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喜形于色从书架上拿出《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司马光的出众才华和高尚人格，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专制社会下统治者的重视具有极大作用。今日我们仍然有福气阅读《资治通鉴》，得益于宋英宗、宋神宗对这部书的重视，特别是宋神宗为这部史书所作的序言。最高统治者为一部书写序，不要说在封建时代是不得了的事，就是现在，也会使这部书身价大增。这样说似乎严重了，但确是实情。
写成《资治通鉴》，不消说，司马光渊博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起着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一点，任何支持都没有用。然而，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我们会不会看到这样一部取材广泛，网罗宏富的书很难说。
司马光虽然自幼喜欢阅读历史著作，但要写出一部不同以往的作品，只靠个人的力量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他在给皇帝的感谢信中说过。那时当政的宋英宗爱好历史，他看了司马光写出的几卷《通志》，多所鼓励，并说书名应该加以改动。由于编纂一部大书是相当繁难浩大的工程，宋英宗不仅在精神层面加以鼓励，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支持司马光，如“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即是说政府供应纸笔墨砚，可以借用国家的图书典籍，也可以向私人借阅图书。并同意设立书局，让司马光推荐人才。从此，这部编年体史书又进入了集体编修的新阶段。后来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皇帝位。
宋神宗对撰修典籍的工作更加重视，书尚未编成，就让司马光先行进读。此外，宋神宗还指出，编写的要领应该“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后来宋神宗又将司马光编写和进读的《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熙宁元年（1068 年）二月，《资治通鉴》还未完成，宋神宗撰写并书《〈资治通鉴〉序》一篇，当面授予司马光。宋神宗还赐给司马光颍邸旧书两千四百卷，作为修史的参考资料。
宋神宗在《序言》里指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用它作为学习历史的最高准则。司马光一心一意写书，不过问政治上的事，神宗也不要求司马光在行政上有成绩，工资照发，待遇也没有改变。客观上为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创造了宽松环境。
元丰七年（1084 年）十一月，全书 294 卷修成呈上。神宗皇帝非常高兴，下令嘉奖相关人等，赏赐银、绢、衣带、马匹，又对宰相、执政大臣等夸道：“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元祐元年（1086 年）十月，国子监获准在杭州刻版。七年（1092 年），《资治通鉴》版成。从此时起，这部伟大著作进入了人们的眼帘。
不论何种体制，完成一件事，领导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支持不是一种空洞无物的表态，空头支票会使支持变得轻如柳絮，变成苍白无力的语言游戏。支持是精神的鼓励，是物质的输送。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之时，必是皇帝对创作者多支持少干涉之日，顶不济，也是虽然谈不上支持，但也说不上干涉，更不会倾全国之力反对。也就是说，创作者置身的环境比较宽松。
如果高层支持与否的作用仅止于“产作品”，也就罢了，实际上，这种支持与“毁作品”也有很大关系。宋哲宗即位，因年幼，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宰相。哲宗亲政后，重新重用新党，对旧党（元祐党人）处分甚重。虽然司马光已死，可仍被追贬，几乎被破棺鞭尸，《资治通鉴》也面临被毁版的厄运。周辉《清波杂志》卷九“毁《通鉴》” 一节云：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
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遬旌？”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
《资治通鉴》险遭毁版的事发生在绍圣四年，是由蔡京之弟蔡卞提议的，具体负责人是他的同党林自。此事被太学博士陈瓘闻知后，特意在太学的考题中，引用宋神宗所写的序文，蔡卞因此不敢再提毁版之事，将《资治通鉴》的刻板束之高阁了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有类似记载，世人多认为李焘的材料取自《清波杂志》。
可以说，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关怀，一方面促成了它的编纂，另一方面保护了它后来的完整。专制社会，高层的一个字、一句话就可以救活或毁灭一个人、一个团体。盖专制之下，一本书的去留，并不取决于书自身于人是否有益，而是取决于权力者的态度。就如《资治通鉴》，它的存废在蔡卞之流那里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宋神宗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