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经对“沈汤之争”的沈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是为了更加充分地了解明代著名作家汤显祖。与元代剧坛上诸家并存、各有千秋不一样，明代剧坛则总体呈现出一枝独秀、群山环绕的景象。而汤显祖作为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其成就堪比英国的莎士比亚，一些中外学者都认为这两位著名的戏剧大师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的东西方剧坛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的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腐败、社会动荡的明代中后期。当朝皇帝不思进取、腐败荒淫，朝中宦官当道、专权跋扈，内阁党派分争又起。边关多外患，北有俺答部落的频频骚扰，南又有倭寇的时时逼近，这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汤显祖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汤显祖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相传他是“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汤显祖出生于读书世家，承袭了四代习文的家风，他5岁的时候就能作对联句，10岁的时候学习古文诗词，对萧统编著的《文选》颇为喜爱。14岁的时候便当了诸生（诸生就是经过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他在县学里名列前茅。21岁的时候又以第八名的成绩中了举人，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当时的学界崭露头角，他印行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和《雍藻》（已佚）等三部诗集。这位踌躇满志的江西才子开始向京城发展，却在进士科考中屡试屡败。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应该是一帆风顺，可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堕落和统治阶级的逐渐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阶级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和闹场，而不是以才学论人。他受挫十载，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才以第三甲第二百一十一的排名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
汤显祖在科考上如此艰辛坎坷实有原委。传说当朝宰相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但为了遮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为他的儿子陪考。他打听到国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非是汤显祖和沈某等，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他们愿意和宰相合作，就承诺汤显祖等人可以中头几名。以宰相的威严权势，加上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许诺，沈某出卖了自己，果然高中；而汤显祖洁身自好，断然拒绝，自谓“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在政治上的种种改革，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十分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连续两次的拒绝之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代中，他永远是屡考屡落第。直到张居正病故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宰相，他们也都以许诺他为翰林的地位拉他入幕，汤显祖都谢绝了，当然更不能官居要职，这也充分显示出他的正直和不屈权势。在北京礼部观政（见习）了一年后，他决定去南京，做了个掌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博士，七品官职，这一住就是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就是明朝的留都。虽然说各部门都十分齐全，但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时人咏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从这诗句就可以看出当时在南京做官的人有多么闲适寂静，而汤显祖的太常寺更是其中的闲职，无法施展其抱负和胸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南京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说，谈及戏剧家，前后就有徐霖、陈大声、何良俊、金在衡等诸多名家。汤显祖在南京，一面同这些人切磋诗文曲词，一面又研究学问，饱览群书。到了半夜，仍可以听到来自他书房里朗朗的读书声。他沉浸于书中，得到了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愉悦和放松。以至于邻居有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汤显祖回答说：“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句话充分说明了汤显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过着一种恬淡自得的生活。
南京作为明代的留都，正进行着各种文学思潮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年间，文坛上就盛行着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而在万历年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在文坛上也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浩大，为众人所瞩目。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更具地位和势力。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世贞以应天府尹的身份来到南京，之后在这里任刑部侍郎、尚书，地位十分显赫，很多的士大夫都趋之若鹜，奔走在他的门下，阿谀奉承的人不在少数。他的只言片语便可以使许多人平步青云，一下成为万人吹捧的青年才俊，他俨然成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偏偏不与世人为伍，世人皆醉他独醒。汤显祖是个尊重文学而又不屈服于势力的真文人、真学士，他注重文学的创新，反对一味的复古，反对后七子创作中过于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而难脱蹈袭的弊病，他注意吸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等人大相径庭，因此，他与王世贞虽然同在南京，而且又作为王世贞之弟王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意和王氏兄弟二人来往。他写信给朋友直抒胸臆，不愿与世俗人为伍。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实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诗文拿来剖析，指出他们诗文当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并加上批评。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能哑然失笑而已。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不趋炎附势，而且在当时那种复古文学思潮笼罩的氛围中，他还能保持自己的真信仰，有主见且决不随波逐流。他不与世人为伍并不代表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的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
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哲学思想家，这些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以翻天覆地的雄心和气概痛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而贪慕名利的伪君子，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其中的罗汝芳是汤显祖早年的老师，汤从小跟他学道，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继承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并加以发展和延续，又称为“左派王学”。这个学派大力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个性的束缚，具有时代先进意义。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李贽也是汤显祖十分敬仰的文士，他读李贽的《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与这些文人志士长期交往，形成了他在政治上、文学上的反叛性和斗争性，被人称之为“狂奴”实在不为过。
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还在政治上锋芒毕露。万历十九年（1591年），官闲志不闲的汤显祖向皇帝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贪赃枉法、狼狈为奸、苛虐饥民的罪行，也间接批评了褒贬失当的神宗。此文一出就冒犯了君威，引起了申时行等人的极大愤怒和报复，神宗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广东的徐闻县为小吏典史。两年后，汤显祖又被调到偏僻贫穷的浙江遂昌担任知县。在遂昌，他大力发展时政，兴建学校，劝学劝农，成为两浙县中最出色的官员，还常年与学子们切磋文字。也许汤显祖将遂昌当做他的理想王国了，每逢除夕、元宵，还让狱中人犯回家团圆或是上街观灯游玩，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所顾忌。这种种行为都让其他官员看在眼里，让他们抓住了汤显祖的把柄。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暗语中伤汤显祖。再加上爱女、大弟、和娇儿先后夭折的强烈刺激，汤显祖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递交了辞呈，没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归隐于临川玉茗堂中。于百感交集之中，他创作了著名的“临川四梦”——《牡丹亭》（1598年）、《南柯记》（1600年）、《邯郸记》（1601年），并同之前创作的《紫钗记》。因为归隐于临川玉茗堂中，所以“临川四梦”又称为“玉茗堂四梦”。汤显祖在这四部剧中，充分展示了他的“至情”论。
汤显祖的“至情”论，主要是源于罗汝芳的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出佛道的意蕴。罗汝芳提出“制欲非体仁”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了人的多重欲求，汤显祖直接从其中感悟了泰州学派的一些主张。除了其师罗汝芳外，思想家李贽对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李贽的诸多论说都带有强烈的市民阶级的个性解放色彩。而汤显祖又与和李贽并列为当时思想界“二大教主”的佛学家达观和尚神交多年。达观在世多年总是教化着他，就连他的“寸虚”的法号，也是达观亲赐的。这几位业师知己对汤显祖确立以救世感世，用至情悟人、感人的观念都影响极深。
汤显祖的家族尤喜幽静，寻道体佛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的人生路程。其祖父40岁后就归隐田园，并劝他放弃科考放弃仕途而学习道术，祖母也是对佛经诵读不厌。其业师知己也都在这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徘徊于儒、释、道三家，更参透事理，更能从容地构建自己的“至情”论，并在自己所创作的戏剧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而人生亦是有情人生。“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情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并且始终贯穿着我们整个人生，我们为情所困，因情而忧。“万物之情，各有其志”，万物都有其秉性和追求。人们的思虑，人们的愉悦，人们的愤怒，人们的愁思，人类一切感情的表象都是世间之事，能理解但又不能完全用道理来解释清楚，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思想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和代表。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把爱情的意义提到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认为情可以超越生死的界限，这种对“至情”的歌颂，吐露了在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少男少女的心声，寄托了他们的理想，同时，这种“至情”也寄托了汤显祖本人对“真性情”的信仰以及他对理学的反抗。这种贯通生死和虚实之间，而又如影随形的“至情”，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表达方式就是通过戏剧来阐述。戏剧的表演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将旁观者从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调整过来，使观众在戏剧中有所感悟，跟着人物的命运一起悲伤快乐，无故而喜，无故而悲。人们活在戏剧当中，把它暂时当成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一部分。
汤显祖的“至情”不仅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上。情之所至，他在做官时放犯人在除夕、元宵游街与家人团聚，没有一个犯人趁机逃狱的；当他离开遂昌时，遂昌黎民苦苦挽留他；他为百姓开办了相圃书院，百姓自发地为这位离任的好县令在书院里建立了供奉的生祠。他把戏剧看成是一种可以与儒、释、道并列而且极为神圣的精神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