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读过一篇从经济学角度探索反腐的文章。文章提到了西奥博尔德的六种反腐败方式：一次性清洗运动，常设反腐败机构，非政治化手段如军管，道德建设，建设官僚队伍，缩小腐败行为的机会。文章认为，前三种基本无效，比如常设反腐败机构，虽然拥有受训的专门反腐人员，但是它最终依赖于掌权者的良好愿望。它只能对付小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文章说，腐败存在的基础是政府控制的权力过大，因此第六种方式，即下放权力，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此论是耶？非耶？不谙经济学的人无力置评，但文章在世人都发表反腐高见之时，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人类社会，令人获益甚多。可见学术问题非得各类观点相切相磋，才谈得上深入研究；倘视别人为异端，只有自己才全盘正确，以邻为壑，细说起来仍是陷于妄自尊大的“天朝”思维不能自拔。学术发展须有宽松的环境，一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二是不深文周纳，不做无端演绎。
这些都是旧语陈言，就此打住吧。不能不令人思忖的是，文章所指出的那种怪状：一些反腐措施“只能对付小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为什么具有生存空间？西奥博尔德是外国人，他观察到的现象，居然中国也存在。显然，在人性方面，地不分南北，人不讲东西，“国情”后面站着“世情”。
自古及今，权力持有者一直寻找反腐的有效手段，反腐措施也日益周全、细密。然而，仍然贪污腐败相随属，缺乏对大贪官有效约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何为有效？在现实中而不是在理论上，不仅能够制伏甲，而且能制伏乙、丙、丁，即任何人不论官阶高低，都必须在规则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力，调整自己的言行。倘若只有小百姓、小衙役、小官员遵守游戏规则，大官大吏却可以视规则为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那种规则其实是毫无约束力的，是无效的。“民主”、“监督”等等，只有在法律规则之内运行，才会发生实际作用。
晚清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写信对李鸿章说：船坚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监督之类虽不属于物质范畴，但只借来几个概念，而忽视其发挥效力的环境，未必不弄个猪八戒照镜子。当社会上只有空洞概念的时候，无论这个概念多么华丽，最终也只能沦为“国妖”“国贼”的玩物。世人常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与这种原因相关。
贪官是如何长成的？不管他多么贪，也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由小贪官孵化而成。不论小贪大贪，他们身边的律令条文都会很多，怎么还能不断孵化，无休无止呢？其实这就是缺乏法律环境造成的。比如，一个坐在台上的大官，可以指着台下的人大讲特讲“拒腐蚀永不沾”的道理，他自己却不包括在内，也就是一切规则都是为别人设计的，他自己则可以任意而为。在一切规则充满随意性的社会，实际比无规则好不到哪里去。素常我们以为，贪官毫无本领，只会溜须拍马取悦当权者，而当权者只知敛财，毫无能力。实际上这是泄愤，是不公平导致的愤怒。
荀子就曾说过，口言善，身行恶，是国妖。然而几千年来，满嘴“仁义道德”者仍然如鱼得水，手段拙劣、陈旧的贪腐者仍然屡战屡胜，其中原因何在？
据记载：和珅做了大学士以后，“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对一些官员而言，不论古今，终极目标就是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攀援上和珅之后，整个统治集团有恃无恐，或索贿，或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乾隆前期贪污案少与后期贪污案多，实际都是随意性极强的法律结出的果子。法条不确定性，可以使果实硕大，也可以使果实僵小，一切以乾隆的好恶而定。这不是只凭个人的道德操守就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