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之时，秦国为强者之一，所谓“战国七雄”中的“七雄”就有秦国。但其强大，不是从来如此，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楚国和魏国则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时秦国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
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秦孝公力图振兴，下令求贤，修德行武，进行了一场重大改革，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到秦国去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都是这次改革的结果。杜佑《通典·田制》说：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杜佑所言，侧重的是经济改革，实际上，秦能吞并六国，是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成功之处，恐怕还在于握有权柄的人在观念上把人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尽可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秦用他国人》一节，其中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但六国所用之相，都是它的宗族及国人，独独秦国不然，建立霸业之初就重用外国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洪迈是否夸大其词，姑且不谈，因为“听之不疑”之类的话太满。秦国一度曾想全部驱逐“诸侯人来事秦者”。但不管怎么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离不开人才的，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因古今和中外而有区别，也不因战争与和平而存悖异。战国时达官贵族大规模养士、三国时曹孟德的“唯才是举”，都属于重视人才的行为。只就战国时代来说，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当然，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中蕴藏的现实原因。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分析说，六国为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至于四君子养士，为“入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假如形势变了，和平取代了战争，统一代替了分裂，四君子们是否还会如此对待人才呢？假设历史是荒唐的，但似乎也不是毫无意义。倘若以为四君子们、曹操们一度重视过人才，就认为我们有倚重人才的历史进而陶醉起来，那才真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呢！
然而，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是很模糊的，李世民认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李世民的大臣封德彝却觉得“于今未有奇才耳”。历史上很多皇帝任用小人，实际他们并不觉得那些人是小人，“小人”云云，是后代总结教训时得出的结论。任用“小人”的皇帝，没准儿以为自己任用的是纯而又纯的人才。《世说新语》载，汉元帝与大臣京房讨
论历史，说到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元帝认为“其任人不忠”，京房问：“知不忠而任之，何邪？”这时元帝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元帝所说的是实话，天下没有一个人会故意任用“小人”。最后却出现天大的误差，根本原因在于标准不一致，人们使用的词汇虽然一样，所指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就如今日一些人口喊选拔人才，最后选择的却是庸才，却是口言善身行恶之人。
出现这一结果，除了有人故意如此，不少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人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此处涉及的“才”与“德”之论极是，历代君主也把《资治通鉴》作为治国的参考书，然而我们的古圣贤之书太偏于讲解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缥缈得很，让人发怔。然而历史不等人，就在你发愣的时候，大好时光已经逝去。可以说，如何把理论用于实际，是一个古老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