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贪辨腐，是个很简单也很复杂的问题。《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卷中有康熙帝的一段话，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十二月，皇帝会见大学士时说的。帝云：“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
康熙是个头脑清楚的皇帝，关注官员的生活细节。比如从秀才晋升为官员以前，好多人“负笈徒步”，而一旦进入官场，便“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举手投足便与以前不一样了，和平民百姓更是不同。这不是自康熙始，自古而然。倘康熙帝只关注这种不同，也就没什么可称道的了。让人觉得这位皇帝清醒处就在于，他除了知道前后的不同，而且知道这种变化需要花费银钱，对资财“所以来”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且有贴近实际的认识。他的话，弦外之音就是：那些官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公帑、民脂！可惜，为了笼络官员，他没有追查财富的来源。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些多出来的资财是来源不明，但他坐上皇椅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从策略上讲，不宜严厉追查这类事。
官员腐败导致皇权失落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是好几代积累的结果。可一旦政治动荡，军事孱弱，政权大厦立马就稀里哗啦倾覆了。
因此在封建统治者那里，维护统治是第一位的，反腐败则始终要让位给“立竿见影”的政治行为。尤其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封建时期，哪个朝代的官吏不是吃民肉喝民血？只要官吏还给老百姓一条苟活的路，多大的冤屈都能忍受。《诗经》里说的“硕鼠”，老百姓已经供养好多年了，后来实在不像话了，才敢发发牢骚。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也是因为去戍守渔阳时遇雨误期，按照秦朝法令误期是要斩首的。所以陈胜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然后才说：全国老百姓长期受秦王朝压迫，痛苦不堪。假如没有误期当死的逼迫，陈胜再苦大仇深，秦王朝的官吏再鱼肉百姓，义旗也不一定由陈胜树起来。
康熙对贪官污吏宽仁，其原因在于他的新政权需要一种维护，需要一种认可，哪怕官员的“示忠”充满了虚假，他也认为相当重要。贪墨是邪恶之举，可对初履至尊的康熙来说，抵御远方的邪恶，往往不如急功近利带来的利益巨大。在深层次，康熙把肃贪清污与稳定政权或多或少置于对立位置，在思想深处将惩治贪污受贿的位置后移。在他统治的末期，出现“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的后果，其实是前期这位皇帝“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造成的。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他慨叹道：“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康熙四十九年，户部内仓亏空案暴露，涉及该部官员 112 人，侵蚀银两 64万两。
实际上，贪腐等对政权的削弱能力是强劲的，但它如软刀子杀人，致人毙命而不会淌出多少血。它对政权的撼动，不是暴风骤雨似的摧枯拉朽，而是污水浸濡而致墙体坍塌。贪污受贿，可以引发社会一系列病症，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年轻时康熙就认为：“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主张“凡事俱可缓图，惟吏治民生，最难刻缓”。可惜，贪墨对政权潜在的摧毁力，终于被追求表面的稳定推在一旁。所以雍正即位后说：“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宽容。”
不管实际如何，表面上对贪赃的治理更加重视了。
不过，康熙的行为也明确了两点：其一，识别谁贪谁腐不难，只需将其合法收入与支出比较就行了。比如，你的同事一分钱掰两半花尚感不足，而你却整日花天酒地，你的银子是哪来的？其二，治贪不是不能，而是心怀旁骛，懒得“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