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是汉高祖刘邦和薄氏所生子，公元前179年，以代王身份入主长安，成为西汉王朝的皇帝。刘恒由藩王地位上升为汉帝，具有地方行政经验和比较了解底层社会情状的知识基础，又能够谦虚谨慎，克己勤政，他开创了比较清和，比较明朗新的政治风景。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最后以“太史公曰”形式发表的历史总结中，以孔子善人治国“胜残去杀”的话赞美汉文帝，又感叹道：“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
《汉书·刑法志》也有相关的论说：“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序也。”司马迁以为汉文帝“胜残去杀”，堪称“善人”“治国”。班固的评论，所谓“拨乱”，所谓“德教”“仁道”，所谓“为国者之程序”，也表达了对这种政治风格的肯定和赞美。
刘恒做皇帝，并不是刘邦的选择。刘恒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通过特殊的政治程序成为最高执政者的。
所谓诸吕之乱的平定，其实是朝廷老臣和诸侯王势力合作的结果。
《史记·吕太后本纪》说，“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刘章得知相关情报，私下告知兄长齐哀王刘襄，“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希望刘襄发兵西进，诛杀诸吕，自立为帝。刘章愿意在朝中与大臣作为内应。齐王刘襄准备发兵，齐相召平不听。八月丙午这一天，刘襄准备派人杀死召平，召先举兵围刘襄，刘襄于是杀掉齐相召平，以计谋联合了琅邪国的部队，向西进发。刘襄向各诸侯王发布文告，分析当时形势说：“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谴责“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以为“宗庙所以危”，宣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相国吕产等派遣老将颖阴侯灌婴率军迎击齐军。灌婴行至荥阳，内心分析形势，以为诸吕以权势控制了关中，企图危刘氏而自立，如果我破齐还报，则助长了吕氏的政治野心，于是止军不进，屯驻荥阳，派使节与齐王和其他诸侯联络，相约待吕氏发动变乱时合力诛灭。齐王得到这样的政治信号，退兵到齐国的西界，等待时机。长安方面，周勃以非常手段入北军，取得指挥权，朱虛侯刘章杀吕产。吕氏家族都被诛灭。
可见，所谓吕氏之乱的平定，是“大臣诸侯”合力完成的。然而后来从“诸侯”中选定最高权力者，却是由“大臣”们决定的。
诸吕势力被清除后，大臣们私下商议，以为少帝并不是汉惠帝的后嗣，只是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现在诸吕已灭，然而小皇帝是吕氏所立，等他长大成人，我们都会遭到报复。不如选择诸侯王最贤良的立以为帝。
有人说，齐悼惠王是高帝长子，今齐王是其嫡子，作为高帝的嫡长孙，可以立为帝。
大臣们都说，吕氏正是以外家恶而几乎危害宗庙，伤及功臣。今齐王母家驷氏，而驷钧，恶人也，如果立齐王，必然是又一个吕氏。
又有人提议立淮南王，也因为年少，母家又恶，遭到否决。
随后代王刘恒被确定为适当的人选。大臣们说：“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以为刘恒是刘邦的儿子，素称“仁孝宽厚”，太后薄氏家风“谨良”，迎立为帝，最为适宜。
于是派人前往代国召代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