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关于他，人们早已知晓其深刻价值了。1957 年纪念魏源逝世 100 周年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即称其为“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后来的论者不仅看到了他思想先进的一面，更没有忘记他爱国的一面，“伟大爱国者”之类的称号，在相当多的研究中出现了。
的确，魏源思想的根本核心就是爱国。无论是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还是《元史新编》，魏源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中国走出孱弱，奔向富强。
真正的爱国行为，模式有多种：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抛头颅洒热血，是爱国；真心讴歌祖国，以激起大众的热忱，是爱国；默默奉献，培育实业，是爱国；反省固有文化之弊，眼光投向外界，汲取另一种文化的营养，根深蒂固，壮大自我，也是爱国。不同的是，前几种模式，人们耳熟能详，后一种则容易使人误解。采取这种模式的人，往往也受到客观上的限制，之一就是必须既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又要知晓异邦文化，因此人数不会很多。
魏源的著作涉及很多领域，如政治、地理、历史、文学、佛教。在做贺长龄幕客的时候，魏源主持编纂了 120 卷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
这部书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出资组织，始编于 1825 年，1826 年冬天完稿。这部著作，扫刷了当时的空疏学风，使学者们转向从事实际社会政治经济事务。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魏源又编纂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这是两部大书，尤其《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八月，与侵略者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几乎同时，魏源发愤完成了共十四卷的《圣武记》。此书利用清朝历代武功的历史，探索清朝统治盛衰大势，为反抗侵略提供借鉴。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说：“本书之所以题名为《圣武记》，表面观之，似乎在大力歌颂清前期列祖列宗开国创业的神圣武功与辉煌战绩；仔细按之，铺陈往事适足以揭示厥子若孙之虚弱无能，亟宜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以绍承先业。”这话很有道理。在《圣武记》卷八中，魏源提出，要传扬国威和维护生存，中华民族“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我们常常觉得魏源在《海国图志》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实可能忽略了这两部著作是同一思想指导下绽放的不同色彩的花朵。由于《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问题时，所使用的语句更明确，自然人们也就认为此书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原始出处。
魏源写作《海国图志》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日。危殆的局势，使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也使人们更加重视时事政治。《海国图志》这部巨著，如实向世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情况，同时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来，并且具体阐述了“师夷”“制夷”的内容。
在魏源看来，“师夷长技”的前提是“悉夷情”，“师夷长技”的最终目的则是“制夷”。夷之“长技”在军事方面的内容有三点：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除此之外，此书在经济方面、政治制度方面也给予了注意。魏源认为西方民主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虽然他没有提出要不要学习，但那种崭新的观念却影响深远，后来的洋务运动等都是走在魏源开辟的道路上。
成书于 1853 年 7 月的《元史新编》，也体现了魏源的一贯思想。
魏源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是振聋发聩的，中国近代的民主启蒙，或直接或间接、或深或浅受到了魏源的影响。像《海国图志》，初刊行时为五十卷本，1847 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 年再增补为百卷本。自刊行至 1902 年，刊刻十数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近人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依然笼罩在天朝上国的气氛中。从皇帝到一般民众，仍然夜郎自大。道光年间，俄国科学院通过教会使团赠送给中国一批俄文书籍，其中不少是关于俄国历史、地理、经济、民情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军事、数学等实用性较强的著作。清政府接受后就封存起来了，直到 1858 年，咸丰帝才圈出其中有关“地舆图画”方面的四十一种命人翻译，以备查考。1869 年，总理衙门才组织人力将书目译出。在这样的环境下，魏源的著作自然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海国图志》刊行后，魏源曾托好友朱琦将书上呈清廷，朱琦寄诗抒怀，其中云：“况闻兹书出，市贾纷雕镌。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天聪倘易达，无竢予小臣。特此谢魏子，久要愧前言。”朱琦先说了《海国图志》出版发行时的盛况，后几句则隐约说明托付之事未果。咸丰八年（1858 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将《海国图志》推荐给咸丰皇帝，他在奏折中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为尤详。”并奏请重新刊印，广为发行，以便使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
王茂荫的奏疏上达后，没有任何回应。
1858 年是一个既平常也难忘的年份，那时距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时间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这一年爆发，内外局势更加令人不安。1858 年，也是魏源去世后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国图志》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还没有见到，他向皇帝推荐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邻日本，《海国图志》等著作的命运更好一些。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魏源著作的传入，启迪了他们的心智。他们认识到锁国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法维新，抵制西方侵略。根据日本学者大庭脩所述，《圣武记》于 1844 年传入日本，也就是中国 1842 年首次刊行仅两年之后即传入日本。《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时间比《圣武记》稍晚，1851 年第一次由中国商船带入日本，1854 年日本幕府允许《海国图志》在市场出售。价格方面，在 1851 年和 1852 年 130 目，但到1859 年，价格则提高至 436 目。自 1854 年《海国图志》允许在日本公开上市之后，至 1856 年，日本共出版各种翻刻本达 23 种。这些翻刻本的内容并不包括全书，而是选择当时日本朝野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美国、英国、俄国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强海防、抵抗外敌的篇目。日本学者北山康夫在《〈海国图志〉及其时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与批判精神给予日本维新分子以极大鼓舞，诸如佐久间象山及吉田松阴等均受其影响。”
日本人盐谷世弘对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被清政府重视、反被日本采用的情况，颇为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其实，魏源的命运并不是亘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后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是也一样吗？遭冷淡的，史上不是魏源一个人。不过，这也能说明天朝上国思想在统治者心里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万不得已，很难主动向别人学习。对魏源这样的贤者冷漠，带给他的不仅是一种不如意，也有刻骨铭心的无奈。魏源最后遁入空门，可能就是这种无声无形的遭际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