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可丰真可谓巧舌如簧啊，这样一个伪命题竟然上升到如此的高度，不能不说他能言善辩，他与李耕最大的不同是李耕以理论功底见长，而他则以能言善辩著称。凡事无论长短，郎可丰都要辩出个所以然来；李耕则不然，他试图找出事物的症结，从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就像一个医生，先从病理学入手，通过表象看本质，进而切中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李耕似乎更是棋高一招，然而，郎可丰也绝非等闲之辈，既然让李耕拔得了头筹，他也只能后发制人，急起直追。因而，大同这个平台就成了郎可丰施展本领的试验场，他要实践“行为是生产力”的理论，就必须把大同作为他的试验基地，于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同的干部都参与了这场战斗，只是他们不知道这场战斗的目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为谁而战，反正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所谓的经济建设，当今各项工作的中心。至于实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领导们的事情了，他们没有必要考虑得太多。发展经济嘛，振兴家乡才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比这更为急迫的事情吗？多少年来穷怕了，只有迅速地走出困境，才是大同人最为迫切的事情。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战就拉开了序幕，围绕着大同的区位地理优势做文章的大讨论也应运而生。太平市似乎也对大同表现出巨大的热情，破格地对大同实施扩权，成立太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管委会就设在大同，赋予管委会副市级行政实体的功能，力争用不长的时间，摸索出一条振兴太平的路子来。于是一个仅次于太平市的副市级班子在大同成立，工商税务、公安财政一应俱全，招商工作更是力度非凡，管委会下设三个招商分局，分一局、二局、三局，各种政商干部纷纷涌入，大同俨然成了太平市的次中心，到处塔机林立，工地沸腾。
郎可丰的名声也是扶摇直上，大有超过前任李耕之势，毕竟郎可丰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线，而李耕尽管级别已经上去了，管理的范围很大，可财政局充其量是一个后勤单位，与郎可丰的太平经济开发区不在一个层面上，要不然，郎可丰也不会暴露出这么大的雄心壮志。他一个电话就把李哲喊了过来，探讨在《大都报》刊发报告文学扩大声势的事情。李哲说：“《东方企业家》不是很好吗？”老李知道郎可丰把持着《东方企业家》的财源，想弄清楚郎可丰在这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郎可丰马上说：“《东方企业家》怎么能跟《大都报》相比呢！这次我们是做一个项目，想从政策层面上寻找支持，所以让《大都报》给造一下势，如果让《东方企业家》做，未免有点王婆卖瓜了。”李哲说：“郎主任，发表这样的文章是要收费的。”“收费就收费，你怕什么？我又没说不给钱，说吧，多少钱？”老李眨巴了一下眼珠子说：“这要看你多大的篇幅。”“十万字的规模咋样？”“这你自己定，若单纯是十万字，起码也得十万块。”“那好，就十万块，你亲自主刀。”“我恐怕没有时间，”老李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天财做吧。”“就你做，别的我都不认可，你若不做就算了。”“你以为天财文笔在我之下？郎书记，以天财的个性你若不事先早打招呼，恐怕都不给你做呢。”“那我不管，具体的组织你负责，钱我出，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作《太平之路》。”“我试试看吧。”李哲无奈地应了。
我并没有马上操刀《太平之路》，我知道郎可丰的心思，他能拿上台面的东西并不多，之所以让我写，我明白老李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十万元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大数目，可对于一家京城大报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也许郎可丰会觉得他出了钱，我们就必须做好它，但稿子的质量却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它不仅需要作者有好的文笔，更需要描述的对象有值得讴歌的地方，滥竽充数是不行的，起码得先过我们自己这一关。这就需要我们对郎可丰有比较细致的了解，对他的太平之路有个大致的把握，不能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里面还有作者的感情和倾向，这就要求在写这篇稿子前，对大同镇的人和事我们必须烂熟于心，不然是没法写这篇稿子的。当然，我在大同多年，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我都十分地熟悉，可近年的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参与，特别是太平经济开发区成立后招商力度很大，大同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让我说出哪个企业的名字，我还真说不过来。这就需要约谈众多的人，特别是开发区管委会一班人，没有管委会的正确领导，开发区是不会有今天的业绩的。
我给郎可丰打了电话。电话那头郎可丰似乎很忙，我说：“郎书记，你什么时间有空，我们详细谈一下。”郎可丰似乎是在现场，听得出他那头机器轰鸣的声音，他似乎听不清我说的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他这次终于听清了，说：“回头我跟你联系吧，我这边暂时很忙。”
我只好挂掉电话，既然你很忙那你先忙去，等你忙完了咱们再来说这事。也许这是郎可丰故意推辞，可我觉得他没有多少的选择余地，就算你不乐意用我，也找不出比我更适合的人来。要老李做也可以，但需要更长的时间，老李可不像我们这些人那样随随便便就能够凑合的，他要是一来，你郎可丰的事情也就有了，你不但得成天陪着采访，还得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我不知道郎可丰是怎么想的，难道李哲写出来的稿子就一定能够引起轰动，我不相信。在目前太平这个圈子里，我想那个在文笔上对我形成威胁的人还没有出生，不是我吹牛皮，这个稿子非我莫属，也只有我才配写这篇稿子。得天独厚啊，谁能够站到这样的高度，也只有我。真想成功造势，还要靠我那只如橼的大笔，那是一支能够生花的大笔，也只有我才会不费吹灰之力地来舞动它。
一连几天郎可丰没有音信，我知道这是郎可丰在作最后的权衡，或者说他在与李哲作最后的讨价还价，我不急，急也不行，我相信我肯定会最终胜出。果然，五天后，郎可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让我去与他谈谈。我说：“郎书记啊，我一直在等你电话，现在不行啊，我在外地采访，后天吧，后天我就回去了。”我不能立即给他确切的回复，这种人你不晾晾他，他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因此我故意地撒了个谎，先吊一下他的胃口。没承想郎可丰这下子急了，他说：“天财老弟，十万火急啊，你抓紧回来，不然要耽误事的。市领导很重视，宣传部高部长亲自督战，这件事已经上升为太平战略，你抓紧回来。”我说：“郎书记，你放心，我这就往回赶，早知这样，我就不应该出来，可报社的任务还是要执行的，吃人家的饭受人管，你说是不是啊？”郎可丰一口说不出八个是字来，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问题在你那边，我不是你的下属，行政上你也管不着我，你琢磨着去吧。
有了这次的教训，郎可丰在与我打交道的时候就小心了许多，我是从大同出来的不错，可我代表的已不是大同，而是代表《大都报》了。他必须得小心翼翼，难为了我也就难为了《大都报》，作为一个竭力往上爬，把仕途作为终身目标的人来说，得罪了鼎鼎大名的《大都报》，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媒体，他还有好果子吃吗？因此，第一天开始，郎可丰就派专人全程陪同我采访，并且为我们配备了一辆小车，好吃好喝地招待着。遇到他那一部分，他也显得彬彬有礼，完全是十分谦虚的做派，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这说明了郎可丰现在懂得了怎样与媒体配合。几天下来，资料收集了几大本，现场的见闻却不怎么乐观。这些年大同确实变化很大，经济飞速发展，已经跃居为新平市第一镇，但看它的质量内涵，却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除了烟筒多、污染严重之外，多的就是几个GDP百分点。
这些年下来，大同除了经济数量膨胀了许多以外，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变化，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每到夜晚，大同到处弥漫着一种不知何味的气体，那是化工厂在排放废气；而白天，还从未见过晴空万里的日子，能见度很低，远处司空见惯的群山，现在看到都是奢侈。幸福生活还是要以人为本。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准备与郎可丰谈一谈，特别是他那个《太平之路》，我倒是有了好多想法。他是以榜样的身份出现的，可大同却并不能成为这样的典范，那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典范，或者说他在哪个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还真想不出来，大同唯一能够傲视同行的只有GDP，除此之外我还真想不出它的优秀之处，难道就这样算了？我告诉老李，李哲说：“这怎么行，单位钱都收了，稿子发不出来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那怎么办？”老李说：“你试着变换一下角度。”我说：“也只能这样了，不过变换角度之前，我还要征求郎可丰的意见，看看他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老李说：“我这边很忙，郎可丰这里，你就全权处理吧。”我说：“好吧，但愿我们这次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当然，”老李说，“郎可丰还是有些东西的，你再与他谈谈，尽量地挖掘一下。”
我又一次与郎可丰坐在了一起。这一点，我想郎可丰是万万想不到的。他罢免了贾红的职务，却让她的老公来为他扬名立万，真是有点滑稽可笑。
双方在郎可丰的办公室坐定后，我把大街上抄来的一首改版歌词递给了郎可丰，目的是想杀一杀他的锐气。这类的传主大都刚愎自负，如果摁不住他，他的毛病会很大的，因而我并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而是把这首当地的改版歌让他看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只见郎可丰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不知如何是好，从他的表情看，我知道这是戳到他的要害了，不然他早就眉飞色舞、不可一世了。那首歌并不长，郎可丰却看了好长时间，它是这样改的：
我的家乡并不美
到处都是烟筒灰
污染了空气还不算
还要搭上地下水
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
坑害了一辈又一辈
要问这根源在哪里
地方官员无处推
为了几个GDP
管你痛苦与眼泪
要问这根源在哪里
地方政府是罪魁
为了飞黄与腾达
管你烟灭与灰飞
（新版《我的家乡美不美》）
果然，郎可丰看了这首改版歌词，情绪马上就没有了，但他是不会轻易缴械的，有的是反击的资本。定了定神，郎可丰灰着个脸问我：“你给我这些东西什么意思？”他显然还把我当作是一个大同人，或者说还把我当作那个大同的专职通讯员。
我说：“没什么意思啊。”我站在报社的角度不温不火。
“没什么意思你拿这个出来，是不是想阻止《太平之路》的出版？”他显然在考虑我这作者的资格问题了。
“你看有这个必要吗？”我反问他，我想即使他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不知是我在写这篇文章吧。
“我不管有没有这个必要，现在我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认清形势，那就是太平市的整个战略格局就是南下，而大同则是首当其冲，改革难免泥沙俱下，但形势是好的，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你别激动嘛，郎书记，我并没有说大同有什么不好嘛。这几天我在下面采访，遇到了这些情况，我觉得那个题目是不是太陈旧了点，给人一种传统的定性的感觉，这不在向你汇报吗。”
“那你说怎么写？”他简直有点急不可耐了，“大同的问题虽说不尽人意，但也不是乏善可陈，污染哪里没有？依我看大同的情况还算是好的，除了极个别的企业污染较为严重，整个面上还是不错的”。
“这不是我错不错的问题，《太平之路》，言下之意就是太平是怎么走过来的，它给人的感觉是榜样性的、传统的、高大全式的形象，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固定的模式。”
“怎么写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提供平台。”郎可丰冷冷的，他又恢复了他以前的狂傲。
“这没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看到的与当下所提倡的政策格格不入，大同是什么，它能代表整个太平？人家北方镇可是新兴产业的代表啊！这首歌词虽然写得不很准确，但也反映出现实中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题目是太平之路，那必须换一个角度，不然的话，这篇文章写出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换什么角度？你的角度就是讴歌现实生活的建设者，要唱响主旋律。”嗬，好一个漂亮的字眼啊！郎可丰真会做文章，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标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了，这可真是冠冕堂皇啊！
“唱响主旋律有若干个角度，批评就不是主旋律，我看不一定。郎书记，现在搞经济讲究绿色环保，我们这一片你看一下，有几个项目没有污染？文章一旦发表，肯定会有人来参观，到时候你让大家看什么呢，到处滚滚的浓烟还是臭气熏天的河流？国家提倡产业升级换代，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你要善于从现实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我们花钱为什么，总不能请你来给我们找毛病吧。宣传，要把我们的思路和决心告诉大家，为经济建设服务。”
“那当然了，这个社会积极的一面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浩然正气，一个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本来我还想深谈一下奉献和索取的关系，但看到郎可丰满脸的不高兴，也就算了，跟他这样的人讲奉献是不是有点对牛弹琴呢？
“索取可以，但索取的前提是奉献，没有奉献，哪来的索取。我希望你能转变观念，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
“我没消极啊，你怎么会认为是我消极呢？”
“你没消极，但我也没感觉你积极到哪里去。”
