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 年），中国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一心想改变雍正皇帝峻急统治的乾隆大帝，兴起了他当政以来的第一场文字狱——“孙嘉淦伪稿案”。这也就是历史上所指的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51 －1776）的文字狱高峰。
在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文字狱有近 20 起，令士人屡遭挫辱，然而仍有不怕死的硬骨头，比如唐孙镐上书，坚决反对对吕留良的处理，刀锯鼎镬在所不惧。不过总的讲，已是彻底粉碎了士人的精神气节和社会责任感，使士人变成了视皇权为马首的奴才，甘心充当御用者。乾隆朝的文字狱，进一步扼杀了残存在士人心里的忧国忧民精神，以皇帝是非为是非，不敢多说一句话，低眉俯首，做了十足的应声虫。大学士梁诗正总结出为官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士人远离政治与现实，单单从某种角度看，这也许谈不到不好，关键是这种研究路向不是士人自己愿意选择的，而是生存发生严重危机之后无奈的抉择。闭口不谈政治、身心远离现实，成为当时士人求生的行为。把士人、官员培养训练成奴才，在国家无事的太平年景，无所谓好与不好，可一旦国家需要真知灼见的时候，只会歌功颂德、磕头如捣蒜的人物，能贡献什么呢？
可想而知，孙嘉淦，这个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的人物，在这种环境下命运会多么令人沉思。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帝即位后，孙嘉淦上书：“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令雍正十分生气，对诸大臣宣示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说：“朕亦且服其胆。”（《清史稿·孙嘉淦传》）以后，孙嘉淦仍不识相，遇事每每有所陈奏，雍正很不高兴。雍正十年（1732 年）抓他个过失，革职拿问。刑部拟斩，雍正帝特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可著在银库行走。”
乾隆即位，孙嘉淦被擢用。“被擢用”的孙嘉淦，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三习”为“耳习”、“目习”、“心习”。大意是君主往往开始听得进逆耳忠言，也能做到礼贤下士，可在高位的时间一长，颂扬话听多了，臣工敬畏的样子看惯了，就容易生出自傲辱人的心理。“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曾文正在《鸣原堂论》中说，“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
这不仅是清王朝统治者的脚下的泥沼，而且是一切统治者容易堕入的深潭。
此疏的语气，与上疏雍正的时候大不相同，所用辞藻少了几分锋利、增加了相当程度的舒缓，可意见仍然是尖锐的，仍具有过去的锋芒。孙嘉淦仍然在履行着知识分子和人臣肩负的责任。
孙嘉淦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疏当朝作了宣示。这更使孙嘉淦“声名日隆”，更令朝野正直之士大为仰慕。
不过，孙嘉淦这种直谏的勇气并没有坚持多久，最终在皇权的打击与恐吓之下蜕变了。
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假托素有政声的孙嘉淦之名，撰成以指责乾隆帝“五不解十大过”
为主要内容的奏稿，意图制造舆论，以阻止乾隆帝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伪奏稿”在全国各地暗中流传开来。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他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至十六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查获传抄伪稿犯二百八十余人，而湖广、江西更多于四川。在追查的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扳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暴露出吏治的种种弊端。十八年二月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奏，卢鲁生、刘时达凌迟处死，鲁生之子锡龄、锡荣斩立决，亲属照律缘坐。至此，历时一年又八个月之久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方告结束。
此案对孙嘉淦的影响很大。这位在封建官场“扑腾”了几十年的大臣，从中了进士以后，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看到了太多的文字狱，他熟识的、不熟识的许多人都因文字丢了命。
事实上，孙嘉淦对文字也是很注意的。经过多次坎坷之后，他对文字比以前要慎重许多。他喜欢著书，做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帝训斥了一顿，后来他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了，其他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此后，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并为自己搞了个“八约”以自戒。“八约”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史家为孙嘉淦所作的传记中窥知一二：“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到了晚年，孙嘉淦更善于逢迎帝旨。
但无论他如何谨慎小心，置身于专制的环境之中，不可避免要因言获罪，更不可避免遭受牵连。在追查伪稿期间，孙嘉淦被吓得心惊肉跳，面对着围在身边哭泣的妻儿，对以前所作所为深表后悔。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
由直谏到舒缓再到悔恨当初，孙嘉淦变了，变得如同奴才。他的仕途生涯，是清代士风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缩影，说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把士人的气节芟夷殆尽。传统的读书做官变成了读书做官做奴才。做了官之后，顶戴花翎下的头颅，不再具有任何思想深度，相反倒往往成了庸俗猥琐的遮掩物，士人只剩下追名逐利一条路了。
《康乾盛世历史报告》有段沁人骨髓的话：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可能随时熄灭，而起不到传播思想和激发人的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思想的积累，就谈不上思想的进步。因为我们不能总是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所以，禁书和文字狱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存在于无形之中。这可以解释：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好几百年了，为什么人们仍然奴性十足？其实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智慧，也不是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贵，而是历史遗留的痕迹太深刻，人的灵魂被历史那件巨枷压在中间。世人多有哂笑我中华缺乏思想巨人者，实是知晓其一不知其二。产生思想巨人，不仅需要个人具有强烈愿望，更需要土壤和深厚的背景，假若缺乏后者，前者也就不复存在，孙嘉淦就是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