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营救西路军记事
牟慧芬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帅无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关头，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多次力挽狂澜，这是人所皆知的。但叶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在党中央营救西路军中所做的大量工作还鲜为人知。这一段历史，在叶帅光辉的一生中犹如大海的一滴水，但它同样折射出叶帅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情同手足的高尚品质。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我将这一段历史资料整理成文，以丰富对叶剑英同志的史料研究。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21800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辟甘肃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后方。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长期盘踞在青海、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艰苦鏖战5个多月，终因孤军深入，弹尽援绝，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西路军的失败，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的一次重大损失——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失败前后，党中央千方百计进行营救，除了组织援西军，还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与国民党上层交涉，营救西路军。当时叶剑英受党中央委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周恩来一起，在西安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就国共合作进行谈判。在党中央、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叶剑英以特殊的身份，为营救西路军做了许多工作。
（一）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争取国民党军停止进攻西路军
1937年一二月间，西路军经古浪、高台血战后，折损近半，全军1万余人聚集在临泽县倪家营子，与数倍围攻之敌艰苦鏖战。党中央对此十分焦虑，想方设法进行解救。1月24日，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在西安谈判的代表周恩来等，询问：“‘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50页。得知西路军濒危的消息后，叶剑英心急如焚，他与西路军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曾在以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军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担任过参谋长，在开辟北上通道中，与三十军的战友们一起过草地、打包座，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一直把停止进攻西路军作为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3月8日的国共谈判协议中也明确写道：“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是弹尽粮绝了。在倪家营子与敌鏖战月余后，3月初，西路军撤入祁连山，12日在梨园口与尾追而来的马家军骑兵激战，损失惨重。西路军边打边撤，14日在祁连山石窝召开会议，宣布西路军已无力战胜马敌，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以减小目标；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余部3000余人分三个支队在祁连山游击，以保存力量。当晚，由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1000余人，即向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祁连山深处西行，其余两个支队也各自分散游击，设法东返。
西路军失败后，约9000名红军指战员被俘或失散。被俘红军，有的被关押在张掖、武威、西宁的监狱里，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工，老弱伤残者大多被马家军残杀活埋。被俘红军境遇极其险恶。当时身在西安的叶剑英对西路军十分牵挂，他积极与国民党联络，解决红军给养等问题，并设法营救西路军。1937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指示就国民党对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消灭一事，向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将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西路军被俘官兵6000余人，调解平凉，转至四方面军归队；如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其他干部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西路军余部，请顾电令“二马”不得再进行追击。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9页。对中央的指示，叶剑英极为重视，他多次与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四方面军在河西被俘的同志，同时，要求派红军联络员张文彬去青海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情况，收容失散的红军战士。
在叶剑英与顾祝同交涉之时，由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将走出祁连山，西进新疆。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左支队“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他向国民党当局顾祝同、朱绍良交涉，西进支队到敦煌后“马家军不得为难”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页。。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叶剑英于15日当晚复电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九死一生，余部400余人终于在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
1937年4月底，张文彬与刘秉琳拿着周恩来写给时在西宁的国民党护送九世班禅进藏专使赵守钰的亲笔信，去青海西宁，想通过赵守钰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随后，张、刘又与赵守钰去凉州会见马步青。赵守钰提出只要释放西路军战俘，共产党方面可以给他们一批军火，改善他们部队的陈旧装备。4月底，张文彬、刘秉琳返回西安。
由于党中央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营救，也由于国共谈判的进展，迫使国民党当局对马步芳加以“管束”，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残害，才不得不有所收敛，把关押在凉州、西宁的部分被俘红军解往兰州，交国民党九十七师“感化总队”管训。马步芳控制的《青海日报》，在当年4月份也连续报道了将两三千名红军战俘押送兰州的消息。被俘红军的境遇稍稍有所好转。
（二）与国民党交涉解救被俘红军归队
叶剑英在西安时，时刻关心着西路军被俘将士的营救工作，只要他一听到有关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消息，便立即出面营救。从国民党监狱里、从国民党武装押送者手中，解救出一批批西路军被俘人员。
1937年5月间，国民党当局准备将一批被俘的西路军官兵押往一战区补充国民党部队。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于5月5日给红军总部彭德怀、任弼时等发电：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彭、任接电后，立即通知驻扎在镇原县的援西军。援西军总部即刻派出大批侦察员，到西兰公路侦察寻访。20多天后，从兰州拱星墩感化总队押往西安的西路军被俘官兵1300余人（其中军官队130人），行至平凉东四十里铺时，即遇到了化装成小商小贩卖香烟、大饼的援西军侦察员。他们告诉西路军被俘人员：“过了北面的那条河，就是红军占领的地方。”当晚，天黑大雨，大部分被俘人员乘机跑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未跑掉的到西安后被关押在新城监狱。叶剑英知道这一情况后，积极和有关方面交涉，也将这批同志要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