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1862 年生，浙江平阳人。初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后更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再改名衡，以名宋衡终。
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宋恕多次使用“胆怯”、“畏弹射”之类的词语。
比如，1899 年 9 月 23 日《致饮冰子书》云：“以处窄天地之中实无可奈何，不能不胆怯也。”1906 年给贾佩卿的信中一再说明，自己的著作大都没有出版，“皆以其中甚多反对当代贵人之论，畏弹射而不敢出版。”
宋恕为什么使用诸如此类的词呢？唯一的解释是戊戌政变之后学术政治化的环境，使他的生活受到影响，情绪变得惶惑低迷，不敢发出声音。查其文字，戊戌之前，这样悲观、畏惧的言辞是少见的，只是经过戊戌政治大变动以后，惧怕遭受横祸，他才产生了彷徨无奈、小心翼翼的心理。
关于宋恕的思想，他生前在学术界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去世时半百不到，著作多未刊行，故后人知者不多。又加之其著作搜集不易，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名气似乎在康有为等人之下。实际上，在晚清社会大变局中，宋恕的思想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学者甚至说，宋恕是上海变法志士中的思想库，是清末变法思想的发信源，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立宪运动都可以看成是他变法构想的展开。
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中国的先进者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能富国强民。但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上，则派别纷呈，粗略而言就有洋务派、中体西用派、维新派。但宋恕对康梁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赞成。
他认为新兴力量太薄弱，他对康有为为了改制，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托古的人物也不赞成。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三月廿三日，始见《改制考》”，“始知更生（康有为）能行污身救世之行，而前疑尽释。”“见《请开制度局、十二局、民政局》一长折，则益信更生真刻不忘民。”但实质上，宋、康二人理论根基上的学术差异并没有消失，宋恕痛斥法家思想，对叔孙通、董仲舒等深恶痛绝，而康氏将神州长夜之罪，归于刘歆。
宋恕的理论并没有进入清廷视野，他本人也并非康党，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仅是思想上与康有为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后来对“勤王”、解救光绪帝的行动也不支持。然而，戊戌政变之后，清廷开始大肆镇压一切与变法有牵连的人，气氛恐怖。政变发生后一个月多一点，宋恕辞掉崇正、安澜的授课之职，真正的原因就是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害怕因讲授的内容“取怒伪党”，遭到“诬控”。1901 年，他在给内弟孙仲凯的信中说：“弟自戊戌八月后立即辞时务讲席……盖知其必起大狱也。
吁！生今之世，并尊召大义亦大犯忌讳，其数百年所无者矣！”
恐怖与株连相缠绵，株连又与兴风作浪者得利有关。宋恕的好友陈虬、陈黻宸就因“康党”罪名险受迫害。有些人“乃挟‘康党’二字”，欲置人于死地。宋恕用这样的语句说明自己的心情：“畏通政甚于虎狼，本不敢口出一声”。
政变对宋恕的影响不止于此。1899 年，他给俞樾的《又上俞师书》中提到：“京外所谓新旧党领袖多与受业水火，以此不得达九重，然亦以此免祸。今后不敢复谈治术，专师老子，恐数年后暮气逼人……”对汪康年邀请他加入正气会，婉拒，不敢列名。他和内弟孙仲凯说：“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内侄孙公权阅读《江苏杂志》、《浙江潮》，便嘱咐妻子加以提醒，谓“《江苏杂志》、《浙江潮》等皆为大逆之报，明反皇朝，可嘱曙（孙公权）不可买阅。”
我们可能觉得宋恕不够英武，缺少舍身为国之气。其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有谭嗣同那种以自己的血来唤醒民众的人，更多的则是做着启蒙工作，为国家强盛默默前行的人。风云激荡的岁月，对后者相当不利，因为生活的长刺会不知怜惜地刺伤他们。宋恕，可以归入后者。
戊戌之后，宋恕企图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在宋恕看来，晚清新旧两党都不懂得国粹，“两党相诟，病源相同”。旧党持虚骄之气，中国屡败而赔款后其气稍衰，而“今之所谓新党者，又往往以不学之躯，鼓虚骄之旧气，增欧化之阻力，而适以固欧侮之基础矣”。
早在 1896 年，宋恕就对守旧、师新两派进行了批评，他说“今之言治者，约分两党，一主守旧，一主师新，然以臣观之：彼主守旧者，不知守唐虞三代之旧，不知守皇朝祖宗之旧，而唯知守帖括之旧，乃守之议论之似是而非者也。”对于师新者他又言“不知师欧洲诸国之新，不知师东方邻国之新，而唯知师市井之新，乃师新议论之似是而非者也。”
从宋恕一生的所言所行看，他是推崇孔孟之义的。他得出结论说，我国汉朝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儒家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但他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对于文王、周王等古“圣人”，宋恕批道：“家宇之弊，及于姬周，发旦抑民，殆甚殷夏。”把周看成黑暗时代，认为周武王、周公对人民的压制比桀纣更厉害。宋恕又言：“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以废君也。”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表达改革社会的真实意图。
宋恕主张做事情要“设身处地，实事求是”，主张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穷至民情；不附和数千年来偏私相承之论，不作伤风败俗、导淫助虐之词。忠恕之道，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忠恕是一体之两面。在形上层面上，忠为体，恕为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恕为行，以显忠。在仁与忠、恕之间的关系上，与忠相比，恕更接近于仁。作为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对儒家践仁行仁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1907 年，一个女子因放足而被家人药死。宋恕听到此事后，颇有感慨：“怪哉乃以遵王死，世界恒沙尽一惊！谁道神州是专制，舅姑威重辟威轻。”这里，宋恕深刻认识到，专制体制是文化体系中的一环。
皇帝是制度与人事的中心，当这个皇帝处于有位无权的位置，制度与人事才可以各得其所，而当这个皇帝掌控了所有权力，成为权源的时候，人事就会变成法术，制度也无落实之处。在晚清改良派中，宋恕态度之激烈，思想之独特，颇为时人所知。
史学家熊月之指出：宋恕主张设议院、行西律、办西学、易西服，批判“夫为妻纲”，宣传妇女解放，并一度鼓吹“废官制”、“无政府”，这当中，其大胆激进之程度，非但王韬、郑观应，即便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望其项背。
初时，宋恕希望通过登取仕途搞维新，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壮大祖国；后来他发现这条路太艰难，行不通，转而寻找传统文化对维新的理论支持。面对晚清大变局，他主张“融国粹、欧化于一炉”，抨击专制而又歌颂“国朝”，提倡维新而又反对变法。传统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交流的过程中，紧张情绪从宋恕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内涵深厚的人物，可惜，天不假年，1910 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宋恕与世长辞，卒年 4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