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选拔官员的措施，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多有变化。如夏、商、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又称世官制）。“世卿世禄制”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之下的贵族；禄，是官吏所得的财物。世卿世禄制是按血缘关系分封诸侯、卿、大夫等官职的，这些职位是世袭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世袭其职，世受其禄。从周武王到周成王，先后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其中较大者有七十一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代，陈旧的世卿世禄制，已经不合时宜，“任人唯贤，因功受禄”的选举制度便取而代之，“军功”和
“养士”成为这一时期选官的重要途径。秦统一中国后实行十二级爵制，应该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选官制度有承继关系。
历史进入到两汉以后，察举制大行其道。所谓察举制，即刺史、郡守等地方官或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推荐人选，供朝廷遴选。因此，察举制又称为“荐举”。这一制度与征辟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
察举制的确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但这一制度到东汉后期，便日益腐败。《后汉书》卷六十六曰：“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此处的“蕃”即陈蕃，也就是传说中那个扫天下而不扫一屋的人。此时陈蕃为乐安太守，接见了这个大孝子。
可细加询问，赵某竟在这二十年中在墓道内生了五个儿子。按礼法，服孝期间必须禁欲不亲女色。可见，当时的选官政策下，士人矫饰、虚伪到了什么程度。时人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两汉实行的选拔人才制度，相对于世卿世禄制而言是一种进步。察举制使商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被逐渐打破，不少出身低微、幽处乡间的才俊步入仕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到了东汉后期，朝政越来越黑暗，察举制也一步一步走向没落的境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的不足已经显露无遗，为使其发挥优长之处，统治者还以九品中正制与其配合。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由中央选派原籍德才兼备、有识鉴的官员担任。这些中正官负责察举本地区的士人，把他们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官将九品人选上报朝廷，由吏部依据所定品第高下及家世、行状，授予官职，原则上说，名列上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
和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一样，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来，尤其是西晋之后，门阀世族掌握大权，门第高下成为评定品第的主要依据，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蜕变为门阀世族维持其特权的工具。就中正来说，选举只重家世，不重才能，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趋炎附势，定品失实，贪赃受贿，请托公行，公报私怨，随意降品等劣行，使中正定品失去了公正与平允，日益成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日益熏染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
终于，隋朝以后，科举制成了国家的选官正途。然而，自清朝嘉庆、道光之后，科举考试制度的腐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从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对外界事物毫无所知。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明确谕令停止科举，废除了这种已经实行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
面对选官制度的诸种改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那就是变化较大的选官制度，总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产生，总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出台，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下，往往没有“改良”的冲动。说往往没有，就意味着不是根本没有，只是微调力度太弱，不能弥补制度出现的漏洞，或者说堵塞漏洞的速度，远远不能与漏洞出现的速度相抵。事实上，历代都有人指出当时政策的弊病，也有当政者加以修补，可惜力度太小。
社会进步，有的是因为革命导致的改朝换代，有的是因为社会的微调机制有效堵塞漏洞，使民众看见曙光。利用暴力改朝换代，不可能不流血，不可能不给民众带来损害。如果社会进步必须用暴力革命去交换，代价就远远大于改良换来的一切。但是，革命发生之前社会往往是平静的，如果当政者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对社会切实的了解，一味享受这种平静，不思对制度进行微调，甚至拖延改良，阻碍改革，制度的漏洞就会显现，动荡就难以避免。清政府虽然主动停止了科举，但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相比，太迟了。所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培育灵敏的微调机制，的确是民众之福，也是主政者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