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中国是有丞相的。丞相，又称宰相、相国，秦统一中国以后，设置了丞相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丞相是天子的辅佐，助理万机。在下猜想，当初秦始皇也不是想设立一个制约自己的职位，而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太有把握了。
然而事实一经出现，往往就有理论不曾想之处。丞相一方面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对皇权俯首低眉，一方面则对皇帝的权力有所限制和约束。
秦汉以后各代的政治框架，大体是按“皇帝—丞相（宰相）制”的模式构建的，直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这种模式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稍微仔细点说，朱元璋建国初期也是设立丞相的。元至正二十八年
（1368 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即皇帝位后，国号大明，建元洪武，立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后来，胡惟庸当上了丞相，在任上专权恣肆、收受贿赂。洪武十二年（1379 年），有人指控胡惟庸谋反。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以谋危社稷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受牵连而死者达三万余人。朱元璋认为丞相制度是妨碍君主“躬览庶政”的障碍，毅然决然将通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给废掉了。洪武二十八年他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胡惟庸是否谋反，史家见解多有不同。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认为确有其事，云胡惟庸诡言家中井出醴泉，邀请朱元璋去观赏。
去的时候，有内使云奇冲跸道，“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朱元璋顿然醒悟，登城望胡惟庸的宅邸，只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于是逮捕了胡惟庸，考掠具状，磔于市，受牵连的凡万五千人。《明史·胡惟庸传》则云：胡惟庸被处死了，他谋反的罪行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吴晗对胡惟庸一案有详细的评述，认为此案是一个冤案。
今日看来，“皇帝—丞相（宰相）制”良窳共现。优长之处是专制之下，皇权可能受到些许制约，最大的缺陷则是君权与相权缺少明确界定，极易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朱元璋就是感到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才凭借胡惟庸之事废掉丞相制的。而且只是一句话，朱皇帝就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给废掉了。这种变革效率之高，在享受了一些民主空气的人眼里，是很难理解的。一般来说，听证、考察、辩论，是决策者必须
履行的步骤，可在朱元璋那里，这一切都不需要，他只须凭借自己的感觉做事即可。
曾读到一类文字，云：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对皇权还是有一些约束的，可惜没有坚持下去，否则……云云。其实，从朱元璋轻而易举废掉丞相制可以看出来，专制皇权下的所谓监督是多么脆弱！它是不是能起作用，就看你监督谁，监督无权无钱复无拳无勇的草民是刚强有力的，对权势者尤其对皇权而言，你还没有监督，就先被拿下了。监督云云，只是理论上的，纸面上的，与实际关系不大。
在专制的皇权下，废弃或设立一种制度只凭皇帝拍拍脑袋即可，是不需要研究考察的，更不需皇帝以外的人同意。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告诫子孙，以后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专制制度之下，皇权具有绝对强势，无人敢与之争锋。制度中增添什么，减损什么，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其他人只能诺诺连声。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虽仍处于强势地位，实施强人政治，却常常大权旁落，太监把持政柄的机会多于以往。有明一代“权阉祸国”现象极其严重，超过中唐和晚唐。
实际上，强人政治有条件限制，简单复制很难发挥效力。当社会不再需要这种决策形式时，却仍走老路，哪有不败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