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公元前 607 年，作恶颇多的晋灵公对主政大臣赵盾的屡次劝谏极为不满，派人刺杀赵盾。赵盾被迫逃亡。就在赵盾出逃期间，其族人赵穿将灵公杀死。赵穿弑君后，赵盾才回来。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为“赵盾弑其君”。赵盾当面否认“弑君”之说，辩解灵公之死与自己无关。董狐解释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认为，赵盾虽没有亲自杀死晋灵公，但他是“正卿”，逃亡时还没有越出国境（仍然承担防止国君被杀的责任），回到都城后又没有追查凶手，因此应负“弑君”的责任，记录为“赵盾弑其君”是合情合理的。董狐说明理由后，赵盾不再争论。因此直到现在，史策上记载的此事，仍是当初董狐先生的“赵盾弑其君”。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即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从孔子对董狐及赵盾的赞赏看，他对良史和良大夫是很推崇的。然而，不论良史还是良臣，皆不易得。
再举个比“赵盾事件”早发生了 50 年的事情。还是《左传》中的例子。《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庄公与国相崔杼之妻棠姜私通，崔杼于齐庄公五年（前 548 年）组织人杀死了齐庄公，然后立齐庄公之弟姜杵臼为国君（史称齐景公），自己担任右相，独揽齐国大权。崔杼想在历史记录中做点手脚，把人为的灾祸说成自然现象，希望太史伯将此事记录为齐庄公病死。太史伯“花岗岩”脑袋，如实记录为“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死太史伯。继任的太史仲依然照实记录，又被崔杼杀死。
继任的太史叔还是如实记录，也被杀害。继任的太史季仍坚持如实记录。
崔杼无奈，只得作罢。这个时候，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因为如实记录，死了三个记录者，觉得太史季的结局也不可乐观，准备接替太史季继续如实记录。太史伯等四兄弟和南史氏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感召着人们。
何谓良史？不媚俗不媚权，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追求真实就是良史。我觉得，不易的所在即在于此。换句话说，做良史不是宣誓一下那样简单，而是和得失紧密联系，要有所失，甚至是牺牲生命的“大失”。有失，就意味着不易。具体说，社会政治环境，治史者本人的德行都会起制约作用。其一，史家要有相对的独立人格，不因某一人与当权者的龃龉或乖顺而成为与权力关系的范例，或者成为最高统治者塑造史家的模式。比如，崔杼杀了太史伯后，他的几个弟弟仍然照实直录，并没有以为太史伯的命运就是所有史官的命运。在这里，崔杼仅仅是干涉史家记录的一个特例；崔杼杀掉太史叔以后，也没有气急败坏的从朝中撤掉太史一职，而是仍然让太史季参与其事，同时也没有一直杀个不停。设若史官没有独立性，所谓直录只能是幻想。
当然，崔杼也许未必不想将史官全部杀死，未必不想用强制力量撤掉史官一职，但环境不让他任意作为。“赵盾弑其君”的年代，正是思想多元化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不是标榜思想自由的幌子，当权者在这种环境之下，对史料的裁剪不会以自己的观点为是非。《左传》记述晋灵公时并未隐其恶，也没有颂其善，而是详列其荒诞暴虐之事。可见其褒善砭恶实事求是，不因身分高低贵贱给予不公正的评价。董狐们固然值得称赞，但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刘知几认为，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董狐不仅做不成“良史”，弄不好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司马迁作《史记》时，虽然已经不是董狐时代了，但仍然敢对当朝帝王汉武帝说三道四，不能不说那时的环境中依然存在些许《左传》时代的流风余韵。
秦汉时期王朝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通过垄断言论视听，可以获取更尊贵的地位。但周王朝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却并不是这种专制政权。众多小国及邦族势力，使权力者不得不取联合的姿态，以互相合作、互相依靠获得生存、延续及发展的资格及权利。因此，君主对于这些小国和氏族，并不能随意施加荣辱行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为文的禁忌就少了许多，史官最为赞赏和推崇的政体，也是一种以君主为中心的群臣谏议政体。《国语·楚语上》中，楚左史倚相曾对这种政体作过描述：九十五岁高龄的卫武公告诫国人，从卿以下到大夫和众士，只要在朝中做事，不要认为国君老了就不提意见，哪怕只有一两句谏言，也要转达给高层。于是史官不停地书写，把意见和建议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这种政体，既非君主专制，亦非贵族共和，更非民众民主，而是一种既有君主为主导和中心，又充分发挥了群臣乃至一般士人智慧的谏议政体。春秋战国已降，史官的地位低了又低，降了又降。
司马迁就说过，那时的朝廷对史官“倡优畜之”。到了后来，史官的命运比司马迁说的还惨。清初因修史，而数兴文字狱，不少史学俊彦掉了脑袋。仅庄廷鑨《明史》一案，就有七十人同时被凌迟、重辟、处绞，其中多是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国家的贤才，比如其中的史家吴炎、潘柽章。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传播思想和激发他人的思想，就是一句空话，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会随时熄灭。而缺乏思想的社会，只能不断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根本谈不上思想的进步。禁书和文字狱是反文化的，最终会戕害社会文化的发展。清代文字狱，极大挫阻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在无形之中影响一世学者研究路向。
其二，借用唐儒刘知几的话说，做史、论史的人必须具有史才、史学与史识，才可称为良史。史才，大抵指文才、文采，也即“辞章之学”，但又不以文害意，反被文采所驾驭。使用简捷的文字，表达出深邃、隽永的思想，是史家最高的境界。史学，是指专业知识。史识，则是识见，义理。三才之中，以“史识”最重要。有才有学而无识，只能是“书橱”类人物，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家。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清代的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的心术有两类：一为史家心术之邪正，二为史家心术之修养程度。史家著史要忠于客观史实，秉笔直书的学术品德，就是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
随便举个例子吧。东晋时桓温专权，海西公太和四年（369 年），他率兵五万北伐前燕，结果晋军大败，死伤三万余人。参军孙盛在《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吃败仗的经过。桓温大怒，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但是，孙盛不畏权贵，不接受儿子的请求。儿子只得瞒着父亲，偷偷删改了当权者忌讳之处。桓温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历史。后来东晋孝武帝广求异闻，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那段历史也就有了重现人世的机会。还有，前秦苻坚之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史官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苻坚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因负责编修史稿的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
当然，做良史之不易，并非只涉及环境和史德这两个因素，比如说，坚持公正、客观原则的董狐，他所记录的历史，其真实性也还是有问题的，但他为什么被视为良史呢？这与当时社会所信奉的道德观、思想观有关系，与后世的封建统治者良苦用心有关。历代统治者，在坐稳了江山之后，都会希望自己的统治从一世、二世一直延续到百世、万世，所以，对符合政治秩序的价值观，必然予以充分肯定和宣扬。从这一角度讲，董狐被万代传颂也就不奇怪了。可见，良史的界域是会受许多因素牵扯的。
然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威逼”和“利诱”如两把锋利的钢刀，始终高悬于史官的头顶之上。不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也有不少人因奴颜婢膝而分得一杯羹。权力与权利，如罂粟花一般施展着娇艳魅力和销骨吸髓于无形的魔力，史官的品德和职业道德，无时无刻不受到磨洗、锤炼和锻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