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彭德怀等拍发电报的同时，周恩来已派张文彬到兰州和西宁活动，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看望、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张文彬到兰州后，得知东郊的拱星墩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军官队130多人，便与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代表中共中央前去探望。鉴于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当局勉强同意，并提前电话通知拱星墩集中营作好准备，以防意外。恰巧，这电话被大队部的勤务兵冷赤哉听到。冷赤哉是西路军被俘人员，立即将此消息汇报到集中营的地下党支部。为欢迎中共代表的到来，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做了积极稳妥的准备。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11点多钟，由于国民党当局故意刁难，不派汽车，张文彬在三个便衣特务的跟踪下，坐着马车来到拱星墩集中营。随后，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一个政训处长也坐着汽车赶来了。
西路军被俘官兵一见到张文彬，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一个个热泪盈眶，使劲地拉住他的手，问毛主席好，问朱总司令好。张文彬也含着热泪，和围上来的同志握手、拥抱。过后，张文彬又走遍每一间囚室，和每一个同志握手，进行亲切慰问，说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问同志们好，并且发给每人一块钱作零用。他意味深长地嘱咐说：“同志们，这是党给你们买针线补衣服用的！”“同志们知道，党中央和周副主席一下子筹集这么多国统区票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下午3时，在西路军被俘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欢迎张文彬的大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士兵队也从围墙的另一边集中过来参加。担任看守的国民党部队如临大敌，特地调来两连上了刺刀的兵力，并在高处架上了机枪。
年轻英俊的张文彬从容不迫，走上用两张方桌临时搭成的讲台。待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他用洪亮的声音说：“同志们，我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委托，受周副主席的派遣，从西安来这里看望同志们的。党中央、中央首长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你们。要我向同志们问好！”台下10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一边抽泣哽咽，一边拼命鼓掌。接下去，张文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驳斥了“反共”顽固派对红军的诬蔑，也坦率地讲了西路军的失败。他说这是革命前进中的暂时现象，是局部性的，陕北还有强大的红军主力，南方各省还有许多红军游击队，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同时，他也很策略地对看守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照顾”，表示了感谢。
最后，张文彬含着热泪，深情的抚慰、暗示和鼓励大家说：“党了解你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党中央首长们都在关心你们，党中央正在和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设法使你们早日回到红军中来！望同志们保重，祝同志们健康！”
张文彬没到兰州时，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就获悉敌人准备押送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官兵去南京。张文彬来过之后，地下党支部根据张文彬讲话中所转达的中央指示精神，考虑到政治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团结，决定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
张文彬走后一个星期左右，集中营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在国民党九十七师的500多人的押送下，从兰州向西安步行出发了。九天之后，到了陇东重镇平凉，押送者换成国民党第四十三师的一个营。第二天，“军官队”在地下党支部的安排下，有意拖延吃饭时间，刚走到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天色就晚了。公路上出现了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买卖人”，见了西路军被俘将士便热情地兜揽生意：“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吧！便宜，一角钱十个。”
被俘将士们确实饿了，便拿出张文彬给的钱买起锅盔来。那几个生意人有些怪，你买一个，他给两个，而且总翻下面的拿。原西路军总部电台的黄子坤，拿着买到的两个锅盔，掰开一看，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其他买锅盔的同志，也大都拿到了这样的条子。他们心里明白：这里是逃向根据地的最好地段！
当晚宿营在四十里铺。9时许，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敌人把布置在镇外的岗哨撤回避雨。军官队的许多同志得到党支部的通知，在雷雨的掩护下逃之夭夭，有的则在老乡帮助下藏进镇外的窑崖洞里。军官队的大部分和士兵队的一部分，都在这次行动中逃回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知名者有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黄子坤等。他们当然都知道，这次逃跑的成功与党中央的关心和营救分不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周恩来在营救工作中的具体操作和安排。
带着周恩来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张文彬和刘秉林到西宁活动；周恩来、叶剑英点名要回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等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张文彬在看望过兰州拱星墩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将士之后，又和地下共产党员刘秉林一起到西宁活动。他们带着周恩来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请赵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帮助张文彬和刘秉林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赵守钰是山西人，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与马步青、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和叔叔马麟相识，大革命时期就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后期，赵守钰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中将师长，曾有恩于当时在他手下当旅长的马步青。1937年，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护送班禅专使，住在西宁。马步芳、马步青对他十分尊重，皆以“赵老伯”相称。因此，周恩来才写信请他帮忙。
赵守钰见了周恩来的信，掩护和帮助张文彬、刘秉林在西宁活动了十来天。张、刘秘密探望了“新剧团”的西路军女战俘，告诉她们要采取合法斗争，注意斗争策略，不要蛮干，然后又在赵守钰的陪同下，到凉州找马步青，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被关押在西宁“新剧团”的张琴秋，按照张文彬、刘秉林的指示精神，及时制止了女俘们的一个冒险计划：为对付马步芳的高压和屠杀政策，女俘们计划用接近马步芳的机会暗杀马步芳。张琴秋阻止她们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不怕牺牲的精神也是可贵的，但斗争要讲策略，要从大处着眼，不能蛮干。杀死一个马步芳不难，但那会使更多的同志牺牲。我们要活着斗争，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建立新中国。到那时，解决10个、100个马步芳也不难……”一次冒险行动终于被制止了。但张琴秋、西路军妇女团营长陶万荣、西路军政治部干部吴仲廉却被国民党特派员李晓钟于1937年8月带到了南京反省院。
8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来到南京反省院，看了关押的“政治犯”名单。周恩来点名要见张琴秋、夏之栩、王根英。她们三人见到周恩来后惊喜万分，百感交集。周恩来与反省院院长交涉，要接走她们。特务阻挠说：“张琴秋她们是俘虏，要接走须有顾祝同将军的命令！”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伍云甫的爱人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先出去。周恩来、叶剑英给反省院“政治犯”作了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最后告诉大家：“我党已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你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了！”全场一片欢腾。
几天之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车接走了张琴秋、吴仲廉和陶万荣。
徐向前化装潜返，周恩来专程到云阳看望；毛泽东、周恩来、谢觉哉派人去河西查找陈昌浩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命运，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最关心的。因为他们离开部队，化装潜返，在马家军搜查严密的河西走廊被俘、被害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多次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如俘徐、陈，不得杀害！”
1937年4月30日，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向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和在云阳的彭德怀、在西安的周恩来发出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然而，却没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20多名警卫人员潜出祁连山时，因马家军搜查甚严，他们又一次化整为零。后因四个贴身警卫员在探路时先后被俘，只剩下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他们到山丹县大马营附近时，遇到了在当地行医的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陈昌浩便留在但复三家养病，徐向前一人扮成羊倌东行。徐向前行至永昌、凉州间，巧遇西路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二人又扮成商人和伙计结伴东行，历尽艰难坎坷，终于到达甘肃陇东镇原县城援西军司令部，受到刘伯承、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同志的热情欢迎。刘伯承和徐向前谈至深夜，安慰徐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是西路军回来了。你休整休整，咱们再一块干！”
5月16日，徐向前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陕西云阳镇，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这时，周恩来正准备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闻讯之后，特意于5月20日专程到云阳看望徐向前。他们已相识12年了。1925年，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那时就认识了他们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夏秋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草地会师的时候。那时周恩来蓄着长长的大胡子，身体不好。这次见面，周恩来已剃去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轻。他向徐向前介绍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不料牙疼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治疗，于是便同周恩来一起到了西安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
周恩来待徐向前很好，在百忙之中常来问寒问暖，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使徐感到很过意不去。当时，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准备到陕北和陇东红军驻地考察，负责人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恩来特意安排徐向前作为考察团的28个成员之一，以示重视。之后，又于6月18日和徐向前一起飞往延安。
在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周恩来对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非常关心，特别是对陈昌浩的下落，十分重视。他指示南汉宸同志电召地下党员吴波到西安，商量寻找和营救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事。吴波当时是护送班禅进藏专使赵守钰的秘书，认识许多进步的民主人士，在西宁曾帮助张文彬等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吴波到达西安后，推荐自己的朋友高金城去河西寻找陈昌浩。高金城是基督教传教士，从1924年开始就在河西的甘州（今张掖）办福音堂医院，后来又在兰州办福陇医院，在兰州和河西各地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寻找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活动容易得到掩护；从政治态度看，高金城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愿意为共产党工作。得到同意后，吴波写了介绍信，由张文彬带交正在筹建中的红军驻兰州联络处，以此与高金城联系。吴波去青海经过兰州时，又与高金城面谈此事，高金城表示愿意到河西去做营救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对此事特别重视，1937年6月28日专门致电叶剑英，指示：张文彬同志多留兰州，收容、慰问西路军流散和被俘人员，并派人与被收容的红军同往西安，免使中途失散；同意多用点款让曹先生赴甘州找陈昌浩。这里说的“曹先生”，就是后来和高金城一起到甘州找陈昌浩的西路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蔡光波和徐向前一起从河西回到陕北，鉴于他熟悉陈昌浩，党中央就派他担当了寻找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任务，来到了红军驻兰州联络处。因为“蔡”、“曹”谐音，徐向前一直把蔡光波叫做“曹光波”、“曹大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便称为他“曹先生”。
1937年8月1日，即中共中央驻兰州联络处代表谢觉哉到达兰州的第四天，便和联络处的彭加伦、朱良才同志一起，约高金城到五泉山见面，秘商到甘州去寻找陈昌浩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金城重开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蔡光波随同协助。联络处给了高金城一笔活动经费。
不到一周，高金城便和蔡光波步行出发。到甘州之后，高金城把在甘州“新剧团”的原西路军前进剧团服装股股长王定国及徐世淑，要来当护士，然后又让蔡光波和王定国等到祁连山北麓的花寨子、大马营一带寻找陈昌浩。这才得知，那位叫但复三的湖北籍老中医已和养子一起，护送陈昌浩东去，过了黄河后便不知去向。一直到8月底，陈昌浩回到延安，才知道他径直去了汉口，看了老婆孩子，得知他熟悉的鄂豫皖根据地已无红军时，才和儿子一起回到了延安。
高金城和蔡光波等虽然没有找到陈昌浩，却在甘州等地收容营救了200多名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其中包括红军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李孔发、吴建初、丁世方、刘德胜、王定国、刘克先等。
据我多方考察，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营救回延安者，至少有四五千名。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同时也和周恩来的策划、组织以及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等许多干部的大量具体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载《现代妇女》月刊1996年第3期，收入《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作者董汉河，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主编，西路军问题研究专家，著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战俘纪实》、《西路军沉浮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