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横五百士》
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该院的美术系主任，为中国培养绘画人才。
徐悲鸿在担任美术系主任期间，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华民族传统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田横是齐国的后裔，陈胜、吴广起义抗秦后，田横一家起兵响应，是抗秦的队伍之一。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后，田横同他的战友五百人退守到山东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民心，担心他日后为患，便下诏说如果田横来降，便可封王；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杀掉。田横为了保住岛上五百人的性命，立即带了两个部下离开海岛，向汉高祖所在的京城进发。但到了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田横忽然拔出宝剑，自刎而死，死前留下遗嘱让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刘邦，表示自己不愿受投降之辱，只是为了保存岛上五百人的性命。刘邦极为感动，下令用王礼将他安葬，并封那两个部下为都尉。那两个部下在埋葬田横时，在田横的墓穴中自杀。刘邦派人去招降岛上的五百人，他们听说田横自刎了，也都跳海而死。司马迁写完这段历史，感叹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司马迁推崇田横，说他是大贤。
徐悲鸿回国后，发现国民党十分腐败，帝国主义疯狂入侵，而一些人却为了个人名利，趋炎附势，成了国民党和洋人的奴才，毫无气节。徐悲鸿通过此画，歌颂了田横和五百壮士那“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对当代那些趋炎附势的奴才进行了无情的贬斥，号召人们不要与崇洋媚外的反动政府合作。
此画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田横上马前拱手向部下作别，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一派大丈夫气概。整个画面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气氛，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
此画高198厘米，宽350厘米。徐悲鸿除了教课，哪儿也不去，专心在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里进行创作，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这幅作品从1928年开始创作，至1930年才完成，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回忆说：“父亲作此画时，正是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人媚敌求荣之时，父亲意在通过田横的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
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徐悲鸿担任艺术系教授，徐悲鸿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他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
（二）《九方皋》
1929年，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后，极力在教学中促进中国画教学的革新。
这时，徐悲鸿痛感中国许多人才被埋没，便创作了巨幅国画《九方皋》。
《九方皋》取材于《列子》里的一个故事：春秋时代，伯乐是个相马高人。有一天，秦穆公问伯乐：“你年纪大了，你的儿孙中有没有能继承你的人啊？”伯乐叹道：“我的儿孙中有能识马的人，但没有能识千里马的。我有一位好友九方皋，虽是个打柴卖菜的人，但识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秦穆公听了，非常高兴，便叫九方皋为他找一匹千里马。九方皋在各地跑了三个月，看了无数的马，才找到一匹他所中意的黑色公马。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马是什么颜色呀？”九方皋答道：“黄色。”秦穆公又问：“是母的还是公的？”九方皋答道：“母的。”秦穆公叫人牵马来看，不禁大失所望，便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如何能识马呢？”伯乐笑道：“他是识马的。九方皋在观察马时，注重的不是马的外貌和皮毛，而是马的实质。九方皋看了他应当看的东西，而没有看他不需要看的东西。”秦穆公一听这话，恍然大悟，立即令人骑上这匹马试验，果然是匹千里马。
此画宽351厘米，高138厘米。徐悲鸿在画中描绘了九方皋相马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位朴实的劳动者的形象。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察看面前的那些马，流露出不凡的气质与智慧。
此画曾七易其稿，意境真实，气息高古，人与马相映生姿，造型严谨而生动，概括而传神，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徐悲鸿在画中倾吐了内心的积郁，抒发了他渴望发掘人才的美好愿望。
此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提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即看人不能看表面，要看实质，这样才能发现人才，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此画一出，极受人们的欢迎。
（三）《徯我后》
1931年至1933年，徐悲鸿用了两年的时间，以《尚书》为题材，画出巨幅油画《徯我后》，表达了人民反对压迫，渴望解救的心声。
巨幅油画《徯我后》描绘了一群穷苦的老百姓遥望远方，殷切地期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如大旱之望云霓。画中，大地干裂，树木枯槁，瘦弱的耕牛在啃着树根……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前去讨伐他，受苦的老百姓盼望大军来解救他们，纷纷说：“徯我后，后来其苏。”徯是“等待”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等待我们贤明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实行法西斯统治。此画反映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心声。
此画完成后，和《田横五百士》一起高悬于中央大学礼堂。壮阔的画面，深刻的寓意，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时，有人密报当局，说徐悲鸿借画影射中央，攻击政府，意在蛊惑人心。徐悲鸿听后大笑道：“这正是我作画的目的！”
（四）绘画艺术走出国门
为了宣传中国绘画艺术，提高中国绘画艺术的国际地位，1933年，徐悲鸿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画展。
5月10日，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300多幅，前来参观的约有3万人次。大评论家加米勒莫克来在《费加罗报》和《民族之友》等报上发表三篇评论，赞扬中国绘画艺术。欧洲各大报纸也争相报道此次画展并发表评论文章。原计划一个月的展期，由于观众太多，又延长了半个月。
在历时45天的展览会结束后，法国政府收藏了中国近代佳作12幅，其中有徐悲鸿的《古柏》。
自这次画展后，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特辟了一间中国画陈列室。
结束了在法国的展览后，徐悲鸿应邀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受到比利时人民的高度赞扬，比利时皇后也参观了画展。
在意大利的米兰，中国近代绘画展隆重开幕后，意大利全国报刊一致赞扬中国绘画艺术的伟大成就，评论家说徐悲鸿主办的这次画展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掀起的中意文化交流的又一高潮。
这时，各国的邀请函如雪片飞来，于是，徐悲鸿应柏林美术会之邀携作品前往德国，分别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展览期间，德国有几十家报刊、杂志介绍和评论他的作品，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934年4月，徐悲鸿应邀到莫斯科举办画展。一天，他应前苏联文化局长之请为观众作画马的现场表演。他充分运用中国画独有的线条，寥寥数笔，一匹奔马便跃然纸上，水墨浓淡相宜。这时，素有爱马之癖的前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拨开人群走到徐悲鸿面前，直率地说：“徐先生，就将这匹马赠给我吧，否则我会发疯的！”
徐悲鸿被布琼尼的真挚感动了，欣然点头答应。
布琼尼高兴地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并大声称赞道：“徐先生，你不仅是东方的一支神笔，也是属于世界的一支神笔。你笔下的奔马比我所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加健美！”
徐悲鸿画的马落笔有神，奔放而不狂狷，精微而不琐屑，筋骨强壮，气势磅礴，形神俱佳。
1934年6月19日，画展移至列宁格勒市。展览期间，徐悲鸿应邀到前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处进行了多次讲演，介绍了中国绘画艺术。
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国外巡回展览结束后，1934年8月17日，徐悲鸿回到祖国。
这次中国近代绘画展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绘画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为祖国文化争了光。
中央大学为徐悲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会后，徐悲鸿将从国外购买的名画复制品、画册等分赠给学生，使他们大开眼界，加深了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了解。
（五）《逆风》
《逆风》创作于1935年，描绘了一群小鸟顶着狂风振翅而上的情景。
19 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向上海发动了进攻。这时，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积极反共，置沦陷领土于不顾。
徐悲鸿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十分担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极为不满。他画了一幅《懒猫图》，还在上面题了一首诗：“颟顸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惯，安危不动心。”直指国民党醉生梦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卖国行径。
1935年，蒋介石50寿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道藩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以此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徐悲鸿断然拒绝说：“我对委员长没有兴趣。”
从此，徐悲鸿便遇到了许多麻烦。
有一天，徐悲鸿要到中大去授课，忽然有个学生跑来说：“老师，您今天不要去授课了。”
徐悲鸿问：“为什么？”
那个学生说：“教室里贴满了反对您的标语，连地上也用粉笔写满了。”
徐悲鸿的脸骤然变得铁青，面对反动派的卑劣行径，他毫不畏惧，照样走上讲台去授课。
这天，正是由他教国画，他便展纸于案上，像发狂一样，在三分之二的纸上画满了被狂风吹倒的芦苇，然后再画几只小鸟勇敢地逆风而上。
画中的小鸟代表他和支持他的学生，狂风代表反动势力。
在革命力量薄弱，反革命力量强大之际，敢于逆风而上，充满了战斗精神，表现了徐悲鸿坚持真理，弱者不惧强者的大无畏气概。
（六）《四喜图》
国画《四喜图》创作于1936年初秋，是一幅人见人爱的不朽画作。
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学生在中共领导下的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全国掀起了要求抗日的热潮。画中，四只喜鹊两两相望，似在唧唧喳喳诉说喜悦的心情。这正反映了徐悲鸿坚信抗战胜利的春天一定会来到。
此画层次分明，构图合理，形象准确，动感鲜明。四只喜鹊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柳树的树干有浓有淡，颇具气势。柳树的枝条刚劲流畅，充满力量。此画堪称绝品，多视角地体现了画家把握绘画艺术大局的超凡能力。
杰出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徐悲鸿的艺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风格，他以独特的手法，将画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画中注入了时代精神，赋予了新的生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七）《漓江春雨图》
1936年，徐悲鸿到桂林写生，师法自然，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融入胸中，绘出了一幅有名的《漓江春雨图》。
徐悲鸿倡导现实主义的山水画，也就是写实风格的风景画。
徐悲鸿不强调中西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变法维新，有意拉近中西绘画的共同之处，强调中西结合。他认为“东西古今人才智之不相殊”，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技法，借助西方风景画的表现技巧实现中国山水画的创新。
“以西为新”是徐悲鸿改造山水的主要手段。徐悲鸿一生坚持倡导现实主义和写实的表现手法：一是唐宋写实传统，二是西方写实技巧。
徐悲鸿说：“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西方成熟的写实技巧——素描也是由师法造化而来，对他有很大的启发，足资借鉴。
徐悲鸿在这幅《漓江春雨图》中为山水画构筑了新的意境，破除许多传统桎梏，提高了写生的地位，对于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1918年，年仅24岁的徐悲鸿就发表了《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一文，明确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画现状的不满，矛头多指向处于发展末路的“四王”画派。
这幅画是徐悲鸿山水画的代表作，用笔轻快，保留了传统笔法的提按顿挫的节奏感、韵律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画用纸和用水的特点，注重烘染气氛，营造空间的迷蒙清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有别于明清以来程式化的山水画，有不俗的书法修养和笔墨概括功力。
（八）《广西三杰》
1936年6月，广西爆发了要求蒋介石抗日的群众运动，徐悲鸿大力支持，立即给《广西日报》写稿，盛赞广西军政领导人的主张。
徐悲鸿的稿件很快被广西第一把手李宗仁知道，立即邀请徐悲鸿去省会南宁共商大计。徐悲鸿到南宁后，受到极高规格的礼遇。李宗仁将阳朔的一座巨宅买下送给他，让他常住广西作画。
徐悲鸿为报知遇之恩，特地为广西三大军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精心绘制了一张巨幅油画，取名“广西三杰”。画面上，广西三位积极要求抗日的军政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雄姿英发，遥望前方，共商国家大计，一派威武气概。此画盛赞抗日将领，表现了徐悲鸿的爱国之心。
画中，三匹战马跃跃欲试，反映了抗日将领奔赴前线的迫切心情。背后的广西山水紧扣主题，与一身戎装的广西三杰遥相呼应，意境优美。
（九） 绘画艺术用于创业
中央大学于1937年底迁到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松林坡校舍，徐悲鸿作为中大教授，也从广西赶来了。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到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没有能出版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办这件好事。
这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资金。正在他一筹莫展时，李公朴教授献上一计，说：“要钱就去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能卖千八百块。”
陈汝言听后，十分高兴。他深知徐悲鸿极为慷慨，抗战以来曾在南洋举办画展，把画展收入全部献给国家，用于抗战和救济难民。陈汝言找到徐悲鸿，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陈汝言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这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
几天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钱。”
不久，“正风出版社”正式开张，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
于是，徐悲鸿赠“马”办出版社的事迹被传为佳话。如果没有徐悲鸿的绘画艺术，怎会有陈汝言的创业办社呢！
（十） 《巴人汲水图》
1937年至1946年，徐悲鸿在重庆十年间，名作迭出，震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