绾还把他的老师申公介绍到朝廷来。汉武帝会见申公，请教治乱之事。申公已经80多岁，回答道：要天下实现安定，“不至多言”，也就是不要多说话，强调只要力行实践就可以了。当时，汉武帝喜好文词，听到申公“不至多言”的意见，没有作声。他任命申公作太中大夫，参与讨论设明堂以及巡狩、改历、服色等事。
太皇窦太后本来就专好黄老之学，不喜欢儒术。赵绾又建议皇帝行政不必向东宫请示。太皇窦太后于是大怒。她派人私下调查赵绾和王臧违反法制的行为，转告汉武帝，要求惩处。汉武帝不得不将赵绾和王臧下吏查办，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也都被免职。
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自杀，申公因病申请免职回乡。
汉武帝进行的这一次权力试探，遭到了严重的挫败。
宋代学者胡寅《论西汉女主之祸》说道：“汉母后豫政临朝，不必少主，虽长君亦然。窦太后好黄老，恶儒士，儒士多不得进。赵绾、王臧欲助上兴制度，则发其奸利寝之。窦婴，兄子也，恶之则除门籍，喜之则为相。”说西汉女主专权，不仅是在天子年幼的情况下，天子成年之后也是同样。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讨厌儒生，儒生于是难以进入上层集团。赵绾和王臧想帮助汉武帝创立新的制度，竟调查举报其违法行为阻碍这种变革。窦婴，是自己兄长的儿子，讨厌他的时候则除去门籍，喜欢他的时候就任用为相。
汉武帝能够大胆地独立地发表见解，作出决策，制定政策，督促落实，都是在太皇窦太后去世之后。
窦太后对朝政特别是对国家指导思想的影响，演出了文景时代“无为”政治的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